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評論古詩文曾指出：古之為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為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宋以后，為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為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雪濤閣集序》）筆者在本刊以前刊載的《說“四六”》一文里曾說過，唐前的所謂“散文”，實際都是“應用文”，寫作基本要求是陸機《文賦》里說的“辭達而理舉”，所重視的是“辭達”即語言暢達和“理舉”即內容清楚。同是明人的李鄴嗣也說過：蓋文自東漢而后，作者俱用實，而退之獨用虛。（《王無畍先生七十序》）這是說韓愈的貢獻，強調他能夠用“虛”，和東漢以來的文字用“實”不同。上面兩段話所述不完全不同，但同樣表明寫作有“虛”“實”之分，又同樣講唐前的文是寫“實”的。至于袁宏道說古代的“詩虛”，是指它“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是說它“緣情”的特征，與本文討論的“文”的“虛”“實”不是一回事，可另外討論。

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有這樣一個論斷，和上面說的文章的“虛”“實”有關系：重視非虛構素材和特別重視語言表現技巧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兩大特長。（《中國文學論》）吉川所論顯然限于古代文人的詩文，后起的小說、戲曲卻不適用。他說的“重視非虛構素材”正是寫作內容的“實”，而寫“實”的文字要吸引人就得“重視語言表現技巧”。他的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上面引用李鄴嗣的話，說韓愈用“虛”。實則從文學發展看由注重寫“實”到更多用“虛”乃是整體趨勢。就“文”說，更充分地用“虛”確實是從韓、柳倡導“古文”開始的。

下面先舉出幾篇宋人的“記”，看看寫“實”和用“虛”的例子。

依常識，“記”者，記事之文也。吳訥在《文章辨體序說》里指出：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后，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篇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為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必有以得之矣。這里講的“記”這個寫作體裁的“正”與“變”正和寫法的“虛”與“實”有關系，又和中國古代散文文體發展有關系。

下面先來看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按上引吳訥的說法，記營建，先要“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歐陽修完全合格，他是這樣寫的：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這里寫醉翁亭的創建，一步步由遠及近，確定其位置；然后誰是寫創建者、命名者；歸結到命名的意義，完全是寫實的。接下來三段描寫，一段寫醉翁亭四時的自然景致：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云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一段寫人在亭的怡樂。以“滁人游”為陪襯，寫“太守”即“醉翁”、作者自己在亭飲宴和作文緣起：至于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后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顏白發，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最后一段是吳訥所說的“敘事之后，略作議論以結之”。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慶歷五年（1045），歐陽修因為支持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被罪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次年建醉翁亭。作者在亭欣賞美景、寄情飲宴，抒寫優游自得的情懷，流露進退榮辱不縈于懷的意念。寫法上歷來被人贊賞的是語氣詞“也”貫穿通篇的運用。費袞《梁溪漫志》評論說：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然后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有助語……其后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為游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如就寫法論，這篇文章，完全合乎本來的“記”的“正”體，表現手法則是“實”寫。如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里評論的：文中之畫。昔人讀此文，謂如游幽泉邃石，入一層，才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時文章中洞天也。所謂“文中之畫”，意味著給人以具體的如畫面一樣的印象。這是寫實的效果。

再來看另外兩篇文章。

王禹偁于咸平元年（998）因為預修《太宗實錄》，直言無忌得罪，罷知制誥，被貶出知黃州（今湖北黃岡市），次年作《黃州新建小竹樓記》。文章立意與《醉翁亭記》大體相同，也是通過記敘樓臺風景來抒寫貶謫中悠游放達的懷抱，而隱含獲譴的不平。但是寫法與歐陽修的步步寫實不同。開頭寫作樓用竹，呼應題目“小竹樓”：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接著簡單地寫筑樓原委：“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榛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比缓笾饕枥L憩息樓上的風光：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黙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云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云、落星，高則高矣；井干、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這一段種種景致全然是虛擬的，是“小樓”主人即作者的想象，借以抒發心緒。最后舉出四個古代樓臺的典故：唐曹恭王建的齊云樓，三國東吳建的落星樓，漢武帝建的井干樓，三國魏曹操建的麗譙樓，以表明小竹樓所建乃“騷人之事”，點出抒寫牢愁的意思。接著寫自己屢經貶斥、坎坷不平的遭遇：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编?！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后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所謂“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指至道元年乙未（995）因為議論宋太祖趙匡胤宋皇后葬禮，被罷免翰林學士等職，出知滁州；次年丙申改知揚州（今江蘇揚州市），再次年丁酉被召還朝，擔任刑部郎中、知制誥（“西掖”即中書省，刑部為其所屬）；然后咸平元年己亥來到黃州。簡單地述說經過，牢騷不平意在言外。這樣的寫法全然是基于想象，立意也不在建樓或享受樓臺的樂趣。這是“虛”寫。

再看一篇，也是和黃州有關的。元豐二年，蘇軾身陷“烏臺詩案”，貶黃州團練副使。應在元豐五年之前，友人張孟德（偓佺）亦貶謫黃州，在所居西南長江邊上建亭，蘇軾曾有詞《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作》（《東坡樂府》卷上），中有“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句，因命亭曰“快哉”。蘇轍受兄長牽連，在蘇軾貶黃州同年末貶監筠州（今江西高安市）酒稅，于元豐三年五月末赴貶所途中，曾攜送蘇軾家小到黃州，小住后離開。黃州與筠州相距不遠，兄弟二人書信往還、詩詞酬唱密切?？煸胀こ?，蘇轍受托作記。蘇轍到過黃州，赴筠州經過黃州赤壁也曾賦詩懷古，但快哉亭是后來建的，他不可能見到，所以比起王禹偁記小竹樓來，更要憑空用“虛”來書寫。文章兩段。第一段：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云開闔。晝則舟楫出沒于其前，夜則魚龍悲嘯于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幾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于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徳、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這是寫亭所處形勢和建亭與命名，連帶寫到附近黃州赤壁古跡。整體上是憑想象的風光。至于所述赤壁古跡，如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一句表明的，不可落實為“赤壁之戰”的赤壁。這一段算是寫景，第二段則全然是議論：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于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渴蛊渲刑谷徊灰晕飩?，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這一段則是純粹的議論了：先是用《文選》卷十三宋玉《風賦》典，說居上位者和一般人對事物感受的不同；然后一轉，感受決定于內心的取向，進而贊揚貶謫中的張姓朋友能夠不計得失，放情山水；接著再一轉，說“騷人、思士”遇到良辰美景更“悲傷憔悴而不能勝”，從而對友人的遭遇表示同情，也是抒寫對于世事的不平。

上面三篇文章，都是記亭臺之盛，但寫法有“虛”“實”的不同。大手筆寫來，“虛”“實”從容自得，都會作出好文章。不過從散文發展角度看，用“虛”則有另外的意義，下面會集中說明。

用“虛”斡旋

筆者在本刊前面談“古文運動”，談韓愈的貢獻。與論題相關聯，下面講韓愈的兩篇文章，一篇和上面講的同樣是“記”，另一篇是“序”，看他是如何用“虛”的。

同樣是“記”的是《新修滕王閣記》。元和十四年（819）初，韓愈因為諫迎佛骨貶潮州（今廣東潮州市），四月末抵貶所，在潮州住半年，遇赦量移袁州（今江西宜春市），次年二月到任。袁州為江西觀察使所轄，這一年的六月，朝命王仲舒為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九月，王與監軍宦官和文武官員在滕王閣舉行宴會，議決對樓閣加以整修。王仲舒是韓愈舊交，整修完工，王請韓愈作記。這一年九月朝命韓愈擔任國子祭酒，十月離開袁州，文章是離開之前作的。

韓愈曾經三下江南。大歷十三年（778），他跟隨被貶官的韓會兄嫂赴韶州；貞元十九年（803），因為上疏議論朝政被貶為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令，加上貶潮州，三次往來都沒有到南昌登滕王閣。因而如惲敬（1757—1817）所說：如《滕王閣記》，有王子安一篇在前……不可不避，故韓公通篇從未至滕王閣用意，筆墨皆煙云矣。（《與來卿》）比喻筆墨如“云煙”繚繞，正是形容全然是架空虛說，而通篇沒有描寫滕王閣。文章開頭就寫自己未至滕王閣的遺憾：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秋日登滕王閣餞別記》，王緒《賦》、王仲舒《修閣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系官于朝，愿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于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于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愿焉。然后寫九月，王仲舒到任，政平人和，自己無緣到南昌晉謁，又沒有到滕王閣的機會。然后寫王仲舒舉行宴會和修整滕王閣等情。最后寫受命作記，表示“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的希望。

這樣，只是如何焯在《義門讀書記》里所指出，這篇文章“切新修，切王公，切袁州刺史作記”。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抄》里又說：“通篇不及滕王閣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這是典型的用“虛”斡旋的構思方法。

另一篇是《送石生序》。

“序”作為文體，傳統上認為始于《詩經》的大序，延續到后來用來序文籍，就是今天著作的“序言”?！稜栄拧氛f“序，緒也”，本意是次第有序，用在文章上則序事之文，后來主要是記贈送燕集。這種文體唐宋時期大興，和當時士人生活、社會風氣有關系。下面介紹韓愈的兩篇文章是送行的燕集序。唐代貴族專制體制解體，庶族文人地位上升，這些人求舉覓官、遷轉黜騭等等，多有交際、奔走的機會。朋友送行，集會賦詩，要寫一篇序，遂成為流行的文體。

韓愈的兩篇文章是分別送友人溫造、石洪應河陽節度使烏重胤之召前往赴任（河陽節度使治所在懷州，今河南沁陽市）朋友燕集寫的。元和五年，烏重胤（761—827）擔任昭義節度使（駐節邢州，今河北巨鹿縣）盧從史的牙將。盧從史是驕橫縱恣的藩帥，時密與叛亂的成德節度使（駐節鎮州，今河北正定縣）王承宗私相往來，反象日彰。烏重胤與監軍宦官吐突承璀密謀縛從史帳下，以功授懷州刺史、河陽三城節度使。到任后他召請溫造、石洪為從事。

唐代“安史之亂”以后，國事衰敗不振，地方權勢大張。無論是割據的藩鎮，還是據地自保的或拱衛中央的鎮守，都要擴充實力。其辦法之一就是籠絡人才。而由于朝政腐敗，國是日非，仕進道塞，奏請難行，許多士人不得不到各地州、鎮求出路。如果翻一翻唐后期文人的傳記，許多人都有擔任幕僚的經歷。韓愈本人年輕時就先后到宣武軍節度使董晉（鎮汴州，今河南開封市，貞元十二年至十五年，796—799）和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鎮徐州，今江蘇徐州市，貞元十五年至十六年，799—800）處做幕僚。如前所說，當時各地鎮帥、州守對朝廷的態度不同，同樣，那些“游幕”的士人情形也不相同。有真正才華杰出的，希望到地方施展抱負；有些徒有虛名的，為了求取個人私利。至于負固割據的藩鎮招募無良的人士為助則屬于狼狽為奸了。烏重胤在元和五年，就任河陽節度使甫三月，就到東都洛陽召請石洪。當時韓愈正在洛陽。元和四年，韓愈任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五年東，改河南令。這兩位都是韓愈的朋友。烏重胤在鎮帥里算是能夠恭檢自守的，又善于網羅人才。從現有資料看，石洪不算才華杰特的人物。但是從韓愈的一貫立場看，他是維護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對于方鎮網羅人才當然抱懷疑乃至拒斥態度。寫送序，依例要對聘任雙方表慶幸之意，而要把自己真實的想法寓于其中，十分難于措筆。韓愈巧妙構思，寫出了文辭巧妙而又含義深微的文章。第一段，先寫烏重胤禮聘緣由和友朋在洛陽上東門（外郭北側東門）集會相送：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于從亊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后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后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于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于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這一段主要是兩問兩答，四段話。問者烏重胤，言辭簡略，但足以表現他好士、求士的誠懇；答者是無名的“從事”，一是夸贊石洪的人品、才華；再是寫時下形勢，聘任雙方重義道合。這一段兩番對答，寫石洪受聘一事并表送別之意，并非紀實，全出于設想的虛構。第二段則是送別宴席上“執爵”者的四句祝詞：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于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毕壬鸢荩＾o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這四句祝詞用筆極其簡練，四句各有深意，穿插著分別說烏重胤“以義取人”，石洪就聘是“惟義之歸”，希望烏重胤能夠堅持所守，石洪能夠不圖私利。這實則是以祝為議，以祝為諷。最后以再次表達與會者對聘任雙方的期望，結以賦詩作序：于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韓愈在這次集會上賦六韻的歌詩《送石處士赴河陽幕》：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云入壯懷，泉石別幽耳。巨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巨鹿，邢州也；常山，鎮州也。元和四年，節度使王承宗反，詔中人吐突承璀以兵討之，無功。五年，遂赦王承宗。鎮州，今真定府。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這里也是寫“避世”的石洪本來隱逸“泉時”，受到鎮帥召請卻騎馬招搖過市。巨鹿（今河北巨鹿縣）指昭義節度使治所邢州，常山即王承宗盤踞的鎮州。其時朝命諸軍討伐王承宗，師久無功，韓愈身為留守東都的一介小臣而感到羞恥，督促石洪有所作為。這首詩亦頌亦諷的意味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