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清水里的刀子》

◎白草

《清水里的刀子》完成于1997年，次年發表于《人民文學》第5期。那時候的文學氛圍是好的，單純，甚至可說純粹，只要發現一篇好作品，朋友們都會相互告知，交流閱讀感受，比自己發表了還要高興。我讀小說后，很快寫了一篇短評。其實，當時我讀石舒清作品不多，也不了解他這個人。故而短文中我把石舒清歸入廢名、汪曾祺一類，歸入田園抒情類風格，顯然屬于瞎說。后來，《朔方》編輯部吳善珍老師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談《清水里的刀子》，文章末尾糾正了我的看法，吳老師溫婉、善意地寫道：“你這說法不對，石舒清小說風格別屬一路，他的名字就已有所顯示，既舒且清啊。這篇文章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也把它作為一種對自己的教訓，寫文章時不可妄下斷語，亂開口。

2001年，《清水里的刀子》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那時我負責編輯《新消息報》“原野”文學副刊，做了一期專版，其中有一篇我對石舒清的訪談，里面說道，小說得獎應該是他創作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意味著由此跨入全國作家行列。石舒清似乎并不愿多談作品以及獲獎事，他說了一句至今我都難以忘記的話：“我們寧夏青年作家的資質和心態比較而言是不錯的，希望大家互相鼓勁，穩穩地寫下去。”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句話所包含意義甚深：一個地區的文學環境、風貌之良好與否，會影響到每一個寫作者。同期我還發表了南臺老師的一篇祝賀文章，南臺老師寫道，對作家而言，寫小說猶如“生孩子”，俗話說“不生孩子不知道肚子疼”，現在“孩子”得到社會認可了，肚子沒白疼，是值得欣喜的。

后來我與石舒清由相識至熟識，多少了解一些他的寫作情況。20世紀90年代，石舒清還在老家工作、生活，每到周末，便獨自騎著自行車往南華山而去，一路走走停停，天高地曠，有時到墳園里面，一待便是大半天，看著野草小花在風中搖曳，小蟲飛來飛去，寂靜而又熱鬧，抬眼望去，長空碧藍如洗，有鳥兒劃過。我想，他此時所體驗到的，一定是某種充溢胸間的生命和感動。諸種體驗，轉化為他的創作資源。借用楊萬里的一個描述，即是“萬象畢來，獻余詩材”。

關于小說本身，石舒清曾對我說過，《清水里的刀子》在他目前所有作品當中，并非為自己最中意、喜歡的一篇，可偏偏就是這篇獲了獎。訪談時，石舒清說過，正因為評上了，所以大家爭著說評上的理由，倘若未評上呢？那當然還有著一堆沒評上的理由。他自己也一直思考，為什么會是《清水里的刀子》，而不是《恩典》《盜骨》《鄉土一隅》《小青驢》《旱年》《開花的院子》等其中的任何一篇？《清水里的刀子》一定在哪一點上觸動了社會的某種心理，或傳達出了文化上的某種需要，或感應了時代的某種神經，因而才被選中。他隱約覺得，90年代有一時段，社會文化心理上對生死觀念感到興味和興趣，而表現了回族生死觀的《清水里的刀子》，恰于此時誕生，或許正好提供了另一種相近的看法，成為時代心理需要的一部分，亦未可知。

《清水里的刀子》無疑已成為石舒清的一個代表作，這是文學史的力量，非作家所可左右，各種評論、言說和閱讀行為早就累積并擴大了作品的內涵，以致有些內涵和意義，恐怕連作家本人都會覺得陌生。但小說的基本主題畢竟是確定的：它寫了生死觀念。從通識角度說，小說包含了一個人人皆懂的簡單道理：這是大自然為人所準備的禮物，人人有份，絕對公平，再得意的人，最后也要謙卑地領受。墳院之門，就是生死之門，在這里多站站，多想想，是有好處的，覺悟的人便會產生一種“覺悟的幸福”。小說的優異之處，是把簡單的道理寫得生動、新鮮，而又略帶傷感氣息，整個文本顯得元氣淋漓。記憶中昨日鮮花般年輕好看的媳婦，今天轉眼成了一個墳包，以及清澈得像要生出蓮花的水，皆為小說出彩之筆，意象新穎，令人難忘。即此亦可見出石舒清豐富的想象力。

小說還有一個主題，至今未被注意到：紀念亡故的人，一枚棗子和一匹駱駝的分量相等，這是一個基本理念，亦是紀念的真正含義。可是，在世俗化過程中，漸趨于駱駝的分量重于棗子，牛的分量重于雞、羊。觀念變異體現于父子之間，因而產生分歧，形成小說內在張力。父子并未出現對立、矛盾，卻于歧異中，把一個近乎于宿命般的、需要到了特定年齡才可體會的認識或觀念，顯示了出來：兒子怕人說閑話，要把儀式做得隆重些；可在已多少參透了生死的父親眼中，所謂紀念，只要記在活人的心間，便夠了，與牛羊何關。倒是那頭與自己相伴的老牛，讓他生出一種深深的愧疚。人與貓狗相處得久了，亦會產生出不舍的情感，何況大牲如牛——一頭被役使的牛，背上挨了多少鞭子，“度過了自己艱辛的一生”，想及此，老人“覺得愧疚而難過”。我以為，這才是小說文本今天需要挖掘出的一個主題，是真正打動人心的地方。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在一頭將要離世的老牛身上，體會到了混合著難過、不舍、愧疚等情感，這一點，與傳統中國文化中生命平等以及人道觀念深相契合。倘說小說多出了一點什么，那就是，老人憑著感性意識，認識到連一頭老牛都“知道”自己終結之時日，自己生而為人，竟然不知道大限何時來到。實際上，這一點也與優秀傳統文化深相契合：動物感應天地自然之氣，有如小說中這頭老牛，當然感應到且“知道”了——“牛寧靜端莊地站在那里，像一個穿越了時空明澈一切的老人。它依然在不緩不急、津津有味地反芻著，它平靜淡泊的目光像是看見了什么，又像是什么也無意看”。石舒清不會把牛寫成人的角色，那樣太過火、亦太煽情。他只是寫到，我們看它“像”一個老人，僅此而已。牛還是那頭牛，可那多出的關于生死描寫的部分，會令人信服地接受。

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我也觀看了。畫面優美，具有強烈的沖擊力。兩個非職業演員，本色自然，我感覺就在演員想要演出“自己”時，又顯得拘謹起來，似乎被什么牽絆著，尤其飾演老人的演員，未能把一種精神和韻味盡情、盡興地表現出來。也許，這是挑剔的說法——小說文本中對老人形象的刻畫，原本采用了心理描寫。心理描寫乃小說特權，卻是電影藝術的弱項。詩有別材，非關書也；電影亦當“有別材”——它關乎演技、故事以及視覺效果，此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