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禪，仿佛馬上就有一絲氤氳的神秘感和玄妙感彌漫到了心頭。

說到禪，馬上就想起了禪宗，進而浮現出楊岐，浮現出楊岐山上一座平常味道的寺廟。這寺廟甚至連名字都有著家常的隨性味，就叫普通寺。但這普通寺卻是禪宗的祖庭之一，在這里發源命名和流播繁衍了禪宗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宗派楊岐宗。

宋乾興元年（1022），30歲的僧人方會來到地處贛西的楊岐山弘法。他將楊岐山上肇始于唐代的廣利寺改名為普通寺，從此舉揚一家宗風，創立了名揚天下的楊岐宗。方會也因此被人稱為“楊岐方會”。

我們已經知道，達摩東渡讓佛教與中國文化精神結合了起來，而六祖慧能則開創了“純粹的中國化佛教”。隨著符合南方士大夫心理需求的禪宗流派主張的興盛，過去需要念經、苦修、出世、枯坐的修行進一步切合了士紳們求簡的心理。現在，他們可以靈機一動、心念一起，在頓悟中輕松地進入某個境界。這樣一來，禪宗就具備了某種文藝性和趣味性，加上其本身所有的神秘性與玄妙性，形成了一種智慧、思辨的外在呈現。

當更多讀書人參與其中之后，禪宗內部的交流、傳播也有了讀書人的影子，他們更多地用棒喝、隱語、動作、手勢等方式打機鋒、辯體悟，蔚然成一股自由活潑的禪風。而禪宗歷史與細節的記載、傳承，也更多地以所謂公案的方式出現。

在唐宋時代，禪林各大宗師多以近似詭辯的奇異言行和峻烈棒喝顯示玄微，而方會的表現卻平實無華。他不拘泥于語言上下功夫，強調禪的直觀修煉，主張“隨方就圓”，“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楊岐無旨的，栽田博飯吃”。一次，有人問方會：“雪路漫漫，如何化導？”方會答：“霧鎖千山秀，迤邐向行人。”就是說不必墨守成規，可視具體情況靈活運用。

在方會看來，禪宗主要靠“立處即真”的自悟，他說：“立處即真，者里領會，當處發生，隨處解脫。”因為“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殿對三門，僧堂對廚庫。若也會得，擔取缽盂拄杖，一任橫行天下。若也不會，更且面壁。”

不過，這個方會在自己的修行原則上，卻并不怎么“隨方就圓”“靈活變通”。 他在管理寺院庫房期間，工作時點著廟里的燈，到了晚上個人誦經參禪時就點自己的油燈，生怕侵占了公家的利益。對于寺院管理，這個年輕的僧人也是嚴密細致、合情合理。管理細節具體到了對于寺院燈盞的點燃、添設等方面，如佛前長明燈由香燈師精心照看，寮房用燈則要求按時點燃與熄滅，做到合用、節約。他這種愛護寺院公物、公私分明的嘉德懿行，被傳為佳話。由此，還衍生了佛門中那副著名的對聯：楊岐燈盞明千古，寶壽生姜辣萬年。

作為一個懷疑主義者，我依舊愿意相信這則故事一定有其事實根基。它的樸實與其他很多“公案”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

現在我們看到的那些充滿玄機、通過禪師看似毫無關聯的一言一行而引人憬悟的故事，無疑絕大多數都完美體現了哲學與語言的多種出路、多種解讀，也完美體現了禪宗的優雅智慧。但是，請原諒我的愚鈍與放肆，在翻看那些泛黃的禪宗公案時，有時候我也會不自覺地涌起某種大逆不道的想法：禪宗文獻中有少數公案機鋒很可能是在耍無賴。面對不好回答或無法三言兩語解決的問題，大家都是聰明人，知道選擇最聰明的辦法，王顧左右而言他，或者哈哈一笑就過去了。至于這與問題本身風馬牛不相及的言語舉止是否被提問者或旁觀者解讀出讓人頓悟的高深啟示，就用不著管那么多了。

當然，或許，在另外的語境里，哈哈一笑就放過，本身就是一種禪思的表達？

楊岐燈盞明千古的公案與那些類似腦筋急轉彎的機鋒問答公案風格完全不同，它用最簡單笨拙的故事表現一個僧人的道德水準與管理能力。或許，正因為有了創始人的這種道德水平與管理能力，楊岐宗從一開始就做到了綜采各家之長，融會貫通、除弊布新，最終在禪宗諸多教派中脫穎而出，獨樹一幟。

經過唐宋兩代的發展，作為浸潤著中國思想、中國文化的宗教流派，禪宗已經發展到了包含五家七宗的局面。五家即臨濟宗、溈仰宗、云門宗、法眼宗、曹洞宗。臨濟宗至宋代分黃龍、楊岐二派，以此二派加上五家，合稱為七宗。但《中國佛教史》載：宋代，禪宗只臨濟一家弘傳至盛，余家或絕滅，或衰敗，曹洞一家綿延至宋末忽臻隆盛，臨濟下的黃龍一派數傳即絕，而楊岐一派乃復臨濟宗的舊稱。——臨濟宗內的黃龍宗傳承數代即滅絕，楊岐宗等同于臨濟宗，臨濟宗的歷史成為楊岐宗發展的歷史。

從普通寺出發，楊岐宗術法流傳，法流繁衍，遍布各地。僅在江蘇、浙江一帶，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常州天寧寺、天目禪師寺、寧波天童寺、杭州靈隱寺、蘇州虎丘寺等，都是楊岐法系。據《續指目錄》記載，自南宋至清代康熙初期，共有高僧大德者710名，其中楊岐宗弟子就占了470名。《中國佛學名人詞典》記載中國十大佛教宗派的傳承中，所占篇幅最大的是楊岐宗。楊岐法系傳人中，既有眾多知名禪師，也有官至明朝宰相的張商英、姚廣孝、袁了凡和一代名臣林則徐等官宦，還有趙孟頫、石濤、八大山人、弘一等文化名家。

同樣從普通寺出發，楊岐宗法還在異國繁衍昌盛。據說，唐宋開始，從日本到楊岐參禪的僧人就接踵而來，使得楊岐宗在日本大為興盛。當時日本有24派禪宗，楊岐宗獨占20派。第一個來中國求楊岐佛法的日本僧人是珠光，他比《辭海》里所講的俊芿、圓爾辯圓兩名禪僧來華求法還要早幾十年。

可以想象，“遣唐使”一次次從日本海岸揚帆起航，一次次從中國返回日本，隨之回去的除了一箱箱見所未見的物件，更有一樁樁聞所未聞的故事。那些物件與故事的產生地中國，叫無數日本人怦然心動。作為僧人的珠光決定：到中國去學習佛法！

歷經千艱萬險，非止一日，珠光終于抵達中國。左尋右覓，既虔且敬，他終于拜得楊岐宗第四代傳人佛果禪師為師。在宗教文化的感召下，珠光克服了語言、生活、學習上的重重困難，日益精進，最后獲得佛果禪師的“印可”。

學成之后，珠光帶著師傅佛果禪師手書的佛理闡釋以及“茶禪一味”的書法條幅滿懷欣喜地坐船歸去。可以想見，一路他曾若干次設想回到日本后如何弘揚楊岐禪宗。很不幸，就在他的船快要靠岸之時，颶風覆舟，一船人無一生還。這個意圖將楊岐燈盞傳承到日本的珠光，最終成了殉道者。

文化的交流從來都具有往還的交互性質。除了主動來楊岐參禪的日本僧人之外，宋元明三朝，也有不少楊岐宗傳人遠赴日本弘法，其中主要代表者有南宋的蘭溪道隆禪師，日本朝廷尊稱他為“一山國師”；有明代的隱元隆琦禪師，他在日本建了黃檗山萬福寺，日本朝廷尊稱他為“大光普照國師”。

楊岐宗大放光芒、普通寺變得不普通的時候，楊岐方會早已圓寂。在篳路藍縷來到楊岐之初，方會可能沒有想到自己開創的這一宗派會成為一條輝煌的文化之河，讓楊岐燈盞流播久遠。

其實，讓楊岐之名走向鼎盛、輝煌的方會并不是楊岐宗教文化的肇始者。在此之前，楊岐的佛教傳承自唐代就已經開始了。當年，乘廣、甄叔兩位禪師在這里開山建寺，輾轉傳承。

唐貞元十四年（798），乘廣在楊岐苦心經營四十多載后圓寂于此。他的弟子們在寺廟右側用石頭壘砌興建了乘廣禪師塔。石塔建成9年之后，一個名叫還源的弟子又請得乘廣禪師生前好友、著名詩人劉禹錫提筆寫下了洋洋千言的碑文。這篇《唐故袁州萍鄉縣楊岐山禪師廣公碑文》由劉禹錫寫好后，又由他的兄弟劉申錫細心篆刻，于唐元和二年（807）5月立于乘廣禪師塔下。

撰寫碑文的時候，劉禹錫正貶謫朗州司馬，離楊岐山有千里之遙。還源和尚不辭辛勞，翻山越嶺、走州串府終于找到了劉禹錫。看著這個僧門好友的傳人，劉禹錫無比感動，在痛惜中再一次想起自己與乘廣禪師交往的點點滴滴，最終行諸筆下。

事實上，劉禹錫與乘廣禪師的友誼并不鮮見，翻看文獻，我們可以看到無數文人與僧人保持著友好關系，諸多文人留下過與僧人的唱和之作或者是碑銘。

這真是有些奇怪的事情，文人自做著他的官，僧人自參著他的禪，怎么會有如此頻繁而普遍的交集呢？為什么天下名山僧占多，而天下名士又多與僧人友善？或許，這是因為文人喜歡尋山問水，很容易進入有文化底蘊、有人文氣息、有歷史年頭的寺廟。而深居寺廟的僧人中不少往往又有驚人的睿智之語，讓文人與其接觸中大有收獲。這種情況，在禪宗興起之后尤其如此。也或許，這是因為歷史上的文人們大多失意，這個時候自然很容易向佛門尋求解脫和寄寓。而僧人的超脫，又讓文人覺得向往與羨慕卻求而不可得，于是便經常往來。再或許，是因為僧人少了利益糾葛，讓陷于仕宦人際糾葛中的文人在與其交往中覺得放松、暢快。

——我忘了重要的一點，過去的僧人，往往也是個文人，當時的僧人中能詩善文者還真不少。

于是，文人與僧人由訪客與接待者逐漸演變成了文朋詩友，再成為親密好友。這兩者之間的交往情誼，最終借助能夠長久留存的寺廟建筑與詩文著作留存了下來。

說來奇怪，這個贛西萍鄉的小地方，與宗教的淵源卻頗有些來頭。在這里，道教文化淵源可以回溯到近2000年前。諸多或真或偽的文獻都說到，中國道教重要流派丹鼎派的開創者葛玄、葛洪在三國、東晉時期就于萍鄉武功山修道煉丹。至今，在武功山金頂處，還保存著三國東吳初年始建的四座花崗巖古祭壇。葛玄自己還寫了《丹成頌》，述其修道煉丹的艱辛：“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群書。經久不悟，維思若愚。焚遍金石，燒竭汞珠。”唐代袁皓也寫詩記述這段故事：“一洞二仙共煉真，功成九轉各神通”。

與佛教禪宗的淵源就更不用說了。當年祖慧能往下，禪宗傳至南岳懷讓和青原行思，分稱“南岳系”和“青原系”。南岳系下傳馬祖道一，主江西；青原系下傳石頭希遷，主湖南。雙方弟子互串師門輾轉求法，一時成為盛況，禪宗史稱“走江湖”。唐宋時期，走江湖往返于湖南、江西的云游學僧不計其數。

除了楊岐的禪宗之外，萍鄉還有一個名叫釋惟則的僧人在宗教文化中大放異彩。這個自號天如的元代僧人，倡導禪凈雙修，晚年在門人支持下創辟了蘇州名園獅子林（初名師子林）。他曾與元曲家貫云石、阿里西瑛過從甚密，優游唱和于杭州。獅子林建成后，又與倪瓚、高啟等文人名士園林聚會，吟詩品文。不僅如此，他自己也擅長詩文，著有《師子林別錄》《天如集》《高僧摘要》等。

宋代楊岐禪宗盛極一時的那段年歲，四方朝拜者絡繹不絕，一時象馬交馳。因楊岐山處于離縣城數十里處，一日往返交通不很方便，位于市區的寶積寺也自然就成為海內外僧俗朝禮楊岐禪宗祖庭掛錫之地。

北宋崇寧元年（1102），江西詩派的開創者黃庭堅來萍鄉探望在此擔任知縣的兄長黃大臨。探親之余，自然免不了尋幽攬勝。來到一個名叫寶積寺的地方后，他與寺廟住持一見如故，一時文人僧人相談甚歡。聊到后來，黃庭堅欣然運筆，題寫“德味廚”、“八還堂”匾額，還興致勃勃地在寺院大殿前栽下一株羅漢松。意猶未盡，第二年冬天，黃庭堅又撰寫了《寶積寺記》，盛贊寺廟的同時，對僅僅一次游覽就結下友誼的寺院住持給予了高度評價。

黃庭堅在萍鄉的僧人朋友非止一個。他曾專門寫詩送自己多年的朋友密老禪師從宜春崇勝寺去萍鄉五峰山擔任某個寺院的住持。這首題為《送密老住五峰山》的詩中說：我穿高安過萍鄉，七十二渡繞羊腸。水邊林下逢衲子，南北東西古道場。五峰秀出云霄上，中有寶坊如側掌。去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老禪將。栽松種竹是家風，莫嫌斗絕無來往。但得螺螄吞大象，從來美酒無深巷。

釋惟則與文人、劉禹錫與僧人、黃庭堅與僧人之間的友情并非孤例，如果我們愿意，可以信手拈來一長串名字：李白、蘇軾、鄭板橋、劉長卿……無論是仕途不順的文人以其清高與僧人的枯寂達成共鳴，還是春風得意的文人以其閑適與僧人的豁達形成互動，一段一段的友情最終在詩文唱和中得以永存，一個一個的故事最終在歲月里得以流傳。

這些文人與僧人的素淡交往，為禪宗文化增添了更多亮色，也為禪的燈盞代代傳承增添了溫暖和文字的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