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

且趁閑身未老，盡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

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張。江南好，千鐘美酒，一曲滿庭芳。

蘇軾這首詞寫于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有的詞選對此存疑，但從詞的精神脈絡(luò)可以肯定的是，這闋詞確為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于黃州之后所作。東坡此詞，“使功名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達觀恬淡人士歌之可以娛生”

（宋·黃昇《唐宋時賢絕妙詞選》）。初讀起來，這首《滿庭芳》給人“千帆過盡”、灑脫出世之感，但細品之后，卻可以體味到蘇軾徘徊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復(fù)雜而又微妙的惆悵與落寞。

詞的上片直抒胸臆，毫不掩飾地抒發(fā)了作者蔑視功名利祿、憤世嫉俗的心情。蝸角虛名、蠅頭微利二語開篇，直接點出本詞的議論主題。蝸角，典出《莊子·則陽》：“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zhàn)，浮尸數(shù)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后來此典用來指稱因細小之事而引發(fā)的爭奪。虛名，如名利虛幻。蝸角之爭而來的蠅頭微利是那樣微不足道，世人用得著那么奔波忙碌嗎？ 正如白居易在《對酒》中所嘆道：“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

按照佛家的思想，世事皆前定。人生此一時彼一時，得意時不要太過張揚，失意時也無需頹喪。人生漫漫，到頭來誰弱又誰強？“百年里，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一句盡現(xiàn)東坡先生的疏狂本色。此句化用李白《襄陽歌》：“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假如一個人能活一百年，也不過三萬六千日，即便天天酒醉，也不過三萬多天而已。人生倏忽易老，何不趁老邁之前，多些灑脫，少些憂愁呢？

詞的下片似乎從激昂轉(zhuǎn)向淡定。“憂愁風雨”一語多見，如葉清臣《賀圣朝》：“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辛棄疾《水龍吟》：“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人的內(nèi)在主觀情感多用外在環(huán)境來表達，這是因為自然現(xiàn)象中的風雨如同人生的風雨一樣，能引發(fā)人的同感同情。人生順境如同晴天，而逆境如同風雨交加。可見大好春光，由于憂愁和風雨，美好的時光竟有一半虛度。辛詞用了桓溫北伐的典故，他見多年前栽在金城的柳樹皆已十圍，不禁感嘆：“木猶如此，人何以堪！”蘇詞的“風雨”無疑是暗指“烏臺詩案”一事。北宋時，中央御史臺是負責對地方官員審察彈劾的專門機構(gòu)。據(jù)說，漢代中央御史府中種有大量柏樹，樹上棲息千只烏鴉，因此人們就將御史臺稱為“烏臺”。 御史臺以蘇軾作詩譏諷新政為名逮捕了蘇軾，他的被捕完全是遭人陷害的。流年太匆匆，那些人“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

熙寧年間變法派代表人物王安石與反對激進變法的蘇軾之間雖有如火如荼的論戰(zhàn)，但兩人之間卻不因政見不同而傾軋。而到了元豐年間，斗爭的焦點顯然不再是變法問題，而純粹是官場人事的紛爭。蘇軾自嘉祐二年考中進士以來，詩名遠播，當朝宰相歐陽修曾預(yù)言“他日必將獨步文壇”。宋神宗也非常喜愛蘇軾的文章，這令他身邊一些近臣嫉妒不已。變法運動中被蘇軾得罪的一幫文人，如李定等一干人早就想找機會對蘇軾進行攻擊。他們將蘇軾詩文中諷喻朝政的詩詞斷章取義，妄加分析。一場“文字獄”就這樣開始了。

“烏臺詩案”成為了蘇軾人生中的轉(zhuǎn)折點，他在獄中憂憤不已，幾近自殺。但神宗念其才華，好其文章，本也無意置他于死地，于是將蘇軾流放黃州（今湖北黃岡）做團練副史，不得簽署公文。自此以后，蘇軾慨嘆“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風雨過后，也會有朗月清風。明月當空之下，開懷暢飲，千鐘美酒不醉人。即便蘇軾積極入世參政的愿望就此破滅，但借酒后疏狂，生性耿直的他還是流露出對于某種人生境界的追求。明代詞評多認為此詞具有很強的勸世作用（明·沈際飛《草堂詩余正集》），認為“事皆前定”，不如勸人及時享樂，而今讀來，卻是蘇軾在面對官場傾軋而又無意掩飾自己疏宕不拘的性格之后，對積極用世的無奈。

蘇軾的詞作從早期“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的豪氣，到這首“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的淡定，從“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的柔情，到這首“且趁閑身未老，盡放我、些子疏狂”的曠達，充分體現(xiàn)出他思想與精神世界的豐富性。

蘇軾一生，“學而優(yōu)則仕”，然而卻宦海沉浮，三次被貶。正如他自己所言“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他的一生，大多在流貶之中度過。“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后，禪宗成為蘇軾生存的思想支撐。在黃州，他參悟佛理。“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jīng)以遣日”（《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之一）。蘇軾所處的北宋時期的宋仁宗、英宗、神宗、徽宗都理佛。宋代是佛教發(fā)展的成熟期。當時佛教界最為興盛的是禪宗，禪宗教義與中國傳統(tǒng)的老莊哲學對自然態(tài)度有相近之處，強調(diào)自然與自身融合一體，從自然中吸取靈感來擺脫人世的紛擾，獲得心靈的解放。經(jīng)過“烏臺詩案”的蘇軾幾乎是死里逃生，之后他開始思索人生的意義，轉(zhuǎn)向佛教尋求心靈的安寧。佛教說“事皆前定”，他逐漸學會接受命運的安排，之后無論被貶何處，都能泰然處之。蘇軾官場不幸，但他的不幸卻成就了文學世界的東坡。

蘇軾主要從政期在熙寧變法與元祐年間，這正是朝廷內(nèi)部黨爭不斷的時期。蘇軾的思想本屬于儒家，他曾積極入世，但正如柏楊所說，宋朝的政治歷史是一種“醬缸文化”，只有大家都沆瀣一氣，才能免遭誣陷與排斥的禍患。蘇軾不屑此道，他很同情老百姓的疾苦，有改革弊政的訴求，因而不斷被貶。他的侍妾朝云曾說他“一肚子的不合時宜”。“烏臺詩案”使蘇軾早期構(gòu)建的以入世為主的精神家園一度坍塌，他不得不尋找新的精神棲息地。被貶黃州后，蘇軾對佛老思想、莊禪思想做了更深入的探索。

在入世和出世之間，蘇軾似乎一直在找尋平衡。他在20多歲（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出任鳳翔簽判時期，曾寄給弟蘇轍（子由）一首著名的七律：“人生到處知何似？應(yīng)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fù)計東西。……”（《和子由澠池懷舊》）此處“飛鴻”就是蘇軾自己心靈的象征，雖身在仕途，但真正的心靈則是如飛鳥般漫游在虛無縹緲之間。從這幾句詩可以看出蘇軾早期就發(fā)出了徹悟人生的感喟。清查慎行在為蘇軾的這幾句詩作注時，引用了禪宗天衣義懷禪師的話：“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蘇軾剛踏上仕途，初任鳳翔簽判時，本就懷著入世的精神，但同時又對宣揚出世哲學的佛教禪宗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鳳翔任職期間，他還向王大年學習佛法，在《王大年哀辭》中說：“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fā)之。”但蘇軾的目的并不是出世，而是以出世的精神來做入世的事業(yè)，在變幻無常的人生歷程和風浪險惡的政治生活中，尋求身心的清凈與安寧。把出世和入世融為一體，才能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進退有據(jù)，在充滿不平和煩惱的現(xiàn)實生活中保持一份超脫情懷。

李澤厚先生《美的歷程》中說：“蘇軾在中晚宋時期是進取與隱退的雙重心理，反映在作品中是對人生空漠的感喟，蘇軾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蘇軾一方面忠君愛國，學優(yōu)而仕，謹守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深受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影響，追求心靈的解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蘇東坡留給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他積極用世的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出世的一面。

其實，蘇軾的一生并未真正隱退，也從未像陶淵明那樣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之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蘇軾雖追求精神上的寧靜，融合儒釋道各家思想，榮辱得失無計于心，但骨子里堅持的終究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信念。入世與出世成為其一生的思想矛盾。

《定風波》一詞仿佛是蘇軾擺脫入世和出世的困擾，最后尋找到的精神家園：“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丈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無論是“穿林打葉”的風雨，還是“山頭斜照”的光芒，都是無須掛礙的人生外相，而內(nèi)心那種“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寧靜狀態(tài)才是本心。從被貶黃州后《滿庭芳》的酒后疏狂到這首《定風波》的酒醒平靜，在經(jīng)歷了人生的起伏、生死的抉擇之后，他似乎從儒家的入世轉(zhuǎn)向了佛家的出世情懷。可以說至此，蘇軾仿佛已經(jīng)找到了以本心為指向的精神家園。

（作者單位：北方工業(yè)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