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與《孟子》

一、孟子

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中國正統的哲學史中，孟子的地位和影響力僅次于孔子，被譽為儒家“亞圣”。

（一）孟子生平

孟子是戰國中期魯國鄒人（今山東鄒縣人），名軻，字子輿。約生于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去世。元程復心的《孟子年譜》中認為“孟子壽八十四歲”。

關于孟子的字號，有不同的說法。

漢代趙岐《孟子題辭》：“孟子，名軻，字則未聞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

《圣證論》：“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孟子輿。”

所以后世有說孟子字子車、子輿、子居、子展。因為《孔叢子》、《傅子》是偽書，其中的說法不可信。

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后代。由于政治動亂或者其他的原因，孟子的先人遷到魯國南邊不遠的小國鄒定居。趙岐《孟子題辭》：“喪母而歸藏于魯。”由此可以推測，孟子先人從魯國遷到鄒的時間應該不久。

據說，孟子的父親名激，在孟子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孟子主要由母親撫養成人。劉向《列女傳》記載了“孟母三遷”、“斷織勸學”、“不敢去婦”、“不敢去齊”的故事，這些故事反映了孟子的母親是一位很有膽識、有智慧的女性，能夠做到為孟子選擇、創造良好的環境，從根本上培養幼年時期孟子的良好習性。

孟子年幼的時候，家附近有個墓地，孟子經常到墓間玩耍。因為耳濡目染，孟子也模仿著做一些哭喪埋葬的事情，孟母知道了這個事情，她認為住在墓地附近不利于孟子的健康成長，于是把家搬到了市場旁邊。但年幼的孟子不懂得母親的用心良苦，又學著商人大聲叫賣。因為這樣，孟母第三次把家搬到了學宮邊上。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孟子又學了大人祭祀的樣子，按禮節進退。這樣，孟母才放下心來。“孟母三遷”的故事反映了孟母深刻地認識到環境在小孩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孟子上學后，有一次中途逃學回家，孟母當時正在織布。當她知道孟子是逃學回家的時候，毅然用刀割斷了布匹。孟母用實際行動教育孟子，讓孟子認識到學習上的半途而廢就如同斷織一樣不會成功，半途而廢的后果就是修德不成，無衣無食，最終的后果不是淪為盜賊就是淪為奴役。孟母“斷織勸學”的行為讓孟子受到了很大的震動，從此便開始日夜勤奮學習。

孟母重視孟子的教育還可以體現在下面這個故事上。有一次，孟子家東邊的鄰居殺了豬，孟子出于好奇，便問孟母為什么鄰居家殺豬。

孟母對孟子開玩笑說：“這是殺豬給你吃。”孟母說了這句話就后悔了，因為鄰居家殺豬并不是給孟子吃，她這樣說了就是欺騙孟子。為了表明她并不是欺騙孟子，孟母硬是從鄰居家買來了豬肉做給孟子吃。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這樣的小事，孟母也非常重視，毫不馬虎。

在孟母細心的教育下，孟子從小就受到了禮儀的熏陶，培養了優良的品德，為以后的成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孟子的師承

1．孟子選擇儒家的原因

啟蒙教育結束之后，孟子選擇了儒家作為進一步學習的對象和終生的事業。這樣的選擇由孟子的性格氣質、思想感情、地理環境因素決定。

性格氣質方面，孟子一生都老老實實做事，真真誠誠做人，這樣的性格特點和儒家、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性格特點比較接近。孟子總是守著一個禮的范圍，做什么事情都不會過頭。再者，孟母堅持不懈的家庭教育方式也比較接近儒家，家庭教育的內容基本上也是儒家接人待物那一套。孟子甚至自認是孔子的信徒，“乃所愿，則學孔子也”。

思想感情方面，孟子的先人是魯國的三桓，而魯國又是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地。周公曾制禮作樂，他的禮樂文化在魯國保存得最為完整，并且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血緣關系來看，孟子和儒家文化有著某種歷史淵源關系。地理環境方面，孟子的出生地鄒國離魯國很近，這樣，孟子到離家比較近的、儒家氛圍比較濃厚的魯國求學或者拜儒者為師也就順理成章了。

2．孟子的師承

關于孟子的師承，主要有三種說法：

（1）師承子思的門人

《史記·孟荀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所拜的儒家老師是子思的弟子，這位儒者的名字已經失傳，不過應該是戰國中期儒學的代表人物。孟子的師承關系可以表示如下：孔子——曾子——子思——子思的弟子——孟子。孔子的兒子孔鯉五十歲去世了，再加上別的因素，孔子的學問沒有傳給孔鯉，而是傳給了弟子曾子（曾參），孔子的孫子子思（孔伋）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曾參又把孔子的學問傳給了他。這樣，儒學就算是又回到孔門中。子思又把學問傳給了嫡傳弟子，然后由這位姓名失傳的弟子把儒學嫡傳給孟子。

（2）師承子思

劉向《列女傳》：“師事子思。”根據推斷，子思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周敬王三十七年到孟子出生的公元前372年已有九十多年，而根據記載，子思最多八十二歲，因此，孟子出生時子思已去世。孟子師承子思的說法應該是錯誤的。

（3）師承子上

《孟子外書》：“曼殊不擇間于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學于孔子，子思學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圣人之傳也。'”

從時代年歲以及《孟子》書上的稱謂來說，孟子和子思、子上難以扯上親近的師承關系。孟子約生于公元前372年，孟子出生的時候，孔子去世將近一百年，從這時間上來看，這時孔門弟子沒有還活著的。子思的年齡，有六十二和八十二兩種說法，即使子思活到八十二歲，去世于公元前402年，這時孟子還沒有出生，因此，孟子師承子思的說法不合理。《孟子外書》：“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暫且不提《孟子外書》是偽造品，據《史記》“子上年四十七”來推斷，子上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師。因此，近代的學者大部分都認同《史記》所記載的孟子師承子思的門人，如錢穆的《孟子要略》、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三）孟子忙碌的一生

孟子學成之后，有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主張。于是孟子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胸懷“仁政”的美好理想，游說各國諸侯，推行自己的主張。由于“仁政”是一個超前的治國方案，脫離當時的社會現實，《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迂遠而闊于事情。”所以，孟子的游說并沒有取得成功。

早期，孟子像孔子一樣，聚徒講學，或者給附近鄒國、魯國等小國的國君出謀劃策，但孟子覺得這樣的小國家影響不大，因此，中年時期的孟子以儒學大師的身份開始游歷，到大國去推行他的主張。孟子先后到了齊國、宋國、滕國、魏國等國家，所到之處都有諸侯以禮相待，但都因為不合時宜而沒有人真正實行他的政治主張，就像孔子的經歷一樣。結束游歷之后，孟子已經七十多歲了，對于游說諸侯，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再抱有希望。于是，孟子回到了鄒國，不再出游，而在家里聚徒講學，著書立說，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自己的人生樂趣。

因為孟子的生平經歷和孔子有很多相似之處，都經歷了讀書、游歷、教書這三個經歷，他們的主張都沒有得到統治者的采納，因此，孟子被人們尊稱為“孔子之后第一人”。

（四）孟子的思想

孟子的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藝思想。

1．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學說是孟子的政治綱領，王道思想是孟子的政治理想。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民本、仁政、王道三位一體，是對孔子德政思想的繼承、發展和完善。

在孟子之前，孔子、老子、墨子等曾論及民本思想，孟子則深刻、系統地闡述了民本思想，并將民本思想發展成為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最終還納入到施政綱領中。戰國時期的政治風云和歷史的經驗教訓讓孟子深刻地認識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并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孟子仁政思想實質上指統治者在執政時向人民做些讓步，在制定措施，發號施令時，都應該想到人民的痛苦，同情人民的痛苦，只有這樣，天下才能大治。

孟子的仁政學說是對孔子德政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保民”、“養民”、“教民”是孟子施行仁政的具體綱領。“保民”的主要措施是減輕刑罰和賦稅。“養民”主要指千方百計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教民”指對人民施行教化。

孟子主張施行仁政，重視教化作用的目的是實現孔子“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而王道思想是孟子設計的必由之路。孟子認為政治分為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王道政治”指推行仁政，以德服人，“霸道政治”指憑借武力，四處征伐，以力服人。孟子是王道政治的積極倡導者，霸道政治的堅決反對者。

2．哲學思想

孟子的仁政學說是從孔子的“仁者愛人”發展而來。孟子思想的主體是倫理政治，理論基礎是性善論，倫理政治和性善論連接，把人性善運用到社會政治領域，形成了“仁政”主張。仁政學說的基礎是性善論，而性善論則是從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發展而來。

關于人的本性問題，在當時主要有以下四種主張。一、“性無善無不善論”，認為人生下來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二、“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論，認為人性是有的，但人性不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善或惡，而是要看社會環境的影響。社會環境好，人們就趨向善，社會環境不好，人們就趨向惡。三、“有性善，有性不善”論，認為人性有善也有惡，人性的善惡不會因為社會環境影響的不同而改變。四、“性善”論，這是孟子提出的觀點，他認為人生下來都是善的。孔子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觀點，他認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是后來社會染習的不同才有了差別，孔子的人性沒有涉及善和惡。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系統地論述人的本性的第一人，明確提出了“性善”論的觀點。

孟子的“性善”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人類有著共同的本性，這個本性是以仁、義、禮、智等為內容的社會屬性，而不是和禽獸無差別的自然屬性。二、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與生俱來的，并不是后天形成的。三、人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種道德的萌芽，必須經過自我修養，才能成為完美的道德。但是，孟子的“性善”論是主觀唯心主義，為他的政治觀點服務，“性善”論本身就有很強的階級性。

孟子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心性之學思想體系。孟子認為“盡心知性”是成為堯舜這樣的“圣人”的一個必要途徑。孟子心性之學的根本目的是塑造理想的人格。孟子的這一個思想體系后來被韓愈和宋儒繼承和發展，從而構建起宋明理學。

此外，孟子還對殷周以來的天命觀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民意代表天意。這和民本思想有直接的關系，是孟子對傳統天命論的突破和發展。二、對“正命”的追求。三、天人合一。孟子把倫理道德觀上升到天道高度的做法，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深刻的影響。

在天命論基礎上，孟子構建起他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主要表現為“天才”論、“歷史循環”論、勞動者治人等觀念。孟子歷史觀的核心是“天才”論，是人治思想的理論基礎。孟子歷史觀中的封建糟粕成分幾乎掩蓋了他的民本學說和他理想人格的光芒。

3．倫理道德思想、教育思想

孟子的倫理思想也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的倫理思想仍然是繼承了孔子的思想，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理論體系，這豐富了先秦的倫理學思想，使得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成為之后幾千年中國人的行為準則，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

仁、義、禮、智是孟子倫理道德思想的主要范疇，其中的重點是仁和義，核心問題是以仁、義來處理君臣、夫子關系。孟子的倫理道德起源論和上述所說的“性善”論同源，所論述的后天對道德有完善作用的問題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和“性善”論一樣是唯心主義的，有先驗論的傾向。

孟子是一位成績斐然的教育家。《孟子》書中涉及一些有關教育的內容，主要涉及教育的目的、作用，實施道德教育的方法，教育和學習的原則、方法。孟子很重視教化的作用，曾多次提出教化對培養、完善人的道德有重要的作用。同時，孟子還強調環境對個人思想品行形成的重要作用，認為環境可以改變人的氣度，也可以改變人的道德品質。另外，孟子還很重視人后天的主觀能動性對道德形成和完善所起的作用。

孟子還提出了一些提升仁、義、禮、智的修養方法。孟子的修養方法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自我反省。孟子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反求諸己”、專心致志、艱苦磨煉等方法。反求諸己，是對自己一種嚴格的要求。當事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時候，孟子提倡我們要反躬自責。專心致志，孟子提倡專心致志，反對一曝十寒，做到一心一意，堅持不懈才能取得好成績。艱苦磨煉，孟子曾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一個人要干一番大事業，就必須有相應的精神和能力，這精神和能力要靠艱苦磨煉才能得到。孟子提出的修養方法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甚至在今天也還有積極的意義。

4．文藝思想

孟子的文藝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對音樂問題的評論、對《詩經》的引用和闡述，對文學鑒賞、文學批評的見解等問題的意見。“與民同樂”的音樂觀是孟子著名的文藝思想；孟子在和弟子探討如何閱讀《詩經》、如何理解作品、如何評論作家時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方法；在關于作家修養的問題上，提出“知言養氣”的觀點。孟子的文藝思想對后世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都有深遠的影響。

二、《孟子》

《孟子》是儒家經典，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部頭最重的一本，一共三萬五千多字。《孟子》行文氣勢磅礴，感情充沛，雄辯滔滔，極富感染力，影響深遠，對儒學甚至中國文化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孟子》的作者

關于《孟子》的作者，主要有三種說法。

1．《孟子》的作者是孟子。趙岐《孟子章句》：“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元朝人何異孫：“《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編成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魏源《孟子年表考》：“七篇中無述孟子容貌言動，與《論語》為弟子記其師長不類，當為手著無疑。”

2．《孟子》是孟子去世后，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人根據孟子生前的言論編定。最早提出這個說法的是韓愈。韓愈《答張籍書》：“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3．《孟子》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編定，主要作者是孟子。最早提出這個說法的是司馬遷，司馬遷《史記·孟荀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的創作，雖然有孟子弟子的參與，但主要作者是孟子，且在孟子生前已經基本完成。

以上關于《孟子》作者的三種說法，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人們普遍接受的是第三種，即《孟子》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編定，主要作者是孟子。我們認為，太史公的話是可信的。他的時代較早，所聽到的傳聞，比后人多而且確實；尤其是驗以《孟子》本書，考之孟子生卒，其余兩種說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二）《孟子》的篇數

關于《孟子》的篇數，《史記》《風俗通》《漢書》的記載有所不同。司馬遷的《史記》記載《孟子》有七篇。司馬遷《史記·孟荀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而《風俗通》和《漢書》則記載《孟子》有十一篇。應劭《風俗通·窮通》：“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詩中外十一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也記載“孟子十一篇”，除了現在通行的《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這七篇外，還有《性善》《文說》《孝經》《為政》四篇。由此可見，漢代流傳的《孟子》有七篇和十一篇兩個版本。趙岐在《孟子章句》中把《孟子》十一篇分為《內書》七篇，《外書》四篇，認為《性善》《文說》《孝經》《為政》這四篇的風格、文辭和《內書》七篇有很大的差別，可能是后人偽作，于是就沒有給《外書》四篇作注解，這四篇就漸漸失傳了。流傳至今的《孟子》一共七篇。趙岐又把這七篇分為上、下，因此，現在通行的《孟子》是七篇十四卷。

（三）《孟子》由子部列入經部的過程

《孟子》原來只是一般的儒家著作，并不在儒家經典之列。《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都把《孟子》歸在子部儒家類。西漢時期，孟子和《孟子》的地位并不高，東漢的王充甚至寫了《刺孟》，對《孟子》進行批判。

唐代，因為儒家“道統”說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漸漸提高，孔孟并稱的提法也漸漸增多，并有多人提出提高《孟子》地位的請求。代宗時的禮部侍郎楊綰請求將《論語》《孟子》《孝經》兼為一經。憲宗時，韓愈表彰《孟子》，并在《原道》一文中把《孟子》列入道統。懿宗時，進士皮日休請求立《孟子》為學科。

宋代仁宗時，統治者正式將《孟子》列入經部，司馬光、程頤都為《孟子》做了注。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將《論語》《孟子》同列為經類。孝宗淳熙時，經理學家的鼓吹和《四書》的編纂，《孟子》作為經的地位才正式確定下來。朱熹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編，簡稱為“四書”。光宗時，黃唐合刊十三經注疏，《孟子》是被列入十三經的一部經書。

（四）《孟子》研究情況

《孟子》原來只是一般的儒家著作，在漢代，《孟子》地位并不高，但總體來說，兩漢的孟子研究還是呈現了上升的趨勢，具體表現是漢文帝時立了《孟子》傳記博士，東漢時出現了《孟子》研究的專著：趙岐的《孟子章句》。這是現存最早的《孟子》注。據趙岐寫在書前的《孟子題辭》，他的注是“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裁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

趙岐的《孟子章句》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漢代為《孟子》作注的還有劉向、程增、劉熙、鄭玄等人，但是他們所作的注都已經失傳，《孟子章句》是現存完整且是最早的《孟子》注本。二、趙岐的注釋比較平直，其中為各章所作的章指對后人理解《孟子》有很大的幫助，注解中也保存了很多珍貴的材料。三、《孟子章句》的注解很多被后來的《孟子》注釋者采用。雖然《孟子章句》注解的精密程度比不上后人的，但對后人的注解有重要的影響，功不可沒。清代的阮元評價趙岐的《孟子章句》說：“比較馬（融）、鄭（玄）、許（慎）、服（虔）諸儒稍為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于訓詁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意籍是可推，且章別為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于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梁啟超贊《孟子章句》是漢代經師“最可寶貴之著作”。

三國時期，沒有出現《孟子》研究新著作，魏晉南北朝時期，《孟子》研究也非常罕見。唐代，《孟子》的地位有所提高，《孟子》研究新著作也出現了一些，水平也比前人有所進步，但研究水平無法和宋代之后的《孟子》研究著作相比。

《孟子》研究在宋代逐漸升級，研究和闡述《孟子》的專著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疏釋《孟子》的著作，影響比較大的著作有孫奭的《孟子注疏》、朱熹的《孟子集注》等。

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所采用的就是孫奭的《孟子注疏》這個注釋本，但前人如余嘉錫認為《孟子注疏》并不是出自孫奭之手，最主要的問題是注解不是很高明，朱熹曾評價孫奭的《孟子注疏》“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纏繞趙岐之說”，《四庫提要》也認為孫奭的注釋本“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

相比之下，朱熹的《孟子集注》說解比較精當，經學史著名專家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朱熹》：“朱熹之于《四書》，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別毫厘，遠在《易本義》、《詩集傳》等書之上。名物度數之間，雖時有疏忽之處，不免后人之譏議；然當微言大義之際，托經學以言哲學，實自有其宋學之主觀的立場。”

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代人注釋《孟子》的代表作，也是闡述理學思想的經典之作。《孟子集注》是朱熹的主要著作之一，經過多次修改才定稿。其中，征引了漢代之后三十四家的觀點，主要以“二程”為主。《孟子集注》雖然是集注，但也不僅僅是匯集各家的注釋，書中有很多朱熹的個人心得。書中所征引的各家注釋，其注釋者是朱熹尊崇的人，但他做到了有所取舍，難能可貴。

朱熹的《孟子集注》主要有以下四個特點：一、所匯集的各家注釋，主要以宋代各家的注釋為主，可以說是宋代人注釋《孟子》的集大成者。二、注重義理的闡發，較為精確地把握住了《孟子》的內容。三、書中的訓詁采納的是趙岐的說法。在漢代和宋代，音韻訓詁還沒興盛，對“名物制度”的考證沒有清代儒者精密，但是也還算得上平穩、妥切，沒有大的問題。四、朱熹是理學家，注解《孟子》時多用理學來解釋。

元代、明代研究《孟子》的著作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圍繞朱熹《孟子集注》的觀點，少有創新之作。清代的《孟子》研究，從宋代以闡發義理為主轉變為以訓詁考據為主的樸學研究，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出現了焦循的《孟子正義》、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康有為的《孟子微》等經典新疏。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經學大師，他的《孟子正義》是清代人經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他大半精力都用在易學研究，他著手《孟子正義》時已經垂垂老矣，書剛成他便去世了。

焦循曾說，“為《孟子》作疏有十難，經前人的努力，其難已減去七八”。這既是實話，也是焦循自謙。《孟子正義》是為趙岐的《孟子章句》作疏。在趙岐注的基礎上，焦循搜集了六十多位清代學者考定訓釋的成果，再加上他自己所作的注釋匯編而成，歷時五年。

焦循的《孟子正義》主要有以下五個特點：一、所搜集的都是清代學者的成果，可以把焦循的《孟子正義》看做清代儒者訓讀《孟子》的集大成者。二、所征引的資料極為豐富。三、清代音韻訓詁發展迅速，焦循的《孟子正義》名物制度考證精密。四、以訓釋名物為主，但焦循本身精通身心之學，義理也解釋得簡扼精確。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于身心之學固有本原，所以能談言微中也，總之，此書實為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價值是永遠不朽的。”

焦循的《孟子正義》是清代《孟子》注解中最周詳完備的一種，代表了乾嘉學派孟子研究的最高水平。

另外兩部《孟子》研究的重要著作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和康有為的《孟子微》，這兩部形式上是疏釋《孟子》，但主要目的是借此闡述自己的哲學主張，批判舊的學術傳統。戴震和康有為的這種研究和《孟子》本身關聯不大，不屬于樸學研究，也不是很普遍，但這代表了清代孟子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此外，清代學者崔述的《孟子事實考》，對孟子和孟子弟子事實的考據頗為詳細，補充了孟子的事跡，是我們了解孟子本人和孟子學派的重要材料。

（五）《孟子外書》

1．《孟子外書》的真偽

《孟子外書》的真偽是孟子學研究史上的懸案。《孟子外書》失傳的時間早，后人無法以書為據來考察其真偽，只能依據前人的零星記錄來推測其大概情況。

最早記載《孟子》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孟荀列傳》。《史記·孟荀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應劭《風俗通·窮通》：“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詩中外十一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也記載“孟子十一篇”，除了現在通行的七篇外，還有《性善》《文說》《孝經》《為政》四篇。由此可見，漢代流傳的《孟子》有七篇和十一篇兩個版本。趙岐在《孟子章句》中把《孟子》十一篇分為《內書》七篇，《外書》四篇，認為《性善》《文說》《孝經》《為政》這四篇的風格、文辭和《內書》七篇有很大的差別，可能是后人偽作。

一般都認為外書四篇是劉歆所偽造，陳顧遠《孟子政治哲學》：“太史公距孟子時代很近，又言作詩七篇，并未見有十一篇或外書名目，偏偏過了八九十年劉歆就會出偽書，而且劉歆是個慣作偽書的人，獨他的《七略》首先標出外書名目，更是可疑。趙岐不取是見解過人之處，班固采之未免盲從。”

清代人周廣業《孟子四考》：“……然則天子所藏皆謂之中，學官及民間所以皆謂之外。……《孟子》在武帝時，七篇早入有內，故曰中，亦言內……子長所見本皆七篇。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本，增多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謂之外。”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按《經義考》應劭曰：‘《孟子》書中外十一’，蓋中書七篇，外書四篇。力當劉中壘（劉向）敘錄是書時，亦必如《晏子春秋·外篇》云：‘不致遺失。'”

周廣業和姚振宗推測《孟子外書》并不是劉歆所偽作，劉歆列外書的目的是“不致遺失”，但這四篇作者是誰已不能考究。

但趙岐依據“其文不能宏真，不與內篇相似”斷定《孟子外書》是偽作。《孟子》七篇的篇名，分別為《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這七篇的篇名都模仿《論語》，即取每一篇的篇首，除去篇首“孟子見”、“孟子曰”等字，以其后的兩三字作為篇名，且各篇篇名并沒有意義。但《孟子外書》中《性善》《文說》《孝經》《為政》這四篇的篇名都有意義。由此也可以推斷《孟子外書》是后人偽造。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也認為外篇的篇目“都是有獨立意義的，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可以斷定它們與七篇不是同時期的作品”。

2．《孟子外書》的流傳

《孟子外書》雖然是偽造之作，但仍然流傳于世。趙岐推測《外書》可能是后人偽作，于是就沒有給《外書》四篇作注解，這四篇就漸漸失傳了。《隋書·經籍志》已不見這四篇的蹤跡，《新唐書·藝文志》也沒有記載。漢代出現的《孟子外書》在唐代已失傳。

南宋時，孫奕《履齋示兒編》：“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劉昌詩《蘆浦筆記》：“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但這遭到清人的批評，如翟灝就認為“館閣所見”和“鄉人所藏”皆不可靠。且《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文獻通考》等都沒有相關的記載。

明代，出現了熙時子注《孟子外書》。這個版本第一次傳自姚士璘，書前有宋代馬廷鸞序，但是《文獻通考》并沒有記載，這不符合情理。且姚士璘好造偽書，他書中的內容有很多錯誤。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在清代就被斷定是明代人所偽造。清人丁杰《孟子外書疏證》：“此書雜采他書引《孟子》之文，兼及甚不云《孟子》者，繼輯敷衍，往往氣不貫穿；人名事跡，偽誤甚多，后人征引，或由傳聞失實，豈有身接其人，目擊其事，與其徒著書而記錄不真者乎！此為姚淑祥偽造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