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去姨父家的“地下銀行”是2012年晚秋，此時，與其叫作銀行，倒不如稱為地窨子或地下室更恰當，因為多少年了，里邊早已不見了當年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有時是蘿卜、白菜、地瓜之類的過冬吃食，有時則是其他用途，尤其最后十年，基本上就是閑置了。畢竟姨父姨媽年齡太大了，不能再扶梯而下，更沒法進行管理了。

深2米，面積20平方米的地下室確切地說是當年“魯西銀行”的一個分行。1940年初，中國共產黨在魯西區建立了第一個行署級抗日政府——魯西行政公署，伴隨著行政公署的成立，于1940年4月八路軍一一五師供給部又在山東東平縣土山村籌建了“魯西銀行”，而鄆城縣的第一個分行舊址，就是我姨父家目前的這個“地下室”。因為當時姨父的父親是一一五師的一個團長，也是鄆城縣第一批中共黨員，姨父和三個姐姐受其父影響，也都早早入了黨。

聽姨父說，他參與了“魯西銀行鄆城分行”的秘密籌建，建好后，他分管鈔票的切割、分封、廢紙幣的焚燒處理等工作。那時他們總是白天睡覺，夜里點著煤油燈（那是沒電）在地下工作，即便如此，為避免印鈔的聲音不慎傳出，八路軍又專門安排兩個女同志扮成他家的傭人，晚上在銀行上面的跨院西廂房紡花、織布，這樣既放了哨，又遮掩了印鈔的聲音。姨父說，因為煤油燈煙大，幾個通氣孔又小，里邊總是煙霧騰騰的，一夜下來，他們的臉熏得就像煤黑子，連鼻孔都是黑的，只有兩只眼睛熬得通紅……我能想象到他們的樣子，也能想象到他們的艱辛，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們神秘的地下身份和頑強的革命斗志。我曾告訴姨父，如果我也生在那個年代，我一定也參加革命。但地下工作者的犧牲和付出，又豈是和平年代的人們所能理解的？

姨夫家的地下銀行只生存了一年零八個月，就因叛徒告密被迫遷走。臨走時，魯西銀行副經理張廉方建議姨父一起轉移，但姨父的母親堅決不同意，因為姨父的父親和三個姐姐都參加了抗日，他們常年在外，有時幾年都沒點音信，而家里就姨父一個男孩，何況那時姨夫的前妻快要分娩……于是組織上決定留他在家鄉做地下聯絡員。但由于銀行遭到告密，從安全考慮，從大局考慮，組織上還是把姨父秘密保護起來一段時間，也就是這段時間，姨父的母親和前妻都受到敵人的審訊、拷問，在擔驚受怕的日子，前妻早產、大出血，大人孩子都未保住。姨父每每提起這段往事，總是充滿了憂傷、無奈和遺憾，但姨父畢竟是個樂觀豁達的人，他很快就會變得神采飛揚起來，整個人充滿了激情和斗志，為此我很崇拜姨父，常常無限尊敬又有點兒玩笑地說：“原來英雄就在我身邊啊！”“那當然，你是不是感覺做我的女兒特光榮？當年我若跟著銀行轉移了，現在就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元老了……”

姨媽和姨父沒有孩子，而爸媽四個孩子加上上班，實在忙不過來，所以我上學前基本上是跟他們生活，上學后，一到放假就回到他們身邊，他們也一直視我為己出，而且特寵我。記得小學三年級那年寒假非常冷，我每天起床的條件是：起床后讓姨媽和姨父圍著院子背我兩圈。現在想來我是那么任性和不懂事，可他們總是樂呵呵地滿足我。后來，我都上初中了，每次放假回去，姨父總是興高采烈地對我說：“閨女，咱再走兩圈？”姨父的意思是圍著院子再背我兩圈。“當然得走兩圈了。”我一邊回答一邊趴到姨父背上，他就樂呵呵地背著我在院子里轉。姨父好像總有使不完的勁兒，而背我又好像是他的一件樂趣。姨父最后一次背我已經六十七歲，或許和我長得瘦小有關，或許因為他身體特好，記憶中那次他一點兒都不喘。用他自己的話說，他70歲以前從不知道藥片是什么味。姨父90歲的時候，仍然拉車干農活，看上去就像60歲的人。但2012年的晚秋，99歲的姨父讓我真的感到老了。雖然他仍然沒什么病，但已經不怎么出門，不怎么說話，飯量也很少，每天更多的是躺在床上睡覺。母親曾不止一次地說：你姨父一年不如一年了，說不定哪一天就睡過去了，你要多去看看。對此我也早有覺察，只不過心里不愿承認罷了，經母親這么一說，我便有一種恐慌，姨父是我的至親，我不舍得姨父離去。

2012年晚秋的那天，姨父坐在老八仙桌前孩子一樣吃著我帶去的東西，讓我一下子想起自己小時候。我小時候，他每次趕集回來，我都迫不及待地趴在這張桌子上享受他買的美味。即便是到了大學期間，他家的老羅柜里（一種老式的非常大的柜子，流行與三四十年代）永遠有留給我的零食。大三那年，他們竟把中秋節的月餅給我留到寒假，因為那月餅是他外甥（姨夫三姐的兒子）從北京捎來的，他們感覺很好吃，就給我留了一盒……

讓我難過的是，95歲以后的姨父自從一次騎車摔倒后，老得非常快，記憶力也明顯下降。2013年春節我去看望他，一開始他怔怔地看著我，好像沒認出我是誰，是姨媽趴到他耳邊大聲說：“久兒回來了，久兒回來了（姨父給我起的小名）。”姨父對我笑笑，客氣地說：“請坐。”我心里一驚，難道姨父大腦斷片了嗎？沒想起來我是誰嗎？于是我抓住他的手故意問：“您想久兒了嗎？”他重新看看我：“是俺久兒回來了……”他的嘴唇有點哆嗦，眼里淚汪汪的。我趕快拿出吃的哄他，讓他轉移情緒。姨媽卻在一旁提醒我：“別讓他多吃，他現在有點兒不知饑飽。”為了引起他的興趣，我又說：“我想到你的‘地下銀行’看看。”姨父看看我，笑笑，沒有其他反應。姨父聾了，而且聾得比較厲害，他一定只隱約聽到了我的聲音，而沒有聽清我說什么，還以為我讓他多吃點兒呢，所以他繼續吃東西。姨父的確老了，老到大腦有時斷片，老到連和我對話都有了障礙……我忽然又想起母親的話，不覺心里一酸，趕快扭臉跑出去，說要到“地下銀行”里看看。其實我怕姨媽看見我的淚水。雖然姨媽也83歲了，但耳不聾眼不花。

就這樣，我一人走進曾經的“地下銀行”，淚水再也止不住。淚眼蒙眬中，我撫摸著那斑駁的墻壁，隱隱好像聽到了印鈔的聲音，又好像聽到姨父朗朗的笑聲……

當年，銀行雖然轉移走了，但這里仍然是姨父和其他抗日戰士的秘密聯絡點，他們在這里開會、學習、傳遞信息，還有不少抗日戰士在這里養傷……在這個不大的地下室里，到底發生過多少革命故事，又承載了多少歷史使命？我說不清，但它是一間革命的地下室，具有輝煌歷史的地下室，為抗日戰爭立下了汗馬功勞。其實，仔細想想，又何止是這些呢？它更見證了人間滄桑！

建國后，姨父謹遵“父母在不遠游”的教誨，就在離家兩公里的“人民公社信用社”工作，這樣能天天回家照顧老母親。到了1973年，姨父退休了，村民又擁戴他當了村支書。那兩年，地下室冬天除了放些地瓜、蘿卜、白菜之類的，還是姨父開會的好地方。因為地下室冬暖夏涼，更重要的是姨父對它有著特殊的感情，用姨媽的話說，他一天不下去一次，心里就空得慌。但支書僅當了兩年，姨父就被紅衛兵割去了“烏紗”，不僅如此，還天天批斗他。因為姨父看不下去農民艱苦的日子，曾偷偷發動群眾成立了“制粉小組”，就是利用農閑時節制造地瓜粉條悄悄出售。而制造地點就是“地下銀行”。紅衛兵“人贓俱獲”，豈能放過他？姨父后來說，那時把他“老地主羔子”的身份都抖了出來，把他二姐跟著姐夫去臺灣的事也抖了出來，他挨了不少拳腳，多虧他是經過風浪的人，會與紅衛兵斗智斗勇，斗到最后，紅衛兵覺得他作為一個老黨員，而且父親及大姐又都是抗日英雄，他們的確不該武力對待他。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很快到了后期，人們也慢慢回味過來一些東西——畢竟在姨父的帶領下，他們鍋里的飯，身上的衣，都比其他村里好。于是他們繼續把姨父當成主心骨，而這時的“地下銀行”又成了他們秘密開會的地方，很多發家致富的點子，都是他們與姨父在這里謀劃出來的。到了改革開放后，他們是先富起來的一批人。

我是1970年代生人，那時文化大革命雖沒有結束，但其間的事兒我一點也不記得，有印象的是，那幾年姨父喜歡帶著我在里邊玩。即便他們開會，也好把我攬在懷里。有兩年的冬天，姨媽常和幾個要好的鄰居在里邊或紡花、或納鞋底，而姨夫就給我們講故事，那時，里邊常常是一片朗朗的笑聲。到了夏天，里邊比較涼爽，又沒蚊子，夜里我們一家三口就在里邊住。那里反而是我記憶中的樂園……

1978年，姨父又恢復了村支書身份，人民的生活一天天變好，姨父仍然好在里邊開會，高興了還在里邊喝點兒小酒，姨媽用井繩和竹籃給他往下遞酒菜的動作他感覺最美。而且，這種美好一直持續到他不能扶梯而下為止。

2013年正月，姨父去世后我曾建議把“地下銀行”申報成一個縣級“革命教育基地”，但苦于周邊沒有其他景點，而曾經的一些老革命遺址也都沒保留下來，縣里考慮，即便申報成了，也沒什么經濟效益，何況姨父姨媽沒孩子，按照當地風俗，我這個外甥女沒任何發言權，即便我一直稱姨父姨媽為爹娘。何況，繼承姨父家那片宅基地的是他的堂侄孫，他們一家正等著在那里起二層小樓呢。

我常常想，時間萬物都有其宿命，也許這就是“地下銀行”的宿命吧。可安慰的是，縣志里有 “魯西銀行鄆城分行”的介紹，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并沒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姨父一生雖然沒有什么大富大貴，但平安健康，100歲那年正月無疾而終，用母親的話說：“睡過去了。”姨父去世后姨媽一直跟著我和母親生活，兩年后因心臟病突發而終，享年86歲。姨媽的去世也沒受什么罪，屬善終。我認為，這就是他們修來的福報。

幾年來，我一直想為疼愛我的姨父姨媽寫點什么，但一直沒有動筆，今年正值建黨95周年，我又想起姨父這個有點傳奇色彩的老黨員，又想起我心中的“地下銀行”，不覺心潮澎湃，寫下如此文字，是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