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連昌宮詞》有句云：“爾后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陳寅恪、周相錄先生先后對“六皇帝”的“六”這一數字提出質疑。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推斷：“自玄宗不到離宮之后，順數至‘今皇’即憲宗，只有五帝……頗疑微之于本朝君主傳代之數，似不應偽誤至此，而諉為野老記憶不真之言。”周相錄在《元稹生平與作品考索》《元稹〈連昌宮詞〉“爾后相傳六皇帝”辨正》中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六”為“三”之訛誤，他通過考證元稹《沂國公魏博德政碑》中“五紀四宗，容受隱忍”之“四宗”具體所指，結合《連昌宮詞》前后語境，提出元稹詩中“爾后相傳”的“六皇帝”實際上應該是代德順“三皇帝”。至于“三皇帝”何以在流傳過程中成為“六”，周先生從書籍流傳歷史解釋為其“以抄本流傳，抄寫之時，草體之‘三’本已近‘六’，再益以年久漫漶，如末筆中缺，更與‘六’真假難辨”。

究竟“爾后相傳”幾“皇帝”？陳、周二位先生見仁見智，提出不同見解。筆者經考證分析，認為“六皇帝”之“六”，并非是“五”或“三”的訛誤，“六”字本身并無誤，有誤的是《全唐詩》中此詩的小注，從而帶來后世讀者不必要的歧解。

一、 小注乃后世誤解之根源

筆者翻檢目力所及有關《連昌宮詞》的研究資料，陳寅恪先生應是提出“爾后相傳六皇帝”詩句有誤的第一人，而這一問題之所以會引起陳先生的注意，原因即在于他發現《全唐詩》卷一九元稹《連昌宮詞》此句下的小注是“肅代德順憲穆”。卞孝萱《元稹年譜》中未涉及陳論“六”應為“五”之說。周相錄先生同意陳文中“六皇帝”之“六”有誤的看法，又指出元稹創作《連昌宮詞》的時間為憲宗朝，既然李純當時尚在，注中“憲宗”這一駕崩后的廟號和其后的穆宗又從何談起呢？于是，他順著這一思路對“六皇帝”進行再思考。

本文試圖換一種思路對此問題進行分析。文學史中有關文體及文論的研究告訴我們，在詩與注孰先孰后的關系上，先有詩后有注是不爭的事實。陳寅恪先生“嘗遍考諸本，俱作‘六’，無作‘五’者”說明此詩流傳一千余年，可以見到的版本均一致為“六”，未曾有差別。至于“肅代德順憲穆”這一小注的來源，“非元稹手筆至為明白（盧文弨校宋本、宋蜀本、明楊循吉抄宋本、四部叢刊本等《連昌宮詞》均無此注文）”。既非元稹親筆所注，其他可見版本亦無此注文，那么極大可能最早出現于《全唐詩》，而這正是引發陳寅恪先生對“六皇帝”數目之訛誤提出質疑的文本依據。

1960年中華書局重印本《全唐詩》卷首“點校說明”云：“然而這樣一部近千卷的大書，卻只以十人之力，不足兩年的時間編成，這就必然會有許多偽舛疏漏之處。當時朱彝尊已有‘業經進呈，成書不說’之嘆（見《晨風閣叢書·潛采堂書目四種》之一《全唐詩未備書目》后馮登府記），這也是過去一般官修書不愿深究的積習。我們認為，這部《全唐詩》的缺點，約而言之，有下列幾類：一、誤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傳、小注舛誤……四、編次不當……五、其他……以上僅舉其大端而言，其他細節偽舛處尚多。”可見，《全唐詩》中“肅代德順憲穆”這一小注存在錯誤的可能性極大。我們應該對小注進行刊誤辨正，而不是循此回溯原詩，糾結詩句本身是否舛誤。其實，周先生也指出了小注中的“‘憲穆’存在無據”，但他并沒有沿著已有質疑深究其因，而是另辟他途，并得出“‘爾后相傳六皇帝’之‘六’也就注定是錯誤的了”這一結論，令人難以認同。詩在前，注在后；詩是因，注是果。小注存在偽謬就推論出原詩是錯誤的，顛倒了詩與注的先后關系和因果關系，以此為出發點的論證在邏輯上是無法成立的。

二、 解讀“爾后”一詞

再次回到《連昌宮詞》詩歌本身，前兩句是作者所見連昌宮今景（或為依題懸擬），自第三句至“楊氏諸姨車斗風”句，借“宮邊老翁”之口講述昔日連昌宮繁華雍容、令人流連忘返的盛景，其真偽陳寅恪、卞孝萱已作過充分考證，不再贅述。接下來元稹詩句筆鋒一轉，寫道：

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

兩京定后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閉樹宛然。

爾后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

《元稹集》“明年十月”句下注云：“《全唐詩》注：天寶十三年（‘年’當作‘載’），祿山破洛陽。按：安祿山破東都當在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元稹所記與同上所注均誤。”據史料記載，安祿山于天寶十四載（755年）起兵反唐，非十三載。此注一則再次印證了前文《全唐詩》小注多謬誤的說法，二則可確定詩歌是以“宮邊老翁”的視角為線索展開，以他“小年進食曾因入”的所見所聞為講述開端，那么，此詩的敘事時間基點就是“明年”的前一年，即天寶十三載（754）。“爾后相傳六皇帝”亦與這一時間基點相關。“爾后”既不是陳寅恪先生認為的自肅宗后，也不是周相錄先生認為的自代宗后，而是敘事的時間基點即天寶十三載之后。天寶十五載（756），肅宗于靈武即位，尊玄宗為太上皇，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時間里，玄宗依然是“皇帝”。至此即可明了，“爾后”的“六皇帝”即指天寶十三載之后依然在位的玄宗和其后的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六人。至于周先生所謂元稹寫當時見在的憲宗“不到離宮”尚屬未知，不可用已然語氣，故“爾后相傳”之皇帝不含憲宗，筆者認為“不到離宮”只是陳述截止寫詩時的事實而已，并未言其終身“不到”，借此排除憲宗在“六宗”之外未免牽強。

三、 釋義“相傳”一詞

筆者認為，對“爾后相傳六黃帝”之“相傳”一詞的理解，亦是解決本問題的又一關捩。

《全唐詩》中“相傳”一詞共出現50次（不包括重出詩在內）。根據詩歌前后語境，將其釋義歸納如下：

（一） 傳遞、傳送、傳達、傳授

銀河半倚鳳凰臺，玉酒相傳鸚鵡杯。

（李適《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彩衣行不廢，儒服代相傳。

（權德輿《送韓孝廉侍從赴舉》）

昔年曾遇火龍君，一劍相傳伴此身。

（呂巖《得火龍真人劍法》）

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

（白居易《感秋詠意》）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

（劉禹錫《雜曲歌辭·踏歌行》）

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

（李白《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箓畢歸北海》）

公侯終必復，經術昔相傳。

（杜甫《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二） 流傳、傳說、傳聞

虞世巡百越，相傳葬九疑。

（宋之問《桂州黃潭舜祠》）

歷陽舊事曾為鱉，鯀穴相傳有化能。

（元稹《遭風二十韻》）

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

（杜甫《石筍行》）

相傳羽化時，云鶴滿峰戀。

（元結《登九疑第二峰》）

競渡相傳為汨羅，不能止遏意無他。

（白居易《和萬州楊使君四絕句·競渡》）

上有一巖屋，相傳靈人宅。

（楊衡《游陸先生故巖居》）

潏潏寒光濺路塵，相傳妖物此潛身。

（羅隱《野狐泉》）

元稹所作的《遭風二十韻》一詩中，“歷陽舊事曾為鱉，鯀穴相傳有化能”的“相傳”即意為傳聞、傳說、據說。陳寅恪、周相錄二位先生對“爾后相傳六皇帝”之“相傳”的理解均為古代君主傳代或傳遞皇位之義，但由以上例證可看出，這并不是“相傳”的唯一解釋。而且，陳、周二人對“相傳”的理解也是引起究竟“爾后”幾個“皇帝”之爭的又一原因，那么，此處“相傳”的用法和意義應另作他解為傳聞、傳說、據說，與“鯀穴相傳有化能”之“相傳”的用法相同，不但更加符合“宮邊老翁”的敘事語氣，而且也能對“爾后”的“六皇帝”進行正確解讀。

四、 “省略”的修辭方式

“爾后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句之所以引起陳、周二位先生的誤讀，除“爾后”的具體時間不確定、對“相傳”的理解有偏差之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此處運用了省略的修辭手法。省略是“依靠語言環境的幫助，省用某些成分以使語辭簡潔”，詩歌語言中的省略好比中國水墨畫的“留白”，既具有一定引發聯想的彈性之美，但也會使原本就已含蓄、精練的詩句具有一種語法關系的不確定性，讀者在閱讀時對詩句做多向度的、不同意義的理解也極為可能。公元757年唐軍收復長安、洛陽，兩京平定，“兩京定后六七年”即唐代宗廣德年間，“宮邊老翁”在戰亂過后回到連昌宮前“尋家舍”，見到“莊園燒盡有枯井”，戰亂使百姓家園遭劫，一片蕭索。視角轉到連昌宮前，看到“行宮門閉樹宛然”，“樹宛然”照應詩歌開頭“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句，有“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的物是人非之感。需要注意的是，前文已經寫到“行宮門閉”，此處再次提及“門久閉”，詩句意義上有重復。這并非作者疏忽所致，而是省略了一句至關重要的連接句，即作者的疑問：“行宮門閉因何故？”因聽聞“宮邊老翁”描述昔日連昌宮歌舞升平，幾年之后卻大門緊閉而引發疑問。“爾后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就是“宮邊老翁”對作者的解答：傳聞（在那年之后）玄宗和其后的幾位皇帝都沒再到連昌宮來過，所以才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暗指鄰近連昌宮的東都洛陽政治地位江河日下，李唐王朝的政治又以西都長安為主，“玄武樓成花萼廢”用玄宗時建的花萼樓之廢、德宗時建的玄武樓之成兩個意象代指幾代君王政事變遷和玄宗開元盛世的結束，是對“行宮門久閉”的補充解釋，與“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有異曲同工之妙。

綜上所述，元稹《連昌宮詞》中“爾后相傳六皇帝”句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因讀者對個別字義、上下文關系、原文與注釋的解讀等出現偏差，以致出現文本誤讀。本論文對誤讀之處進行一一梳理辨正，重新考證字句含義，確定相關時間節點，挖掘“意不淺露，語不窮盡”的詩歌中省略掉的關鍵語句，以解答此前讀者存疑的若干問題。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