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

再看與上一篇題材、內容類似的同時期作品《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送石處士寫招聘，寫送行，寫祝愿，還是“實”在的內容，只是寫法用“虛”。

烏重胤召請石洪之后，經石洪介紹，又請溫造。韓愈《寄盧仝》詩寫到：“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仆從塞閭里。”“水北山人”指石洪，“水南山人”指溫造。兩個人的身份、情形類似，詩的譏刺之意溢于言表。同樣的題材和主題，要表達同樣的用意，要避免寫法重復；因為作者同樣要用曲筆表達深微的立意，同樣要“虛”寫，用“虛”的手段要有所不同。送溫處士不只是寫法的“虛”，而是進一步構想用“虛”，完全與事“實”不著邊際。

文章化用一個《戰國策·燕策二》里人們耳熟能詳的伯樂相馬的典故。原典是說有人對告伯樂說有駿馬想賣掉，牽到市面三天，沒有人搭理，他請伯樂圍著馬轉一圈，看一看，離開的時候又回頭看看，結果馬價增加十倍。后來東方朔的賦《七諫·哀命》里用典說：“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清人趙翼在《陔余叢考》里考證這位王良就是伯樂。韓愈的《雜說》四首的第四篇就是利用這個典故加以生發，以說明識別人才的人之難得，以抒寫對于才能埋沒、大才難施的感慨。而送溫處士這一篇則利用伯樂這個歷史人物，另作“新典”：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如此自我作古，接著，就他憑空制作的這個典故展開議論：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茍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第三步，再以這個“新典”做譬，以說明烏重胤招聘石洪、溫造事：東都固士大夫之冀比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后面三小節，次第說明以治國得人的重要，抒寫友人受聘離去的感懷和鄭余慶率下屬賦詩送行的美意。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邪？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后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

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這篇文字同樣巧妙地是寓諷喻于祝頌，寫法則如朱宗洛在《古文一隅》里所評論：行文須知避實擊虛之法，如題是《送溫處士》，便當贊美溫生。作者已有送石生文，便從彼聯絡下來，想出‘空’‘群’二字，全用吞吐之筆，令讀者于言外得溫生之賢，而烏公能得士意亦于筆端帶出。此所謂避實擊虛法也。錢鐘書《管錐編》第二卷里評論《雜說》里的“世有伯樂”一篇，說是能夠“以搖曳之調繼斬截之詞，兼‘卓犖為杰’與‘紆徐為妍’”。這一篇筆法類似。

《后漢書》卷一《孔融傳》上記載孔融的故事：“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后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如此編造事典，體現孔融在權威面前肆意譏諷、玩世不恭。后來人這樣做，典型的有蘇軾，他參與科舉考試的時候，梅圣俞為考官，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答卷里編造一句“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不詳出處，報告給主司歐陽修，讓歐陽修懷疑自己記憶經典不熟。如此大言無稽，也是恃才傲物的態度。如此編造史實做成文章，杰出的例子有杜牧的《阿房宮賦》。

這篇作品人們熟悉，不煩抄錄。寫作的宗旨有作者在《上知己文章啟》里的自述：“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寶歷”（825—827）是唐敬宗李湛年號，十六歲即位在唐王朝急速走下坡路、矛盾四伏的時期，是歷史上著名的游宴無度、荒于國政的小皇帝。唐敬宗在位三年就被貼身宦官和軍將謀殺，是唐朝最短命的皇帝。作者說寫這篇賦是諷刺唐敬宗，實則也是憂慮一代強盛的唐王朝的衰敗與危機。從客觀意義上講，也是揭示荒淫誤國的歷史規律。這篇文章文體稱為“賦”，實則是議論文字，至多只能算是“賦”的變體，是漢大賦和六朝抒情小賦之外的“文賦”。文章結構簡單：前幅描寫宮室、伎樂、財寶的極其盛大繁華，后幅議論如此不顧民命、奢侈豪奪終于破國滅族的后果，歸結到對歷史規律的認識：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睱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這樣的立意前此的歷史上很多人表白過。文章做得好的，如賈誼的《過秦論》，言論概括得清楚的，如唐初魏徵對唐太宗說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但杜牧這篇作品確實寫得好。據說寫出來之后立即譽滿兩京，后世更是稱頌千古。它用語精粹，駢散間行，前幅寫宮室，描摹刻畫，情境宛然；后幅進行議論：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于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于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于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曰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如此夾敘夾議，形象而深刻。但是這篇文章所寫阿房宮興衰并非史實。王士禛在《池北偶談》里已經指出：杜牧之《阿房宮賦》，文之奇不必言，然于事實殊戾。按史，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宮未成，二世元年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為堂室，今釋阿房宮弗就，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二年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吏。去疾劫自殺，斯就五刑，是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牧之所賦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者指此。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實矣。予既辨此，后讀程大昌《雍錄》、趙與旹《賓退錄》皆已辨之，大略相同，聊存之。近代考古也證明阿旁宮并沒有建成。另外，杜牧關于宮室的描寫，也有所繼承。宋人廖瑩中（？—1275）《江行雜錄》早已指出：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云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效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也。在古代，如《史》《漢》之類典籍是文人作文常常從中取材的。如修建阿旁宮這樣的“事典”他們是熟悉的。就如蘇軾寫《赤壁懷古》一樣，當時人都知道黃州的此赤壁非嘉魚的彼赤壁也，但他仍然要赤壁之戰的典故來抒寫感慨。這在用典上是借題發揮，明知故犯。但讀者應當知道其間的原委，文章做得好，也就值得贊賞了。

這是一種特殊的“虛構”，構思上用“虛”。如果說上一節說的是寫作技法的“虛”，那么這一節說的則是作品內容的“虛”。

用“虛”的意義：散文的演進

本文開頭引述了吉川幸次郎關于中國文學重視非虛構素材和特別重視語言兩大特長的論斷。這基本應當是指文人的詩文，特別是隋唐以前的作品。這兩者是相關聯的：因為“非虛構”，那么寫作的藝術就主要體現在使用語言的技巧上。這也是文學史上之所以把學術論著（如諸子百家的著作）、政治論文（如晁錯、賈誼的政論）、史書（如《左》《國》《史》《漢》看成是文學創作的基本原因）。應當說，隨著歷史發展，所謂“文學的自覺”在觀念上和實踐中逐步形成和演進，寫作用“虛”作為創作方法逐漸發展，體現在散文創作上則成為一種趨勢。

郝經（1223—1275）是著名的理學家，有一篇文章，題目叫《文弊解》，是論寫作的流弊的。其開宗明義就說：事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文中說：三代之先，圣君賢臣唯實是務。至于誥誓敕戒之辭，賡和之歌，皆核于實而曄于華，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史臣贊曰“聰明文思”，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自其發見者而言，不以文為本也。天人之道，以實為用。有實則有文，未有文而無其實者也。《易》之文，實理也；《書》之文，實辭也；《詩》之文，實情也；《春秋》之文，實政也；《禮》文實法而《樂》文實音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夫惟無文人，故所以為三代無虛文，所以為《六經》，后世莫能及也。這是崇尚寫“實”的。他所說的“三代”文章“以實為用”，是合乎實際的。出于他作為理學家的立場，當然認為“虛文”不可取。在他之前的朱熹又曾針對當時文壇情況說：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璧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朱子語類》一三九）他說的這段話，當然有針對性。他主張要“七分實”，沒有把寫“實”絕對化，也是因為已經是唐宋“詩文革新運動”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寫作用“虛”成為潮流的環境下不得不然。

本文上面用作討論對象的是兩種文體：“記”和“序”。這是兩種六朝以來演進明顯的文體。它們的演進反映了散文創作的發展趨勢。

關于“序”，前面已經說過由《詩大序》那樣的文籍的“序”演變出集會游宴的“序”。關于“記”，徐師曾的《文體明辨序說》里指出這種文體“《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儒家經典《禮記》里有《學記》《樂記》，分別是關于教育和音樂的理論著作。后來演變出記述山水景物、亭臺樓閣的記敘文，內容、寫法也變得豐富多彩。徐師曾又指出：按《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敘事為主，后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蓋亦有感于此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寖多。則記體之變，非一朝一夕之故哉！……又有托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為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范仲淹《桐廬嚴先生祠堂記》之類是也），皆為別體。這樣，無論是“序”還是“記”，到唐代（實則主要自中唐“古文運動”興起），無論是體制還是寫法都發生明顯變化。而在其豐富多樣的表現中，突出體現一種趨勢，就是棄“實”用“虛”。

魏了翁在《師友雅言》一文里曾說：《離騷》作而文詞興。蓋圣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托漁父、卜者等為虛詞，司馬相如又托為亡是公等為賦，自是以來，多謾語傳于世。這是說古代情況，只是莊子、屈原和司馬相如的賦“多謾語”，即荒唐無稽的“虛語”。這是講除了《莊子》和辭賦，古代文章用“實”。而屈大均（1630—1696）在《無悶堂文集序》里說：文人之文多虛，儒者之文多實。其虛以氣，其實以理故也。這里的“文人之文多虛”，主要應是指古文家的散文。同樣，袁枚在《與程蕺園書》一文里又曾說：嘗謂古文家如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流混混，放為波瀾，自與江海爭奇。所謂“翻空”，就是用“虛”。由紀“實”而用“虛”，能夠更充分地發揮作者的主觀創造能力，能夠靈活地使用記敘、描寫、議論等多種多樣的表現手段，從而開拓出散文藝術發展的廣闊天地。不過，所謂“虛”，不是憑空虛構，不是無病呻吟。“虛”用得好，要有充實的內容，真摯的感情，杰出的藝術手法，如毛先舒有《文論二》說：虛者，實之藏也；無用者，有用之藉也。歸根到底，文學作品出于作者的創意，即使一種廣義的“虛構”。這是文學與史學的根本區別。兩者都是反映人們生存的“真實”的。歷史家追求恢復歷史“實在”的面貌；文學家則通過他們的“虛構”，帶著他們的熱情和美感，寫出另一種“真實”。

中國散文的發展，如本文討論的唐、宋名家的一些“序”“記”表明的，正是按著這樣的規律發展的。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好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