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厚實，做事要明理。”在我小的時候，母親就這樣教導我和兩個哥哥。

轉眼，母親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

我的母親是一名人民教師，從教40年。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母親從湖南省辰溪師范學校畢業，懷揣夢想，踏著青春的律動，躊躇滿志地來到她從教生涯的第一站——溆浦縣觀音閣小學。

母親對她所從事的職業，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是母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聽父親說，母親為了不影響工作，我的大哥是跟著奶奶長大的，二哥是請保姆婆帶大的，我最小固然是跟在母親身邊。兒時，只要一聽到鐵錘碰擊鐵塊的上課鈴聲響起，就是我最痛苦的時候。因為母親總會把我從玩得最開心的地方，像搬石頭一樣移到她上課的教室門口，讓我趴在門檻上玩，目的是，在她上課的時候，我逃不出她的視野。

在當時來說，母親是身披光環的公家人，從事的是受人尊重的“先生”職業，但母親的一生卻是含辛茹苦……

母親家境貧寒，所以上學晚、畢業遲。我的外公、外婆在我母親9歲之前就相繼辭世，母親有一個大她二十歲的姐姐和一個年長三歲的哥哥。由于身處舊社會，姐姐出嫁早，加上舊中國動蕩不安，母親與姐姐失去了聯系。母親便與大她三歲的哥哥相依為命。不幸的是，民國28年，即1939年，日軍侵華轟炸湘西沅陵，母親唯一的親人——12歲的哥哥未能幸免于難！

讓母親度日如年的艱難歲月，當始于父親從武漢水利水電學校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的第二年，也就是父親母親結婚后的第二年。1959年父親遭受不白之冤，直到1978年平反。母親無論遭遇怎樣的逆境，從不耽誤教學工作。在父親受迫害的漫長歲月里，母親首先從區完全中心小學調到村小學，再到自然村的教學點任教。一次不如一次的教學環境，母親以抓鐵留痕、踏石留印的姿態一路走來。

父親蒙冤受到迫害后，母親從溆浦調回了沅陵，被下派到沅陵縣麻溪鋪區一個叫三眼橋的村小學任教。小學坐落在小溪旁的一個土丘上，離村莊較遠。與其說這是一所學校，不如說是一棟荒廢已久的破樓！學校所謂的操場其實就是一塊小得可憐的草坪，校舍要門沒門、要窗沒窗，教室里擺放的全是清一色缺胳膊少腿的課桌，有的課桌甚至靠綁著一根木棍支撐平衡。二樓的樓板也是千瘡百孔，連一根完好的護欄都難以找到。

三眼橋小學僅母親一名公辦教師，其余均為村里的民辦教師。母親不但教一至二年級的語文課兼任班主任，還承擔了學校一至六年級的音樂、美術課教學任務。由于書寫大量的教學板書，粉筆灰不時落入眼中，母親患上了嚴重的角膜炎。一天到晚，眼睛總是紅紅的。

在母親的世界里，學校沒有好壞之分，只有教師教學質量的高低之分。或許是母親任勞任怨、誨人不倦的行為感動了上蒼，年年在全區小學會考倒數第一的三眼橋小學，硬是在母親手里拿到了全區小學會考第一名的成績，而且一拿就是三年！也就是這三年，母親的角膜炎日趨嚴重，引起視網膜脫落，幾近失明。其間，母親只利用暑假去過一次桃源縣中醫院治療，沒等開學母親又火急火燎地趕回了學校。忙前忙后的母親，不是上縣城領教案買書本，就是找來木板、木條，買來釘子，對課桌椅、教室門和樓板、護欄進行整修。為了給孩子遮風擋雨，母親從農戶家找來薄膜，將破爛的木格窗裝飾一新。

在我的記憶中，母親的教案桌上總是擺滿了各類滴眼液和眼膏，終日不離。為了教學方便，母親往往在夜里才用眼膏，白天用滴眼液，這樣不至于影響教學。

學校遠離集市，母親除了開會很少去公社，日常所需的蔬菜都是自己種植。母親根據季節變換在學校旁邊開墾荒地，種上蔬菜，自給自足。每逢冬季，學校后面的一大片田地里會長出不少的野油菜，于是兩個哥哥總會帶著我去采摘野油菜回來當菜吃。而每次在經過學校后面的土丘時，我和哥哥一不小心就能踩到一些白骨，讓人不寒而栗！后來村里的一位阿菩（奶奶）悄悄告訴母親，學校的這座山丘原本是一片墳地，那些白骨是當地先人的遺骸，文化大革命時“破四舊”，炸平墳地建學校。此后，母親養成了晚上休息不熄燈的習慣。

在三眼橋村小任教三年后，母親又被調至離縣城更偏遠的花橋小學任教。這是一個苗族聚居的村莊，除了綠水青山，就是一窮二白。村子里無論大人孩子，管教師不叫老師，叫“先生”。村民講的全是苗語，孩子們根本不懂普通話。因為母親教的是啟蒙班一年級，孩子們聽不懂普通話，母親聽不懂苗話，沒理清頭緒的母親初來乍到，也只好摸著石頭過河。結果在本年度全區期末會考中，母親所教的班級考了全區倒數第一。各種議論撲面而來。

從公社開完會回來，剛放下背簍，母親就哭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母親流淚。晚上，母親沒有做飯，只煮了幾個雞蛋，然后從背簍里拿出一小缽扣肉，這是母親在公社開會聚餐時沒舍得吃專門留給我們的。陶泥燒制的土缽子很粗糙，幾片薄薄的扣肉因為放在背簍里長途顛簸，溢出的豬油已經凝固成不規則的白色圖案，我深深地咽了一口吐沫。那一晚，母親什么都沒吃，只是靜靜地坐在教案前。第二天，母親終于找到了考試失誤的原因：這次會考實行的是全區教師輪換交叉監考，通俗點講就是你到我學校監考、我到你學校監考；而且監考老師讀題時用的是普通話，而恰巧普通話中的“默寫”，正是苗語中的“莫學”，意思是不用寫，所以孩子們在聽到監考老師讀到“默寫”時，都不約而同地聽成了苗語中的不用寫，導致20分的默寫題，孩子們都沒有做。

為了克服語言障礙，每天晚飯后，母親總會提著一個用空罐頭瓶制成的防風煤油燈，帶著我一次次走進苗家村寨。母親教村民講普通話，村民則教母親說苗語。不到一年的時間，母親不但能熟練掌握苗語中的所有日常用語，而且還能與村民進行交流。直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我還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苗語，而這正是當初從母親那學來的。

特別是在進行拼音教學時，母親總是將孩子們的小手放在她的脖子下，讓孩子們更直截了當地感受發聲部位。一而再，再而三，母親從不厭倦。母親對教學特別耐得煩，但對于我們三兄弟的教育就顯得不那么柔情了。母親對我們要求十分嚴厲，或者說近乎苛刻！不做事得打，不聽話得打，做錯事得打。母親對我們兄弟的教育是“打”字當頭。如果學習成績不好，不但要挨打，而且不給飯吃。對我們嚴重犯錯的懲罰，往往是通宵罰跪不準睡覺。母親這一套“棒頭下面出好人”的教子理念，我和兩個哥哥在不同時期都深有體會。母親由此得了個“鐵匠”的綽號：打自家孩子跟打鐵似的！母親的教鞭對學生來說是體現教師威嚴而用于傳遞知識的教具，但對我們三兄弟來說卻是“刑具”中的一種！值得一提的是，母親的那根教鞭其實就是一根細小的毛竹，軟而細，很不起眼。但劈頭蓋腦地抽在身上，皮膚立馬就會凸起一道道紅腫的血痕，伴隨而來的是炙熱的灼痛。母親打我們時像個威猛的“女子單打冠軍”，每次都卯足勁痛打幾分鐘或十幾分鐘，簡直讓我們痛不欲生，又毫無辦法。

母親的教學態度猶如管教我們兄弟一樣嚴謹，但方法卻截然不同。課余母親總會找來舊課本，用粉筆在上面畫出雞、鴨、鵝，蘋果、香蕉、西瓜，火車、飛機、輪船等，再用剪刀將畫好的圖案剪下來，然后用針線將這些剪下來的圖案縫在一個事先準備好的硬紙板上，既能旋轉又能折疊，方便孩子們更直觀地認識和理解課本。每當母親縫制這些教學圖片的時候，雖然總是小心翼翼，但由于母親的左眼只有0.2、右眼只有0.1的視力，沒等圖片做好，雙手已被針尖扎得傷痕累累。

在花橋小學任教時，雖說生活環境十分艱苦，但是母親對于生活的態度卻是毫不怠慢。在那個窮困的年代，國家每月供給我們家一斤半肉票和一斤豆腐票，這些都得母親自己到公社的食品站去買。由于學校離公社路途遙遠，不通公路全靠腳走，走上一趟得花一兩個小時，母親只有利用午休去食品站。每次食品站的工作人員見到都會笑著對母親說：“瞿老師你今天腳短了，肉已賣完啦，下回吧。”母親只好背著空背簍回來。有好幾次，都是母親聽說食品站殺了豬，才去食品站。工作人員依舊笑著對母親說：“瞿老師，你這回時間趕上了，但是你腳長了，今天殺豬是供應公社領導接待用的。”那時要吃頓豬肉真不容易，母親只差跑斷了腿，有時幾個月見不到肉的影子也是常事。為了調劑生活，母親就把從糧店買回的黃豆和豆腐做成豆芽或豆腐乳，用來改善單一的蔬菜飲食結構。

在我國偏遠地區或少數民族聚居地，由于相對封閉落后，讀書無用論在這些地區十分盛行。每逢節假日，母親總會或牽或背，帶著我跋山涉水、進村入戶，挨家挨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做學生家長工作，目的就是讓他們把孩子送來學校讀書。遇到通情達理的家長，母親的苦口婆心不會白費，但也有被驅逐出門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母親總是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直到家長“認輸”，母親才罷休。正是由于母親的一次次誓不甘休，當年花橋小學的適齡兒童入學率開創了建校以來的歷史新高——百分之百。

我的家鄉是沈從文筆下“美得讓人心疼的地方”——湘西沅陵。我家緊挨馬家小學，也是當時馬家大隊部的辦公所在地，所以人氣極旺。馬家小學有架風琴，由于學校老師無人會彈，風琴也只是一個擺設。再說當時的馬家小學老師中無人識譜，所以老師上音樂課只教唱歌，不教簡譜和五線譜，哼曲子全是憑著感覺走。一些鄉親沒見過風琴，后來發現只要腳踩踏板、手按琴鍵，就能發出美妙的聲音，男女老少都樂于坐上去胡亂地按上一氣。每逢寒暑假，母親回到家鄉，閑暇無事時，總會把這架風琴收拾一番，彈上幾曲，引來族人一片，有的跟著母親彈奏的旋律或哼或叫或吼，孩子們則拖著鞋子、流著清鼻涕，圍著母親和風琴搖頭晃腦、欣喜若狂。

生活中，母親特別注重品位和質量。洗臉時，總要求我們兄弟把香皂打在洗臉帕上，搓出泡，再將泡沫擰在房間的木樓板上，然后再洗臉，以此來改善空氣質量。記憶深刻的是洗鞋子，母親教我們兄弟洗鞋不能用鞋刷刷，特別是卡在鞋底的沙石和鞋里面臟的地方，得用手摳，而且不能在太陽下暴曬，母親說這樣可以延長鞋的壽命。

隨著父親1978年平反恢復工作的進行，1981年，年過半百的母親從偏遠的花橋小學調至區中心完全學校任教。臨行前，孩子們手里拿著野山花來了，家長或手捧雞蛋或手提臘肉來了，他們三五成群不約而同地來到校門口，什么也不說，只是抹著淚，一個勁兒地將所帶物品往母親手里塞……

母親報到的第一天，學校校長親自找到我母親說：“瞿老師，這二十多年讓您受罪了。這次回來您就別再教一年級了，給孩子發蒙是個苦差事，再說您眼睛不好、視力差。”一聽這話，母親卻不買賬了，說眼睛是老毛病，還能勉強看得見，不礙事。這一干，又是九年。母親又在一年級的講臺上站了整整九年。

在母親的一生中，最讓母親感到自豪的是1985年9月10日，我國第一個教師節，母親獲得了一枚紀念章，據說按當時國家政策規定，能獲這枚紀念章的必須是從教30年以上的教育一線工作者。母親如獲至寶，在家中一遍又一遍地傳看。也是透過這枚紀念章，我看到母親遍布生活艱辛的臉上，露出了久違而欣喜的笑容，那么灑脫、那么陶醉。像章由兩部分組成，上面是一個長方形的銅塊，上書中國第一個教師節紀念章；下面是一個純銅的圓形章，圖案是一雙手托起一棵幼苗的浮雕。

母親教了一輩子書，唯一的念想就是：全心全意給孩子們傳授知識，讓孩子們學到真正的本領，別一輩子跟在牛屁股后面，沒出息。她希望更多的山里伢走出大山，有朝一日能夠變成城里人，過上好日子……

母親有太多的牽掛。

愿母親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