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火焰的播種者

一個春天的早晨，李大釗健步走在北大的校園里，手里還拿著一本原版的《共產黨宣言》。校園里學生紛紛和他打著招呼。原來，他現在在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的職務。

當時北京大學的校長是蔡元培，教學思想是“兼容并包”，北大有著“百家爭鳴”的局面，這對熱切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來說，是一個再好不過的環境。



李大釗是個謙和誠摯的人，他到北大上任后，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愛國青年。每天上課，他都穿著件灰布袍，帶著和煦的微笑，細致懇切地和學生談話。在他的帶領下，北大刮過一陣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熱潮。

去圖書館上班的時候，李大釗不是去辦公室坐著，而是幫助管理員打掃衛生，整理書報。這天，開館時間到了，有兩個青年學生推門而入。其中一個學生身材魁梧，雙目有神;另外一個則是臉色蒼白，文質彬彬。他們看到李大釗，眼里露出熱切的神色。

一個學生恭敬地問李大釗說：“李主任，有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嗎?”

李大釗先是一怔，隨即高興地說：“有!”遂轉過身去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小冊子遞給那位同學。此時，李大釗禁不住內心的喜悅，如今借閱有關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學生越來越多了，他好像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他望著眼前這位雙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平和地問道：“同學，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鄧中夏，是中文系的學生。”

這位青年，就是后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鄧中夏。李大釗來北大圖書館工作，也順便給哲學系兼課，鄧中夏慕名旁聽過。他知道李大釗信仰馬克思主義，更是希望能結識他。

“中夏同學，你讀原版的《共產黨宣言》會不會覺得有些吃力?”李大釗很關切地問道。

鄧中夏臉上立時出現了紅暈，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的德文水平很低，讀起來一定會吃力，所以，我想向李主任多求教一下。”

望著有點尷尬的鄧中夏，李大釗微微一笑，說：“求教兩個字不敢當，對于這方面的知識，我也在摸索當中，我們一起研究吧。白天我有課，晚上請到我住所共同磋談，可好?”

說完，李大釗對著那個面色蒼白的學生說：“憂國志士，你也同去如何?俗話說，三個臭皮匠還趕上一個諸葛亮呢?”說完，三人開心地大笑起來。

原來，那個臉色蒼白的學生是知名活動家和理論家高君宇。他的革命意識啟蒙，便是李大釗的論文《青春》。他這人，說到國事民生，慷慨激昂，乃至聲淚俱下，所以被人送了一個綽號叫“憂國志士”。

李大釗就任圖書館主任后，高君宇就經常出入圖書館，找李大釗借閱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贏得李大釗的欣賞。今天他除了還書，還想向李大釗討教一些問題

聽著李大釗的玩笑話，高君宇也笑了起來，說：“李主任!我們一定去拜訪，當面聆聽您的教誨。”

“君宇，我借你的書看完了嗎?”李大釗又微笑著問。“看完了!今天我就是來還書的。”說著，高君宇把手中書雙手捧給李大釗，又有些靦腆地說：“李主任，能再借我幾本嗎?”

“當然可以。”李大釗爽快地說。

翻著手里的《共產黨宣言》，鄧中夏突然開口問：“李主任，我聽說您信仰馬克思主義，您認為馬克思主義能徹底解救中國嗎?”聽到這個話題，高君宇也迫不及待地說：“李主任，這也正是我想問的，我讀了您給我介紹的書，心里立時充滿了希望和激情，可一想到當前中國這種殘酷的黑暗，心里又禁不住有些打鼓。您給我們講講吧。”

李大釗望著眼前這兩位虔誠的學生，心里不禁涌起了無限的希望。他知道只要正確引導，他們必將會成為推翻這萬惡社會的革命推動者。

李大釗和這兩個進步學生一直談到太陽已移上中天，鄧中夏和高君宇聽著他們從沒有聽過的新鮮思想，就好像從惡濁的環境中猛然吸進了一股新鮮的空氣一樣，如飲甘露，但為了讓敬愛的李主任能夠吃上中午飯，他們只好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圖書館，離開了敬愛的導師!

李大釗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一股父輩的慈愛涌上心頭。當時的李大釗只不過剛三十出頭，可是這份慈愛卻在他心頭縈繞，久久不散。他覺得這些可愛的青年就是他的孩子，他有責任引導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領著他們為拯救中國而斗爭!

以后的日子里，有越來越多的青年來找李大釗，石駙馬后宅35號的李大釗家成了青年們聚會的地方。李大釗和學生們一起研究馬克思主義，探討救國救民之路。

由于對學生的關心愛護，一時間李大釗成為北大校園中最受學生們愛戴的師長，同學們都在背后稱他為“老母雞”，只要他“咕咕”叫兩聲，北大園內的“小雛雞”就圍在他周圍，接受他的愛撫，引導，跟著他學習生存與斗爭!有些北大的教授們也團結在他的周圍，形成一股很強的沖擊波。

李大釗越來越覺得圖書館里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太少了。他正為此事發愁時，正巧，一天蔡元培校長來到圖書館檢查工作。蔡校長看著井然有序的書庫和靜靜閱讀書報的老師學生們，滿意地點著頭。此時，李大釗正在主任辦公室里清點新購的外文書籍，蔡元培推門進來，高興地說：“李主任啊，自從你上任以來，這圖書館的面貌可大為改觀了。”

李大釗抬頭一看，是校長進來了，忙立起身來謙和地說：“蔡先生，過獎了。圖書館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業務，我半路出家，邊學邊干，還不成個樣子。”

“不，不。應當說，已初具規模了。”蔡元培滿意地說。

李大釗望著蔡元培那高興的樣子，覺得機會來了，就裝作有些為難地說：“只是書籍還少了些，學生們有時借不著書，很失望。”接著，他話鋒一轉，“蔡先生，您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嗎?”

“知道!知道!我曾在德國居住多年，這兩位先生可以說是德國的一代大學者，而且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是呀，這兩位先生死后仍被工人們愛戴，”李大釗有些沉重地說，“而我國的工人卻無人知曉他們的名字，甚至連北大的教授們知道他們的也不過幾個。這對我們這個全國最高學府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的確是這樣的!就這兩位先生遺留的學說而言，至今還是個空白。”蔡元培曾讀過李大釗的著作，知道他是傾向馬克思主義的，就笑著對他說，“我打算在北大開設唯物史觀這門課，李主任，由你來講授怎么樣?”

“好，好……我也只能邊學邊教，盡力做到不耽誤青年人。”

“好，就這樣說定了。”蔡元培沉思了一會，又說道：“不過，李主任你可不要像列寧那樣領著工農們來反對政府啊!”

李大釗聽了一笑，巧妙地說：“宣傳主義是教授的職責，工農要用它推翻政府，就不是教授應負的責任了!再說啦，如果一個執政的政府，竟然敗在一種主義的腳下，我看，還是讓這樣的政府垮臺的好啊，讓主張新主義的人去組織新政府吧!”

蔡元培聽了李大釗幽默的話語，不禁開懷大笑，說道：“我看，李主任對馬克思主義堅信不疑，肯定能把唯物史觀這門課講好!”

“蔡先生，我答應您教授這門課，就一定會盡力講好!這是我的責任。另外，蔡先生，我想向您提個請求。”蔡元培聽了一怔，說道：“李主任，你有啥要求，盡管說吧。”

“我想再購進一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現在有關這方面的書，圖書館太少了，已經不能滿足學生們的求知欲望了。”

在李大釗的積極努力下，圖書館終于購進了一批新書。李大釗坐在圖書館辦公室里，含著微笑，熱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暢談自己的看法。同時，他積極地引導鄧中夏、高君宇等激進的救國者研究馬克思主義，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很快，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便成了我國傳播共產主義的發源地，李大釗則成了我國第一個播撒共產主義種子的園丁。

李大釗還充分利用大學講壇，向學生們講授馬克思主義。每當李大釗上課時，學生們就提前來到教室，人總是滿滿的，遲到者就站在教室的兩旁，每個人都急切地盼望著李大釗的到來。當留著兩撇八字胡、戴著金絲眼鏡的李大釗走進教室時，亂哄哄的教室就立時靜下來。可見，他的唯物史觀課相當吸引人。所以，李大釗還是第一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學者。

入選理由：

思想的引導是革命的火種，一個革命者往往肩負著播種的責任。在這方面，李大釗堪稱楷模。

阿離之言

希臘有個神話，說天神宙斯看人類很不爽，于是沒收了火焰，整個人間都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中。然后一個叫普羅米修斯的神靈就偷偷把天火偷出來，給了人類。為此他被綁在高山上受盡折磨，后來有人說，為成就他人而寧愿犧牲自己的人，就有“普羅米修斯”精神。

而中國的普羅米修斯，就是李大釗。評論這個人，通常有句話是“偷得天火留人間”，對于第一個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的人來說，這句話顯然很恰當。他偷來的是精神的火種，在中國土地上熊熊燃燒。

現在談論李大釗，不少人卻有陌生感。作為中國黨齡最早的人，他犧牲的時間也太早，所以沒交多少黨費，也來不及看到現在的新中國新氣象。但即使這樣短暫的一生，他還是留下了濃墨重彩一筆。

李大釗是河北人，小時候上過私塾，讀過四書五經。清末上了中學，還考進北洋法政學校。那時候他就是塊讀書的料子，畢業后跑去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學的是政治學。所以李大釗也算海歸精英人士。就是這段留學生涯讓他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走向有時候很奇妙，環環相扣，如果少了一個環節，或許就像蝴蝶翅膀扇動，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化。或者說，沒有李大釗也會有其他人，那時候的中國，苦難到了一定層次，終究會醞釀出一場巨大的變革。

回國后的李大釗去北大當圖書館主任，這個職位很超然，正好管理著精神食糧。北大又是那樣一個地方，要平等要自由要百花齊放，學生們有頭腦，有熱血。于是李大釗就激動了，這全是未點燃的火種啊。

當時在北大當主任還教書的李大釗，月薪有250塊銀元，這在當時可算是金領。但他根本沒舍得花，全用來做黨的經費或是接濟學生。后來他遇難的時候，家里居然沒有一分存款，妻女全靠別人接濟。這樣兩袖清風的人，也就在那個時代才能夠出現吧。說到黨的建立，也離不開李大釗。五四運動時，北京學生舉行愛國游行。不少學生被捕，李大釗奔走營救。第二年，他就和陳獨秀討論了建黨事宜。陳獨秀寫信問他，建了這黨，名字是不是叫“社會黨”?李大釗回信一錘定音：“叫共產黨!”

看到了共產黨的初生，卻沒看到它的茁壯成長。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軍閥殺害，年僅38歲。1933年清明節后，李大釗的靈柩由北大師生送往公墓安葬，所舉花圈挽聯綿延一公里。這或者驗證了一句話：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