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萊州作家王韻，還有另一個身份——下崗女工。一個女孩子，在結婚后不知情的狀況下懷孕，孩子生下來僅五斤，一個兩厘米的子宮肌瘤，貧困，無錢醫治。又堅持打工，營養不良，結果讓子宮布滿肌瘤。要同丈夫去上海做手術，卻買不起去上海的車票。住醫院十天掉了十斤，形銷骨立。給市政干工程，欠她六萬元錢，要了十一年只給了四萬塊。這是一個女人真實的故事。我們說這個女人夠凄慘的了。女人把這些真實的事情寫了下來，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如果從中國最廣大的貧困地區看，這些故事還不算最凄慘的，但為什么打動了我們呢？

首先在于她客觀、真實地實錄生活，幾乎接近于非虛構寫作。一個女孩子十五歲愛上了文學寫作并發表作品。結婚生孩子，產假期間被下崗，于是開始各種打工。把嬰兒綁在自行車上，開始跑賣保險，第一份保險合同竟是自己父親的。借錢給市政工程做預制件，送貨的老吳從拖斗摔下來死了。一個巨額賠償，傾家蕩產。婚后三口之家租房，居然搬了十四次家，能夠在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擠下，抵抗著寒冷和雨雪。漏雨的夜晚，用雨傘遮住孩子，母親因此坐到天明。為了湊一張去上海的慢車票，去冷庫打工，做各種各樣的冷凍物品，例假來了，在腿和衣服之間結成了冰塊。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處于非人的生存狀態……雖然它的客觀、真實能感動我們，難道它僅局限于現實，局限于客觀？那么我們說一個億萬富翁炒股，輸掉了豪車、豪宅，傾家蕩產，最后跳樓死了，我們會同樣感慨嗎？不會。為什么呢？可見不單單是客觀事件的真實性，不單單是我們記錄了這個時代傾家蕩產的故事。而是在于與這個事實相關聯的語境，一種語境因客觀和真實性所具有的強大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語境中構成的那種真實感，這種真實感是通過客觀事件真實化而得到的。也就是說，每一個客觀事件不是單獨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連貫構成的時間鏈條。在這個時間鏈條上，人的行為方式及其詳盡的細節，提供了語境的真實性，人物在行為與時間序列上的過程便是真時代的過程。因此，威廉·詹姆斯說：“真實發生在觀念之中，觀念蛻變為真實的，是通過事件被真實化的，觀念的真實性其實是一個事件，一個過程，觀念的真實化，觀念的有效性就在于其真實化的過程。”在這種真實化過程中，作者善于羅織一些真實的細節描寫，例如跑保險時把女兒鎖在家里睡覺，她談完保險后匆匆忙忙往家趕，她的單車和轎車撞上，責任在轎車，她卻忍著傷給司機道歉，回家后見孩子在屋里哇哇大哭，她趕緊安撫孩子，鄰屋大娘發現她嘴角和眼眶邊的血跡，她自己竟渾然不覺。還有她的特殊經驗的體會，孩子在自行車后，鞋掉了，她不敢貿然停車，一定保持滑行，讓車慢下來，扶著車慢慢地往回推，撿起鞋再穿上，寧可小孩凍一會兒腳。因為緊急剎車，小孩兒會從車上栽下來摔著。這些真實的個體經驗保證了她敘事描寫的有效性，同時也保證了文本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

其次，讓我們的寫作與生命靠近，而不是與事實靠近。這句話對王韻來說，具有雙重意義。對于讀者來說，王韻表述的生活事實是從婚姻生活開始，從生孩子開始，她的苦難也就開始了，這很殘酷，很容易讓人想到，婚姻不過就是一個女人的墳墓，另一個生命的開始，就是自己生命的蒙難，她拼命為生活掙扎，這有意義嗎？仿佛一切生命的活動僅在于保命，保自己之命，保孩子之命。如果僅是展示這樣一種生命的苦難過程，這種寫作有意義嗎？為什么要把這種苦難文字以視覺形式強加給她的讀者呢？僅僅只是為了掬一捧同情的眼淚？作為個體生命的真實化，寫作變為個人悲劇的宣泄，對個體和他者都不見得有很大意義。因為這種展示全世界有千千萬萬，甚至有更多的悲苦劇。這表明了我們不需要一種事實上的展示，無論它多么有客觀性與真實感。我們需要什么呢？我們需要一種生命體驗的真實感。這種生命的真實感是在生命的連續運動中完成的。西美爾說：“在生命過程生氣勃勃的范圍內，它就像一條河流里的波浪一樣相互聯系著；往往有那么一種生命，它制造這些片段，就像制造它那些與自己無法分割的，因而也是相互間不能完全分離的脈搏一樣。”王韻在所表述的事實中，主客觀性上她加了強烈的情感傾向，這些事實表面上看上去是單個的，但其中糾結著一種邏輯聯系。結婚自然會有孩子，有孩子就必須為生存奮斗，賣保險，辦工廠，在冷凍廠打工，都是事件連續性的繼起，這其中蘊含著狄爾泰所說的“他對于人的事情的理解，是依賴于他在自己生活經歷中所能達到的東西”。這是狄爾泰在總結歌德創作時所說的，歌德在塑造人物時，總是會向他的環境、他的時代靠攏，總是要展示自己的心靈，或者自己個人的情感。那么王韻也離不開自己生活經驗的材料，但如果把這些材料事實歸于心靈，歸于個人的天性，歸于環境中個性發展，歸于王韻生命體驗的外在形式。這些事實在連續的關聯中就有生命的意義了。王韻用自身對疾病的感受體驗，生命與疼痛，切入生命的感受，她近乎病例記錄式地表達了子宮肌瘤的增長、子宮險些被切除。生命在痛苦和歡樂中得到它的質量，而且她穿越代際關系，上至父親，下至女兒，手術過程便是生命掙扎的過程，這種情況下，她把一切肉體痛苦轉化成一種精神的食糧，即文學的寫作。可見她的文學寫作的內核，是以生命為代價的內驅力。生病是肉身的事，可也牽扯上了情感的心靈。肉身的疼痛是一時的，而情感卻在疼痛時注入肉身包裹的內心甚至靈魂。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場疾病，而健康就是救贖。這個生命至深的感受，她歸結為人生的形式，總結為“人生=疾病”，這是一種宿命，或宗教式苦修感悟。我并不是說這種感受不行，剛好相反，生命體驗允許多種形式和方法。當然要達到一種深度，僅表述為一種生命直接狀態還不夠。“如果我們從生命自身出發，而不是從這些生命之外，延伸到自身完整性的層面出發來觀察生命，那么觀察問題的角度就會不同。這樣一來，生命的內容從屬于單獨的，可以說獨立存在的世界的特性，就失去了它天然的意義。”王韻表述她的一個個生命狀態，基本上是按時序來展示她個人的具體情況。按西美爾的意見，這僅僅是一個單純的事實，必須要對生命狀態的局部進行“事實切除”和“想象移植”，使它合乎于某種表達意圖。王韻在生命整合而合乎主體性的意圖方面似乎還不夠，這個不夠并非指題材不夠，也許她過強地展示了主題，而主題的新穎和獨特性還不夠。也就是生命的反思啟迪僅具有自身凈化情感的作用，但對他者的認識功能是不夠的。

最后，我們談談情感。王韻表達的個人情感體驗是強烈的，也是深厚的，這源于她個人的對事實的切身體驗。所以她的散文遍布了這種強烈的個人情感。這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方面整體考察她的文本，就會發現她的文本情感類型是重復的，存在反復渲染的情況；另一方面，這種情感雖是直接處理，但它還有一種烘染的煽情的方式，把所有讀者都拉入了矯情的范疇里。我們說她已經部分地成功了，但這種情感是流逝的，雖然充沛但也是擴散的。這過度的情感詮釋，在當下，一方面走向膚淺，另一方面濫用同情。你會說這有什么不好嗎？簡單說這是一個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東西，當下不是一個情感主義的古典時代，而是一個情感的反思時代，我們要提出問題，尋找社會人性的弊病。我們不僅要反思社會，也要反思自我，所有一切都要立足于解決問題。而情感主義是一種對問題的放浪，它只會使情感更加成為問題，而個體問題仍得不到絲毫解決。我們寧可成為叛逆者、反抗者，我們不要同情者，早在二百年前我們就知道：同情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