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時值馬鞍山市召開雜文學會年會。協(xié)會秘書長蔣慶坤老師特邀馮英子先生前往講課。因馮先生年事已高，行動有所不便。于是在征得家屬同意后，由我陪同馮老前往馬市與會。于是天賜機緣，和馮老以“雜文”為緣，度過了令人難忘的幾天。

為期四天的馬鞍山之行，筆者與馮老下榻于馬市富園飯店。在和馮老相處的日子，他的傳奇般的人生經(jīng)歷，待人接物的長者風度和對雜文創(chuàng)作的精辟見解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馮老祖籍江蘇昆山，少小失學，他自嘲：“最高學歷是小學五年”。因家境貧寒，為生計所迫，他十一二歲便外出謀生。1932年被江蘇《昆南報》錄用為通訊員。從此以后，他“憑著一顆赤子之心，一點愛國之志”，開始了他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頗具傳奇色彩的新聞記者生涯。悠悠春秋六十載，馮老曾先后在二十多家報刊中鍛鑄文功，筆伐時弊。解放前，他曾多次因不堪忍受闊佬們的掣肘或與當局政見違逆，而寧可自砸飯碗，擲筆而去，也絕不茍且偷生。

1953年，馮老放棄了香港優(yōu)裕的生活和總管《文匯》《周末》兩報的事業(yè)，毅然回到了上海。昔年頗負盛名的“戰(zhàn)地記者”，華麗轉(zhuǎn)身為上海灘名傾一時的“國際問題評論家”。“文革”中，集骨氣、志氣、浩氣于一身的馮老自然在劫難逃，干校五年變相勞改，曾是牛鬼蛇神班的“班長”。

馮老晚年的雜文創(chuàng)作成績斐然。粉碎“四人幫”不久，上海一家報紙刊登一篇《談“心有余悸”》的雜文。職業(yè)的敏感性與好發(fā)表不同見解的個性，使馮老嗅出了其中的陳腐氣。于是他便提筆反駁，并“一發(fā)而不可收”，先后出版了《移山集》《相照集》《歸來集》《雜文編粹》等集子。“今年我打算粹中選粹，剔除一些可讀性較差的文章，自選300篇，匯集出版。”在飯店的客房里，馮老對我說。

第二天，在馬市雜文年會上，馮老對雜文創(chuàng)作的特性作了精彩講演。

對雜文的特性，馮老自有他的獨到之見。他認為上乘的雜文要融思想性、批判性與可讀性于一體。他說：“思想性決定雜文的品位、氣質(zhì)”。“雜文要有感而發(fā)，不作無病呻吟，不‘彎彎繞’。要有的放矢地批判一切不人道、不人性的人和事。”

馮老認為“雜文是戰(zhàn)斗的輕武器”。雜文的“批判性”就在于“要講別人不敢講、不想講或不會講的話，要講真話，抒真情。從本質(zhì)上講，雜文的批判性就是雜文的風骨。”

馮老是最反對以“官話”、“官腔”寫雜文的。他說：“雜文的可讀性就是雜文的滋味，要耐讀耐嚼。雜文不是社論、短評，要以形象說話。一篇好的雜文，要給讀者以高級的藝術(shù)享受，要善于‘說開去’。”要做到這“三性”，馮老認為關(guān)鍵在作者的“膽識”與“知識”。“有了‘膽識’，你就敢把你的意見擺出來。有了‘知識’，你就能把你的意見說出來、說開去。”

牧惠先生曾評馮老的雜文是“膽識第一”。抑或正因為馮老的雜文膽識過人，便也招惹不少是非，得罪了不少人。不過在談到這些所謂的“筆墨官司”時，馮老大多一笑了之，不刻意自辯，以為“是是非非還是由歷史去驗證”。

馮老寫雜文有凜然不可奪志的斗士之氣，但與人相處卻又極具長者的和藹風度與智者的幽默風趣。無論是歷史掌故、人間趣聞，馮老皆信手拈來，在談笑風生中讓你受益匪淺。

馮老還十分注意“養(yǎng)生”，飲食起居極有規(guī)律。每天六時起床，晚十時就寢。起床后，馮老即手舞足蹈，完成他自編的一套“五禽操”。每餐用飯，也控制在一小碗，從不過量。一日三餐，更是滴酒不沾。那年馮老雖已屆76高齡，仍精神矍鑠，身輕體健，登臨采石磯，能健步而上，毋須攙扶，唯有點耳背。

在太白墓前，馮老憑吊良久，手撫那久經(jīng)歷史風雨打磨卻品質(zhì)不變的花崗巖壘成的衣冠冢，滿眼噙淚，喃喃自語：“楷模，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那一刻，令筆者內(nèi)心深受震撼。

馮老待人極為真誠、謙和。回滬后，為答謝馬市朋友們的盛情款待，馮老特撰《馬鞍山之行》一文以表心跡。筆者朋友那時正在創(chuàng)辦《文學實驗報》，亟需名家支持。在筆者牽線下，馮老二話不說便答應為其撰文。

斯人已去，余音尤在。冬春荏苒雖已近三十年，但心中的那份記憶依然清晰、鮮活——只要雜文在，馮老，你的魂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