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討論以來，類似“文學已死”的判決不絕于耳，這其中有知識分子（作家）對浮躁的、功利化時代的失望，乃至對文學產生了深度懷疑，似乎唯有宣布死亡，才能消除心頭對嚴重的時代癥結的怨艾。從中似乎也能看出知識分子（作家）某種“世紀末”的精神狀態，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學榮光的黯淡，使得他們陷入了一種怪圈。一方面似乎許多人有甘當殉道者的傾向；另一方面，他們依然在黑暗中尋找出路。然而，時至今日，文學非但沒有死亡，并且似乎呈現出空前繁榮之勢，在喧囂之中，我們看到筐滿倉盈的知識分子在專業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同時，那些少數踽踽而行的孤獨者，他們將時代與人生的病痛下酒，他們沒有宣布死亡也沒有沉默，而是以優秀的作品讓我們看到無論時代如何復雜多變，文學依然有崇高的品質和永恒的內核，在抵抗時代喧囂與人性黑暗的過程中，散發出精神的光芒。

不得不說，羅望子的《針箍兒》讓我看到了文學存在的旺盛的生命力，只要社會生活還在發展變化之中，只要人依然有精神的訴求，那么，作家與文學就有其存在的必然價值。《針箍兒》讓我們看到這種揭示冷峻真相并引起療救注意的小說書寫方式所具有的重要時代意義，其中既有對靈魂與現實的深刻解剖（幾乎可以互為鏡像），又在上下求索的深切思考中體現出作家心底的憐憫，透出溫暖而孤獨的氣質。這篇小說首先直指生活的殘酷，從這點而言，優秀的小說其實還是超越時代的。比如我與K的婚姻問題，固然與個體的性格、觀念息息相關，但仔細考量，保持婚姻新鮮的激情、詩意早已消失殆盡，與其說“我”厭倦了婚姻（從小說開端即能覺察到），不如說日常生活消解了一切，特別是對個體精神的磨損，使得“我”和“K”在婚姻、家庭這種雙方共同營造的公共生存空間中放棄自我，而一起裹挾向前，其嚴峻性倒不是生存的壓力（“我”至少擁有自己的一間咖啡館），也不是精神的完全無依（“我”的寫作不可謂不是一項高尚的愛好），而是面對生活和家庭的共同體，自我意識的矛盾與痛苦，使得個體精神世界必須被抽空，而一步步滑向乏味和空虛。我們在這部小說中，幾乎看不到導致婚姻解體的必然理由，只看到不得不離婚的借口。不僅婚姻如此，其實整個人生也許就是一個不得不自我喪失的過程。

從中，我們也看到作者面對生活的一種客觀而謙卑的態度，我們固然從文學中來認識自身，但劇烈而復雜社會變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生存處境。作者敏銳地捕捉到網絡時代現代人的某種精神癥狀，時代在讓我們感到無盡的喧囂的同時，也在將個體變得冷漠、孤獨和邊緣。“靈臺無計逃神矢”，然而，網絡中人互相熟絡卻看不見彼此，羅望子其實寫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一種貌似強大的存在之中的空虛狀態，在無盡的喧囂中充斥著難以化解的隔膜。從中我們也看出小說的生命與時代、人物之間相互依存關系，一種緊密而必要的共鳴關系，一種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系，唯有如此，才能從共鳴中迸發出精神的力量。“我”與K的關系也許是網絡時代無數家庭生活的真實映照，他們相親相愛卻又無依無靠。正如小說中的妻子K，需要隱藏在微信的另一端，才能與“我”發生精神上的曖昧聯系。這種貌合神離的夫妻關系何其脆弱，而這又何嘗不是我們三十年來發展的時代癥候。人的存在和時代的精神狀況，也便反映在那些“信息”之中了。

在這個時候，“針箍兒”的出現是極其必要的，幾乎成為一種救贖之物的象征。遙想從前，幾乎每個勤勞善良的村婦的指間都會佩戴一只這樣的針箍兒。這個套在手指上的金屬圈，上面布滿了凹眼，當針穿厚物時，用它抵住，立刻事半功倍，可以說是變困難為簡單的“神器”。小說寫到“母親”、“小姨”與“大姨”之不同，便是針箍兒與金戒指之間的差異。“金戒指”帶來的是困難時期的“接濟”，是饑餓年代“香噴噴的紅燒肉”，雖然“我”時常要被這樣的金戒指打得“嘴唇開裂”。那么，與之對照的針箍兒在現代人的眼中，則意味著落后與貧窮，是被時代淘汰之物。所以即便小說沒有交代K手指所佩戴的飾物，但我們完全可以推測，這樣的女性絕無佩戴一枚針箍兒的可能。此處，作者并無將人物關系二元對立的意味，而是在K的離去與不請自來的“姨媽”之間，建立非常必要的聯系，也就是說一個高明的小說家，縱然是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但首先必須是一名天衣無縫的裁縫。從創作的角度而言，這篇小說的發展過程，就是作家引導我們發現針箍兒的存在價值的過程。所以從小說作為敘事文體的特征而言，“姨媽”其實是作為一種懸念設置出現的，作者直到她離去之前才給出這個“戴褐色毛線帽穿黑大衣”的老太太到來的理由，乃是為了完成“大姨”臨終交代的遺愿。作為母親那一代傳統女性的象征，佩戴針箍兒的“姨媽”的到來，貌似十分突兀（就像格利高里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甲蟲那樣），卻為這個瀕臨死亡的婚姻帶來了一線轉機，因為“我”與K之間乏味、僵化的關系忽然找到了一個出口，仿佛給窒息的婚姻生活一個喘息的機會。這個佩戴著時代遺物的“姨媽”，并無老朽落后之態，而是充滿了生活的智慧（比如晚飯一定要做象征著團圓的餃子），這是一個把婚姻乃至人生看得十分透徹的老人，她（或者說針箍兒）的到來，使得這個網絡時代的家庭“變得有些規律了，像模像樣的了”，“生活有了溫度，家也不再冷清了”。這個時候，姨媽的“針箍兒”似乎也具有了大姨“金戒指”的威力，一方面，“我”找回了從前貧困年代的親情，哪怕這種親情中夾雜著對大姨的復雜的情緒，另一方面，作為傳統力量的象征，這個與時代格格不入的突兀的疏離之物，卻剎住了分崩離析的生活流，它將一切慢慢拉回到有序的軌道，縱然是常人眼中的循規蹈矩，卻從時代生活的縫隙里，找出一塊清凈地方，或者說與時代之間重新建立起生活的法則。此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我”與“K”這個丁克家庭似乎找到了必不可少的紐帶。所以K要反復證明姨媽曾經來過，進而找到婚姻不必解體的理由。直到在床上發現針箍兒，仿佛最終找到了確證。這個紐帶在“姨媽”走后，順理成章成為這對夫妻想要一個孩子的緣由。

其實，從整個故事發展來看，這個紐帶的牢靠性是值得懷疑的，正如“我”與K要孩子的目的不同。一個具有扎實情感根基的婚姻，其精神的共生性，需要的是互相呵護和培育，而并不需要“針箍兒”這樣的催化劑。它只是這個時代的諷刺，而“金戒指”才是它的注腳。雖然“金戒指”帶來的是留在心底恐懼的陰影，然而，在孤獨與害怕之間，寧選害怕，倒不僅僅是“大姨”說的“一個人心里有怕的東西，就不會壞到哪里去，就不會太出格”，而是這種“怕”帶著從前情感的溫度，哪怕是用扭曲的尊嚴換回的溫度，也勝過兩個同床異夢的夫妻之間無邊的孤獨。從中，我們似乎也看出作者在時代與傳統之間試圖縫合的勇氣，只是背景換了，一切觀念和立場也要隨之轉換，正如我們回到故鄉，心心念念的是希望看到一個靜止不變的從前，而當我們看慣了城市的繁華，卻又生出從前也許應該與之同步的想法。“姨媽”從故鄉來，她熟知從前事，而放到現在，是否真的行得通，尚需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姨媽”真的一直住下去不走呢？是否真的就可以解開婚姻的死結？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當代作家開始重視傳統文化，韓少功《文學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約著人類》等反思了20世紀中國反傳統文化思潮，顯示出重視傳統文化的理論自覺。然而，面對喧囂的時代，每一個葆有良知的作家，其反觀傳統的目光愈加孤獨是必然的。我很欽佩羅望子這種反觀傳統的勇氣，避開急功近利的文學操作，實現對文學自身的回歸，而且并不妨礙對現實的介入和批判。“針箍兒”經由文學的轉化成為作家站在傳統的、文化的層面實現對人的命運審視的載體。如果時代是一根針，它也許需要堅硬“針箍兒”作為一種推動其發展的反作用力。其實文學亦然，無論時代如何變幻，恰如物理中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非但不會導致其消亡，反而會因其反作用力而產生與之相輔相成的巨大力量，正如有評論家說過，“一切有效的寫作都是基于思想敏感、藝術道德和時代轉折作出的綜合性反映”。

責任編輯 李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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