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苛

“苛”本是統治者的一種性格，指其對下誅求無度，督責過嚴，例如《禮記》說“苛政猛于虎”，《詩序》說“哀刑政之苛”。談起專制時代的文禁和文網，便少不得用上這個字，因此它也是明洪武、清雍正一類好興文字獄的帝王統治的特征。

歷史上的文人，大多數不是統治者，而是被統治者，是文化專制的受害者，是“苛”的對象。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在毀害韓非、建議焚書時，也顯得那樣的“苛”，那樣心狠手辣。但他早已削尖腦袋鉆進“核心”，成為了統治者，不復是文人身份了。但即使是當上丞相的李斯，最終還是斗不過廝役出身的趙高，被夷了三族，他在全家被殺時對兒子說的話：

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這話很有形象思維色彩，仍是文人當行本色，但緊接著挨的攔腰一刀，卻比韓非吞毒藥還要痛苦得多。

李斯為名利所驅，緊跟秦皇帝，不得不身體力行，雖可恨，猶有可說。令人不解的是，歷史上竟還有這樣的文人，他一不是當朝一品，二不是文化班頭，并未擠入統治者的行列，為君為師的責任全都沒有，吃著自家的老米飯，偏要以文化監察御史自居，對文人和文事的態度甚至比統治者更“苛”，清朝山陽（今江蘇淮安）人潘德輿便是一個妙不可言的例子。

潘德輿，字四農，是一位舉人，著有《養一齋集》，其中詩話十卷，有云：

予欲世人選詩讀詩者，如曹操、阮籍、陸機、潘岳、謝靈運、沈約、范云、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諸亂臣逆黨之詩，一概不選不讀，以端初學之趨向，而立詩教之綱維。蓋人品小疵，宜寬而不論，此諸人非小疵也。

說他妙不可言，妙就妙在他要將曹操阮籍等人的作品一律槍斃，而在力主嚴辦的同時，卻又說“人品小疵，宜寬而不論”，仿佛執行的政策仍然是“從寬”。看來，曹操在銅雀臺上玩幾個女人，阮籍跟酒家老板娘吊吊膀子，宋之問和沈佺期受一點賄，這類問題本來可以“不論”。那么，為什么“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這些千百年流傳不朽的名作，卻必須“一概不選不讀”呢？唯一的理由，便因為這十個人是他所說的“亂臣逆黨”。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里，這十個人都有專條，除了對宋之問、沈佺期二人的“人品”（這卻是養一齋認為“宜寬而不論”的）略有微辭外，并未作任何否定的評價，更無一人被戴上“亂臣逆黨”的帽子。陸機、潘岳、謝靈運、陳子昂、宋之問五人確實是被殺的，但或死于政局紛爭，或死于仇敵告訐，或死于冤獄陷害。且不說他們沒有舉兵造過反，即使在專制統治下造過反的，如黃巢、牛金星，恐怕也不能永遠說成是亂臣逆黨吧。阮籍、沈約和范云等人，不過在統治者倒臺后沒有為之“殉節”，用春秋筆法來說就是事過二主或身歷兩朝（沈約則身歷宋、齊、梁三朝）。如果這算是“逆”，又該如何評價一九四九年成群結隊的起義將領？何況阮籍他們只是逆來順受，并未舉旗起義或棄械投誠呢。至于曹孟德，他倒沒有身歷兩朝，只因他兒子在他死后取代不中用的劉協做了皇帝，他就成了名單上的頭一名，這里真用得著聶紺弩的警句，“奸臣曹操是篡賊曹丕的兒子”了。

民國前期軍閥混戰時，一邊稱討賊軍，一邊稱靖逆軍，“賊”和“逆”都是打擊對方的口號。你可以這樣叫我，我也可以這樣叫你，究竟誰是賊誰是逆，老百姓是弄不明白也無須弄明白的，只求能在炮火連天中草間偷活就不錯。文人如不想學“可憐跑死阮忠樞”，到某一邊去領薪水，也大可不必操這份心。

這里說的有點離題了，其實我的意思不過是，所謂亂臣逆黨奸臣篡賊的帽子太大，當時壓得死人，過后看來卻往往并不那么合式。正如過去國民黨說共產黨領蘇俄盧布，領導人要“國際”指定，代表大會也要到莫斯科去開，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一九四九年后這些說法又成了反革命的毀謗和污蔑，是非豈不是顛倒過來了么？

尤其是在只論詩文，而不是幫古人寫檔案作結論的時候，似乎不必一定要把當時就未必很對頭的政治帽子從歷史灰土里撿起來，雙手捧著硬往已經不能做聲了的古人頭上戴，也就是說，不必那么“苛”。

潘德輿做八股只考上一個舉人，其文章《養一齋集》也沒幾個人看，偏要替漢獻帝、司馬昭來出氣，討伐他們的“亂臣逆黨”，欲令天下人都“不選不讀”曹孟德、阮嗣宗的詩文。究竟他是不甘寂寞，還是心理失衡呢，不便妄加揣測，但不管怎樣，明洪武、清雍正都沒有禁止，頂講究“詩教”的朱文公亦未加指摘的這些文字，他卻要如此氣憤填膺地反對，一副悻悻然不共戴天的樣子，稱之曰“苛”，總不至于十分冤枉。

中國的文人（再往前叫儒生）有一種遺傳病，對于暴政從來俯首帖耳，日常生活中遇橫逆之來亦退讓唯恐不及，唯獨對于同類卻“氣”特別盛。文網稍寬時，生怕大家呼吸輕松，總想制造一點能夠鍛煉成文字獄的材料出來才甘心，好像統治者不“苛”他反而不好過似的，這可以稱之為想“苛”的癮，不知道幾時才能根除。

歷史上文人吃“苛”的苦頭太多了。如果文人還要幫統治者撥草尋蛇，不斷地從活著和死去的同類中找“亂臣逆黨”，不斷地把禁書的單子開出來，那么，文人作為一個整體，挨整只會挨得更加厲害。

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多個儒，文人談起來至今痛心疾首。但《史記》明明寫著，四百六十多人中的大多數，也是在“案問”時“互相告引”攀扯出來的，大約是最初被“案問”的人覺得別個沒有被“案問”，自己心理不平衡，也就是犯了“苛”的癮吧。

統治者的事不好說，我只希望被統治的文人們對于同是文人的人和文不要太“苛”了。為世間多留下幾篇“月明星稀”之類的文字總不是什么壞事，因為我們和我們的后人不能只讀《養一齋集》。

（一九九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