儒家經典概說

在中國文化中，儒家學派是歷史上很重要的部分。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概括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的傳統文化基礎，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 也就是說，儒家以六經為圣經，遵循堯舜之道、以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周禮）為典范，以孔子為宗師，教化民眾的流派。自從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就成為中國學術的主流思想。

一、儒家學派的發展演變

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它是在孔子學說基礎上不斷發展演變形成的。儒學發展史大致可分為六個時期，即先秦儒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和現代新儒學。

先秦儒家誕生于春秋末年，為孔子所創立。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又是我國第一個職業教育家，他一生教學，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又刪訂《詩》《書》，修起《禮》《樂》，贊《易》，修《春秋》，制定了儒家經典。他還精研覃思，形成“仁義禮”一體論、仁政德治論和“君子”道德論，為儒家學派奠定了理論基礎。從此，作為有經典、有綱領、有徒眾的儒家學派正式問世了。孔子創立儒家，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一個學派的誕生，而且由于儒家講學之風的影響，促成了諸子爭鳴的形成和百家的誕生，帶來了中國學術繁榮的第一個高潮。

戰國是儒學壯大期。此時儒家得到初步發展，成為勢力強大的一世“顯學”。孟子和荀子是這時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

兩漢儒學，趨于獨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學校之官，建博士之職，儒學成為指導中國政治、思想、風俗的經典學問，形成影響深遠的經學。另一方面，儒學在兩漢又出現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古文經學以西漢末年的劉歆開先河。東漢時期，朝廷雖然只設今文博士，但治古文經學者大師輩出，賈逵、馬融、許慎、鄭玄，各領風騷，特別是鄭玄，他遍注群經，雜糅今古，從而以兼容并蓄的姿態息歇了今古文之爭，時稱“鄭學”。

魏晉玄學使得儒學向異教蛻變。玄學以《易》《老》《莊》為談資，號稱“三玄”。他們毀棄名教，輕薄禮法，用“虛”“無”以釋儒典，窈渺虛空，玄之又玄，大異儒家“修齊治平”之旨。

隋唐一統，儒學也復歸統一。陳隋之際，陸德明綜合南北訓詁，著《經典釋文》；唐貞觀年間，孔穎達、賈公彥等奉詔修纂《五經正義》，廣采博稽，玄學與漢經學熔為一爐。

宋明理學是儒學又一變種，統治中國意識形態的時間最長。理學由周敦頤、張載、邵雍開其端，程穎、程頤揚其波，而以朱熹集大成。降及元明，至于滿清，皆以理學為最高的言論行為準則，理學統治中國達三四百年之久。這一時期，一些理學家忘卻了孔子化時濟世的傳統，究心于“天理”、“人欲”之際，特別是王學末流，窮理盡性，以理殺人。儒學迂闊之弊，于此為極。

清代樸學，是對理學空談誤國的反動，也是中國儒學自身發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結果。清初學者以“復古”求解放，以經世致用相標榜，以漢學相號召，以切實為職志。顧炎武、黃宗羲、顏元、王夫之等并以求實、切理見稱于時。但隨著民族高壓政策的實施和文字獄的興起，發而為考據辨章、音韻訓詁，形成了以名物訓詁為特色的“樸學”風格。樸學盛于乾隆、嘉慶，故又稱“乾嘉學派”。清代樸學總體特征是重名物而輕義理，為學術而忽實用，雖整理文獻有余，而經世先王之志，亦已衰矣！

現代新儒學，是在西學東漸形勢下，吸收現代思想資料重建的儒學新流派。“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徹底結束了“儒學獨尊”的歷史，提倡民主，追求科學。不甘失落的中國學者，如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等人，以新思維、新方法、新理論，對傳統儒學重加梳理，使之注入新的靈魂，煥發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弘揚儒學、復興本土文化為職志的現代新儒家學派。

二、儒家主要經典

儒家經典主要有儒學十三經。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 宋時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十三經》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后來的《四書》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本章介紹的儒家經典主要包括有《周易》《尚書》《三禮》《論語》《孟子》。

《周易》，一名《易》，又稱《易經》。在中華國學經典中，《周易》位列群經之首。在古人看來，《周易》是一部闡釋宇宙變化規律的偉大著作，故有“《易》以道化”與“《易》以道陰陽”的說法。這部書的體例及表達方式與其他典籍不同，是一套由陰陽符號組成的完整卦畫系統，同時配以簡潔的文辭。這在國學經典中也是獨一無二的。

《尚書》，又稱《書》或《書經》，是我國歷史上最古老的一部政治、歷史文獻匯編，也是古代“六經”之一。古人有“書以道事”之說，《荀子·勸學篇》稱之為“政事之紀”。司馬遷也認為，《尚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太史公自序》）。書中保留了先秦時期虞夏商周的古代帝王政事、言論及號令等活動，是古代官方歷史文獻檔案的匯編。長期以來，這部書作為古代帝王及士大夫們必讀必尊的“大經大法”，為后世歷代統治者所倚重，是中國古代王朝政治的治國寶典及政治教科書，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禮是政治倫理、行為規范的總稱。今流傳下來的所謂“禮”有三種，即《周禮》《儀禮》《禮記》。《周禮》原名“周官”，是一部記載周代官制的著作，通過敘述周代各種官職及其職掌，表達了“大一統”國家政治制度藍圖的基本構想。在后人看來，它是一部蘊含豐富的“經國治事”寶典，也是中國古代王朝政治傳統的集中體現和制度模板，后世王朝的制度構建，都受到《周禮》的深刻影響。《儀禮》又稱《禮經》，是記載古代禮儀規范的禮學著作，書中內容，從冠婚饗射，到朝聘喪葬，涉及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留了很多遠古流傳下來的古代習俗、制度及禮儀傳統，猶如一部古代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后人了解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禮記》是一部先秦至兩漢時期儒家禮學研究文獻的匯編集，主要記載先秦儒家思想，或闡發古代禮制的本質內涵，或保存古代禮制的基本內容，對于我們進一步把握古代儒家思想的實質，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具有重要意義。

《論語》是一部記述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語錄體著作，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這部書篇幅雖然只有16000字左右，但它在國學經典中的地位，卻極為重要，素有儒家“圣經”之譽。2000多年來，《論語》一直是國人蒙學的必讀之書，其讀者數量堪稱世界之最。《論語》的內容包括政治主張、教育原則、倫理觀念、品德修養等方面，對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及道德理念的形成，曾產生過重大影響。

孟子是繼孔子之后儒家學派的一位大師，他繼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體系。他提出了“民貴君輕”、對人民作一定的讓步、反對掠奪性的戰爭等主張。他以“平治天下”為己任，游說諸侯，反對“霸道”，提倡以“仁”“義”為中心的所謂“仁政”“王道”。他發展了孔子的“宗周”思想，希望在諸侯中選出一個能夠王天下的君主。《孟子》一書，是孟子及其弟子和同時代人的談話記錄。

三、儒家的道德思想

與當今的法治社會不同，儒家用道德構建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主張用道德來調節、維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概括出仁、義、禮、智、信五個德目作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稱之為“五常”。在整個古代社會，五常始終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觀念，是處理人際關系最基本的行為準則，是個人修養最主要的內容，并且貫穿于整個道德生活之中。千百年來，它對中華民族的道德素質和道德精神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1．仁

從字源學上看，仁字從人從二，指人與人之間相依相耦，獨則無耦，耦則相親。可以說，仁是由人本身引申出來的行為原則，它要求人們以人為人，相親相愛，具有濃厚的人道精神。孔子首先對仁作了全面、深入的闡述，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故孔子的學說，后來又被稱為“仁”學。

仁者愛人，要求人們在處理人際系時關心人、愛護人、幫助人。儒家經典《禮記·禮運》所設計的“大同”社會中，描述了人與人相親相愛的情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孟子通過對人性的深刻反思，認為仁是人的本性之中所固有的一種內在的情感——“惻隱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用現代漢語來說，即人所固有的同情心。他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

仁是一種內在道德情感，愛人則是這種情感的外顯，它必須通過現實的行為表現出來。儒家提出的行為模式是取譬于己，推及于人，也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關于忠恕的含義，南宋朱熹解釋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論語集注釋》卷二）就是說，在以仁調節人際關系時，一方面，對人應盡心盡力，奉獻自己的愛心；另一方面，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不苛求于人。“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中庸》曰：“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大學》說得更具體：“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2．義

人們在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利益關系時，什么樣的行為是應該的、正當的，什么樣的行為是不應該的、不正當的，儒家提出的行為價值標準就是“義”。在儒家的孔子那里就已經明確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意思是君子對天下人及天下人所作之事、所為之行，既不能一味肯定、順從，也不能頑固地否定、拒斥，而要用義去進行判斷，以義作為行為的準則和評價的標準。

孟子把義說成是“羞惡之心”。所謂羞惡，即指善惡觀念，它是對善的喜好、肯定與遵循，對惡的否定、恥辱。以義為調節人際關系的價值準則，就是要求人們努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義，追求道義，根除、消滅不符合道德的惡的現象，好善而惡惡。《大學》把它概括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3．禮

儒家對禮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把“三禮”作為自己的經典，經過歷代學者的闡釋、論證、發展，越來越豐富，成為儒家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構建了一個龐大、完善的禮的體系。從大的方面而言，儒家以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概括主要的社會道德關系，提出的五倫之禮是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敬，朋友有信；具體到特定的關系例如父子關系，又規定子女孝順敬父母之禮是敬順、敬養、承教、繼志、送死、祭祀等。

在儒家看來，禮是為人所必需的，是立人之本，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據。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論語·泰伯》）“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儒家的禮，不僅規定了社會結構和秩序中各個角色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還詳細規定了它們各自不同的行為規范，提出了各自不同的道德要求。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說，君要像一個君，臣要像一個臣，父要像一個父，子要像一個子。處于社會結構中任何地位的人，他的行為必須與自己的社會身份相符合，即必須遵守禮所規定的行為模式。

《論語》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和”，即是禮的內在精神價值。人際交往中有分則有別，有別即需敬，有敬斯有讓，有讓即為和。儒家講的“禮之和”，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為目的，它是為了造就人際關系的和諧；作為手段，則是處理人際關系、規范自身行為的標準。

4．智

所謂“智”即知識和理性，在儒家道德思想中主要指道德認識和道德理性，孟子把它規定為“是非之心”，即人們思想中的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和觀念，它是儒家強調的處理人際關系的理性原則。

“智”的核心功能即明辨是非善惡，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儒家認為，人們在道德行為選擇中，不僅要知道哪些事情“可為”，還有明了哪些事情“不可為”，這樣才能作出正確的道德決斷。《中庸》就把智作為“三達德”（知、仁、勇）之首，就是要求人們首先獲得認識，樹立正確的是非善惡觀念。

人是社會性動物，欲是人的自然物質需要，《孟子》說“食、色，性也。”就是肯定食欲與性欲是人類最基本的兩大自然屬性。但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不在自然物質情欲，而在于人有社會道德理性。孔子“克己復禮”、孟子“養心寡欲”的觀點，都是強調以道德理性制約、疏導自己的自然情欲，只有這樣，才能顯示人的尊嚴。

5．信

信是儒家道德重要的德目。信從人從言，本指人所說的話，許下的諾言、誓言，故常與忠、誠連語為忠信、忠誠。作為道德范疇，它的核心內涵是真實無妄，即對某種信念、原則和語言出自內心的忠誠。《中庸》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孟子》也說：“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就是強調人應該效法天道真實無妄的品德。

信被儒家認為立人之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信也是立國之本，孔子說一個國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信作為人際交往的行為規范就是誠實不欺，講究信譽，信守諾言。孔子以信為其“四教”科目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要求人們講究信義，做到言而有信，行而有信。“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

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政治、文化方面，也體現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行為和思維方式之中。儒家學派原來只是中國古代學派中的一支，但是自從漢朝以來，各朝各代幾乎都將儒家學派奉為正統思想，長期占有獨尊的地位。因此，儒家思想不僅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也影響了一些亞洲國家。近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國力日益強盛，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已不僅限于中國和亞洲了，在全世界掀起了學習漢語的狂潮，孔子學院已經遍布許多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