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與“散文”

“古文”這個詞表示多種不同概念，一般是指古代文字、古代文章。經學史上，因為漢代發現用先秦古文字（籀文）書寫的儒家經典與傳世經典文字（隸書）不同，是為“古文經”，引起經學長時期的今、古文之爭。文學史上，唐人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反對“駢四儷六”、雕繡藻繪的駢文，提倡復興先秦盛漢單行散體的文體，稱為“古文”，一時造成聲勢，用個近代概念，稱為“古文運動”。唐宋以來，這種“古文”成為文章寫作和散文創作的主導文體，是本文將要討論的。

至于“散文”，定義很難下。在文學理論（實際是西方的文學理論）里，“散文”作為文學樣式，是與詩歌、小說、戲劇并列的文學“樣式”，指一種自由松散地進行敘事、描寫、抒情、議論的“文學”作品。細分起來，又有隨筆、小品、雜文、報告文學等不同體裁。但由于它體制“自由松散”，什么樣的作品算“散文”，具體包容范圍如何，也就相當模糊。總的說來，散文是一種短篇文章，不同于各類政治、思想、學術論著，能夠體現點作者的“主觀創作”意識，在行文上有點感情和文采、講究點“藝術性”。至于上面這幾“點”如何把握，如何用來衡量具體作品，就得見仁見智了。

具體到中國古代文章，情形更為復雜。這和魯迅所說的“文學的自覺”觀念在中國明晰較晚有很大關系。如本刊前面刊載的《說“四六”》（《古典文學知識》2016年第2、3期）一文所指出的，唐、宋以前，文章主要是“實用”的。講先秦、兩漢文學史，講“諸子散文”“史傳散文”“政論散文”等，嚴格說來，那都是學術著作、歷史著作、政治論文，都不能算是純正的“散文”。魯迅講小說史，提出“唐人始有意為小說”，是說到唐代，才有基于作者的“幻設”“作意”寫出來的、作為自覺的文學創作的“小說”（《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那就意味著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例如《搜神記》）、志人小說（例如《世說新語》）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的小說。實則文學散文的情況類似。下面拿兩個例子來說明。

南朝梁武帝時，臨川王蕭宏率兵討伐北魏，曾在齊、梁擔任過江州（今湖南九江市）刺史、已經投降北魏的陳伯之率兵相拒，蕭宏請幕僚、也是陳伯之的朋友丘遲（464—508）寫了一封勸降信。這就是收在《文選》里的名作《與陳伯之書》。信的前半大部分文字分析形勢，曉以利害，指出其依魏之非計，亡命之悖謬，勸對方“迷途知返”。這是訴之于理；最后用一小節描寫江南風光，這是陳伯之故鄉風景，動之以情。文曰：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于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這里用了兩個戰國人典故：“廉公之思趙將”，是說廉頗本為趙國上卿，因為不被趙悼襄王重用而投奔魏國，卻又不為魏王信重，后來趙國困于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于趙；“吳子之泣西河”，是說吳起仕魏，治西河之外，即今陜西合陽一帶，魏武侯聽信讒言召吳起，吳起臨行，望西河而泣。兩個典故都是講懷抱忠心的臣下遭受讒害，用在這里，有對陳伯之的叛變行為加以緩頰的用意。在這段文字前面，是短短十六個字，生動地描摹一幅江南三月暮春風光，意在啟發對方的“故國”之思，確是神來之筆。宋湘（1757—1862）《論詩八首》之七說：“文章絕妙有丘遲，一紙書中百首詩。正在將軍旗鼓處，忽然花雜草長時。”據說當初“伯之得書，乃于壽陽（今山西壽陽縣）擁兵八千歸降”。在文學史上，這篇文章被贊許，特別著眼在自然景物的描寫。這封信與大體同時期的陶弘景（456—536）的《答謝中書書》和吳均（469—520）的《與朱元思書》，同被看做是唐、宋繁榮的山水散文的濫觴。

再看另一篇文章，柳宗元“永州八記”里的一篇《至小丘西山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倏爾遠游，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和他的“永州八記”人們耳熟能詳，不煩另作解說。如果僅從兩篇文章對自然景物的描寫看，都鮮明生動，字字珠玉，是絕佳文字。但就總體相比較，兩者有很大的不同：

一，丘遲文章的文體是書信，是“應用文”，描寫自然風景只是附帶部分；柳宗元的文章是一篇“記”，專門“記”小石潭，小石潭風光是這篇文字的主體。

二，前者的寫作以勸降為目的，書寫目的是現實的、理性的；后者則是借自然景物抒寫作者個人的游興，是主觀構想的產物。

三，兩者描摹自然風光的美都具有供人欣賞的美學意義，但在前者，這種贊賞是說理的補充，是附帶的，而在后者，抒發、欣賞小石潭的美則是寫作的主要目的。

文學史上講柳宗元在文學寫作上的貢獻之一，是他寫出了成熟的山水游記，確立了“山水記”這一散文體裁的歷史地位。從前面的對比中可以明確，柳宗元的山水游記與丘遲書信的景物描寫確有根本不同，就是后者乃是出于作者主觀構想的藝術創作。對于這種藝術創作的“主觀”性質，到過永州的人，拿柳宗元的描寫和當地景物加以對比就可以領會。經過一千幾百年，草樹等景觀會發生改變，但陵谷不會有大的變遷。如今永州的實際景象是，柳宗元描繪的丘壑縱橫、奇峰峻嶺的西山不過是低矮的山丘，婉轉曲折、奔流激越的小溪也只是平常的溝渠而已。在柳宗元給朋友寫的信里曾描寫與上述《小石潭記》等作品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永州于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仆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與李翰林建書》）柳宗元在永州還寫過一篇《囚山賦》。他把永州寫成群山圍困的牢獄。那是他心里的另一樣永州山水。唐時的永州本是南荒僻遠小州，基本還沒有開發。這后一類描寫顯然更接近真實。由此可知《小石潭記》等《永州八記》里描寫的永州山水顯然是帶著作者強烈主觀感情的藝術創作的產物。林紓評論柳宗元說他“文有詩情”（《柳文研究法》），他的山水游記正突出地體現了主觀的“詩情”。清人劉開（1784—1824）在《與阮蕓臺宮保（阮元）論文書》一文里又說“柳州始創為山水雜記之體”。所謂“始創”，也是肯定柳宗元寫作“山水雜記”有所創新，推動這一體創作走向成熟。當然在柳宗元之前，如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元結（《右溪記》）等人已經寫出一些描摹自然風光的優美篇章。應當說這些也給柳宗元創作成熟的山水散文做了準備。

這樣，柳宗元利用“古文”寫的山水游記，乃是出自他的主觀構想、具有獨立的美學欣賞意義的創作。這已經是不同于一般應用文字的文學散文。

唐代“古文”家的創作，仍多采用漢魏以來的“實用”文章體裁，如書啟、記序、碑志、傳狀等，但從總體說，它們已體現出前所未有的藝術創新價值，乃是作家主觀創作的成果，是真正意義的“文學散文”。例如碑志，一般評價韓文中以碑志為第一。韓愈那些優秀的碑志作品已經完全打破漢魏以來作為紀念、頌揚死者的“應用”文字的傳統格局，寫成具有一定思想內容、藝術技巧純熟的記述人物的散文。下面還將舉例介紹。

不過應當指出，上面用了“純正的‘散文’”“真正意義的文學散文”之類說法，是因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算是散文，時代越是靠前，標準越是寬松。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散文發展的具體狀況，一般還是要承認先秦兩漢的“諸子散文”“史傳散文”“政論散文”為“散文”的。不過越是靠后的作品，判斷就越加嚴格了。沒有人把《清史稿》當做“史傳散文”的，盡管有些段落也是文采盎然；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則往往在兩可之間。

總之，正如前面引述魯迅講的“唐人始有意為小說”，是說唐傳奇作為文學樣式才具有“小說”充分成熟的形態；唐代散文的發展與小說處在同一個文學創新的潮流之中。唐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面轉折時期。思想觀念在發生重大轉變，文學觀念、文學創作隨之發生演變。文學散文的成熟是這重大演變的一端。

“古文”與“傳奇”

上面說到唐代散文與小說的發展處在同一文學演變的潮流之中。二者的發展相互關聯、相互影響。

關于這一點，宋人陳師道（1053—1101）《詩話》里記載的一個掌故可給人以啟發：

范文正公（仲淹）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铏所著小說也。

尹師魯（名洙，1001—1047）這個評論，陳振孫（？—1261？）在《直齋書錄解題》里說“蓋一時戲笑之談耳”。尹師魯博聞強記，知通今古，和范仲淹（989—1052）是朋友。仁宗朝，范與宰相呂夷簡相忤，貶饒州（今江西鄱陽縣），其時尹師魯為太子中允，上疏辯護，牽連被貶監郢州（今湖北鐘祥市）酒稅。他對友人寫的《岳陽樓記》的評論雖出戲謔，確也指出了這篇文章表現上的特點。

《傳奇》是晚唐裴的一部志怪小說集。裴在僖宗（874—888）年間做過靜海節度使（靜海軍，轄地占今越南北部）高駢的幕僚。高駢好神仙道術，他應有同好，所作《傳奇》所述“皆神仙恢譎事”（《郡齋讀書志》）。傳奇創作發展到晚唐，已是其爛熟期。這部作品總體水平不能和以前的《李娃傳》《鶯鶯傳》《霍小玉傳》等優秀作品相比，但其中《鄭德麟》《聶隱娘》《裴航》《陶尹二君》等篇設想奇詭，描摹生動，也算是晚唐傳奇里較優秀、有特色的作品。尹師魯說《岳陽樓記》是“《傳奇》體”，也是著眼于二者表達技巧有相似處。范仲淹“用對語說時景”一段如下：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拿裴的《傳奇》文字與之相比照，兩者明顯類似點有二：一是二者行文基本都用駢體；再是二者都使用描摹手法。文學創作講究形象性，重描摹，這后一點在考察散文發展形態上是個重要標準。

錢鐘書在《管錐篇》里討論梁江淹的《四時賦》《麗色賦》，同樣聯系到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指出其中“春和景明”云云描寫洞庭風景一段文字，“艷縟損格，不足比歐、蘇之簡淡”，又批評“尹洙抗志希古，糠秕六代，唐文舍韓、柳外，即視同鄶下，故讀范《記》而不識本源。”（《管錐篇》第1408—1410頁）他批評尹洙不知道《岳陽樓記》這一段因襲了江淹的寫法。如果從“用對語說時景”角度看，江淹與范仲淹兩人的文章確有繼承關系。下面是江淹《四時賦》里的一段：

若乃旭日始暖，蕙草可織，園桃紅點，流水碧色。思舊都兮心斷，憐故人兮無極。至若炎云峰起，芳樹未移，澤蘭生坂，朱荷出池。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若夫秋風一至，白露團團，明月生波，螢火迎寒。眷庭中之梧桐，念機上之羅紈。至于冬陰北邊，永夜不曉，平蕪際海，千里飛鳥。何嘗不夢帝城之阡陌，憶故都之臺沼。

兩相比照，主要類似點在都是用排比手法寫四時風景，又都用駢體。但認真分析，兩者寫法有根本不同：江淹不是寫實景，基本是組織事典，加以藻繪形容，這是六朝賦的典型寫法；而范仲淹則是對真實情境的生動描繪：面對浩淼的洞庭湖，聯想到宇宙浩瀚，人生起伏，抒寫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志愿。至于這種文字是否“艷縟損格”，則各人所見不同了。

錢鐘書還舉出歐、蘇同樣是登臨寫景、按時間變化加以描寫的文章，說他們的寫法更為“簡淡”。他沒有舉出具體作品。這里姑且看看寫法類似的例子：歐陽修的《醉翁亭記》：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云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又蘇軾的《放鶴亭記》：

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于斯亭而樂之。

這兩篇的寫法，就描寫真情實境一點，確實與《岳陽樓記》有類似處。兩者寫得確實也更為靈活淡雅。黃宗羲論文有一個看法：“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論文管見》）這樣從總體看，《岳陽樓記》和這兩篇作品的行文又確實與裴《傳奇》有一致之處。

關于唐代“古文”與傳奇小說的關系，陳寅恪又曾說：

中國文學史中別有一可注意之點焉，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于貞元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中之中堅人物是也……是故唐代貞元元和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世，復更輾轉為后來所則效，本與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體制也。（《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

后來他寫關于韓愈的專論，又論述韓愈的“古文”與傳奇小說的關系：

……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兩漢之文體，改作唐代當時民間流行之小說，欲借以一掃腐化僵化不適用于人生之駢體文，作此嘗試而能成功者，故名雖復古，實則通今，在當時為最便宣傳，甚合實際之文體也。（《論韓愈》）

這就精辟地揭示“古文運動”和傳奇小說在文體上的一致處，并把這種一致歸結到同一的社會背景和社會需求。實則類似的意見魯迅也說過，他在《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一文中指出：

晉人尚清談，講標格，常以寥寥數言，立致通顯，所以那時的小說，多是記載畸行雋語的《世說》一類，其實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門書。唐以詩文取士，但也看社會的名聲，所以士子入京應試，也須豫先干謁名公，呈獻詩文，冀其稱譽，這詩文叫做“行卷”。詩文既濫，人不欲觀，有的就用傳奇文，來希圖一新耳目，獲得特效了，于是那些的傳奇文，也就和“敲門磚”很有關系。

這樣，說《岳陽樓記》乃是“《傳奇》體”，實則表明唐、宋“古文”與傳奇創作寫法上相類、發展上相促進。這也是文學發展中各種樣式相互作用的具有規律性的現象。

前面提到韓愈的有些碑志乃是優秀的文學散文。另如韓、柳寫的“傳”，其中包括寓言性質的所謂“寓傳”，如韓愈的《張中丞傳后敘》《圬者王承福傳》《毛穎傳》，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童區寄傳》等，無論是構思還是寫法，也都和當時流行的傳奇類似。

這樣，“古文”作為文學散文的發展，得力于與唐傳奇寫作的相互交流與借鑒。正是在這樣的交流與借鑒中，兩者作為自覺的文學創作的性格形成、確立下來。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