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長即生產(chǎn)隊長。生產(chǎn)隊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體制下的一個農(nóng)村生產(chǎn)勞動、經(jīng)濟分配的集體單元。

隊長石福身高不到一米六，但身板結實有勁兒，愛剃個平頭， 精明能干。未當隊長時，他是一個快樂的青年，愛唱革命歌曲，愛打牌，愛騎單車去公社禮堂看電影、去永和墟看戲，還會拉二胡。俗話說“千日二胡百日簫”，他小學都沒讀完，何時學得這一技藝大家不得而知，文化室里常見他很投入地拉。隊里有個采茶戲小劇團，他是不可缺的臺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他家已蓋了一間大新屋，一張赤梨木長沙發(fā)光滑锃亮，誰見了都喜歡在上面坐一坐，靠一靠，很享受的樣子。除非下雨天，每晚都有鄉(xiāng)鄰到他家玩， 打牌，捉棋，閑聊，可謂門庭若市。有時生產(chǎn)隊的大會與隊委會也在他家開。到七十年代上葉，他家已有單車、衣車、收音機等“三轉(zhuǎn)一響”，是隊里生活最好的人家之一，按現(xiàn)在的說法，已邁入“小康”了。蓋因他家勞力多（他與母親、妹妹是全勞力，父親半勞力，一個弟弟正在讀書），加上生產(chǎn)隊分紅收入高之故。他是隊里第一個戴手表的社員，勞動時，他會不時捋起左衫袖，看看表，伸伸腰，說：“十點半了。”“十二點半了。”“六點半了。”某年八月一天，農(nóng)忙插田，他將手表脫下擱在的確良襯衫上衣口袋，手表不知何時掉進水田不見了，這下子可急壞了他，大伙都幫他找呀找，在泥水里來回摸，那么多塊水田，誰知掉哪一塊哪一處了？無異于大海撈針，泥牛入海。

石福講話如“竹筒倒綠豆”，直來直去。某日，他看不慣村中一位青年懦弱的模樣，直言他：“你這種墻頭草、軟骨頭，如果被捉去，不當叛徒我不姓唐！”石福愛聽收音機，常放歌曲頻道給到他家串門的人聽，給單調(diào)的鄉(xiāng)村生活增添了幾絲文藝色彩。還愛收聽天氣預報，如若氣候有大變化，就會提醒社員：“明天要下大雨了！” “明天降溫變冷了！”偶爾他還買過書。大約一九七一年，他在永和新華書店買了一本幾百頁、十六開本的關于婦女懷孕生育的醫(yī)學書（書名今已忘），內(nèi)文中配有大量婦女生殖系統(tǒng)解剖及生育的圖片，有攝影，更多的是線條畫。這消息不脛而走，大伙爭相借閱，看得我們這幫 “小鄉(xiāng)親”臉熱心跳，算是開了一次“眼界”，飽了一次“眼福”，也“學到了”一些也許一輩子都派不上用場的“醫(yī)療衛(wèi)生知識”。石福未婚，也無對象，不知為何對這種書感興趣？一日田間勞作，一群婦女不知為何嘰嘰喳喳地議論起懷孕生育之事，我雖是男人，但因年小，她們也不避諱，說著說著，一位大嬸忽然來了一句：“這種事，有的男人可比你還清楚哩。石福那兒有本專講女人生崽的書，那個圖呀，可羞死人了。”我暗想：哈！莫非石福那本書竟已流傳到婦女們那里去了？

石福當隊長純屬偶然。一九七四年春的一天，他與時任隊長唐興礽暴發(fā)了一次激烈的沖突。

唐興礽年紀三十開外，背微駝，黑瘦臉，村里的青皮后生尊稱他為“茍西哥”或“西哥”。

他倆因何吵架？不得而知。我到達現(xiàn)場時，他倆已在村中央一條巷口的屋檐下，臉紅脖子粗地吵得硝煙彌漫。旁邊圍著一圈又一圈看熱鬧的人。只見石福指著興礽鼻子說：“你這么做完全是亂來，很多社員都對你有意見！”隊里有一乳名茍祥的中年男人也為石福幫腔： “沒見過你這樣當隊長的，還在這里牙擦（土話，即囂張，張狂）。” 石福又說：“你這副馬騮（痩猴）樣，也配當生產(chǎn)隊長！”罵人莫揭短，揭短有戲看。這下子可把西哥氣壞了，只見他臉由紅變紫，嘴唇顫動著，半晌說不出話，少頃，只見他將右手伸進褲兜，抓出那只平時喊開工與開會用的哨子，在眾人面前晃了晃，然后往地上狠狠一擲，說： “去他媽，這爛隊長我不當了！”說畢，氣沖沖拂袖而去，據(jù)說是去大隊或公社辭職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中旬， 我高中畢業(yè)回鄉(xiāng)當農(nóng)民，那天向隊長石福報到， 石福連說： “好，好！咱們隊又多了個有文化的青年。”由此開始了我的人民公社社員生涯。這年十月的一個晚上，隊長在群眾大會上忽然宣布說，經(jīng)大隊同意，我任塘村七隊隊委兼記分員。

這年四月中旬，正當春插熱火朝天之時，一身泥花的石福走到正在插秧的我跟前，對我說： “我們隊準備辦個代銷店，方便村里群眾買鹽油糖醋。” 我說： “好呀。這是大好事。我們村去上草墟太遠了。”石福說： “讓你當代銷店售貨員，干不干？ ”“當代銷店售貨員？這我可沒想過。”石福又說： “隊里人都認為你思想好，行得正，沒有私心。大隊也同意了。”我猶豫了一陣， 勉強同意： “得，干就干吧。” 這天中午，出工回來路上，興礽對我說： “叫你當代銷員，是看中你有文化，人又老實。有的人雖然有文化但靠不住，我們也不選他。”其實，我一點都不情愿當什么代銷店售貨員。我的理想或曰野心是當作家，像當時正紅遍文壇的浩然那樣，寫幾部書；而當作家就要按毛主席老人家教導的，深入社會， 深入農(nóng)村生產(chǎn)建設一線火熱生活，觀察生活， 體驗生活，廣泛接觸人民群眾，分析一切人、 一切事，才有生活素材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如果成天困在一個山村小代銷店，坐井觀天，怎樣深入社會，觀察體驗生活，我那宏偉的理想豈不泡湯？但隊長也是為我好，況且大隊都同意了，自己不干，豈非不給他們面子？

兵貴神速。代銷店修建工程很快實施，地點就在隊里的水電站內(nèi)。那幾天， 水電站又熱鬧起來， “乒乒乓乓”的，幾個隊里的木工在這兒鋸刨削鑿，忙著做貨柜和臺桌。就在代銷店工程將竣工之際，忽然傳來消息： “代銷店辦不成了！ ”原因是同屬我們大隊、另一個靠近大隊部的那個生產(chǎn)隊也要辦代銷店，公社說一個大隊只能開一間，我們七隊就不辦了。石福跟我說此事時還說不好意思這事沒成什么的。我卻如釋重負：“沒關系，你的好意我心領了。說實話，我還真不想干這份差事吶。”

石福隊長和他的前幾任一樣，除了“以糧為綱”，還大搞副業(yè)。每年都安排勞力鉤松香，砍坑木枕木，種茯苓、白術出賣，因而保持了六至七角錢的勞動日工分值，在全大隊各生產(chǎn)隊分紅水平中， 我們七隊一直是最高的。那個時期，常見報上批判“分、包、標”，但我們生產(chǎn)隊“分”（分田到戶）沒有， “包”“標”卻照搞不誤。“包產(chǎn)到戶”沒有，但承包生產(chǎn)隊的山林割松香卻是年年不斷；“標”則每年過七月半與春節(jié)，宰生產(chǎn)隊的豬牛，分豬肉、牛肉，除了每人平均一兩斤分好，余下的則用“標”來解決。將豬肉、牛肉分成十份八份，每份一兩元起步，然后三元、三元半、四元、四元半……標下去， 直到?jīng)]人再往上漲價，頗像當今的拍賣會。至于生產(chǎn)勞動， 我們七隊一直保留按件計工分的傳統(tǒng)。舉凡犁耙田、割稻、插秧苗、鏟田塍、背木、打磚、燒窯……甚至刮油茶山都無不按面積、數(shù)量計工分。那年春插， 我們隊還發(fā)生過兩起“虛報秧苗扎數(shù)”事件。我們隊插田多年慣用以秧苗扎數(shù)計工分。某日，在高洞田間，隊里某青年將一扎扎秧苗裝入他的秧盆，然后向發(fā)秧票的十二三歲小男孩報數(shù)： “這盆40扎。” 小男孩機警，左瞧右看，掃視幾眼就產(chǎn)生了懷疑，說： “松松垮垮的，哪像40扎。”那青年不服說： “肯定夠40扎。難道我還騙你？” 小男孩也較起真來， 叫來兩個大人幫忙評判。大人說： “夠不夠說不準，干脆重點一遍吧。” 小男孩當即將秧苗倒出來， 當眾一扎一扎地邊數(shù)數(shù)邊重新裝入秧盆。果真才31扎，整整少了九扎！這下子， 那青年臉上掛不住了，一陣紅一陣白，只好承認“自己的確計多虛報”了。無獨有偶，翌日，在另一片田垌上又發(fā)生了一起這種事件。幾天后的一個晚上，開全隊社員大會，石福叫這兩人作檢討，并狠狠批評了他們的“自私自利思想”。但石福也沒把此事搞大，沒上報大隊與公社當作典型批斗。

這年十月，我被縣里抽去搞路線教育運動，翌年底， 興礽又當回隊長。石福下來，聽說他從此再也沒當過隊、村干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福堂公社開會，縣委運動辦主任聽說我是塘村七隊的，便說：“哦，你那個隊搞得不錯，今年糧食大增產(chǎn)。”我們生產(chǎn)隊這下子出名了？縣上都知道了？又想：“其實這些年都不錯的，只是你們不知道罷了。”

又過了兩三年，生產(chǎn)隊解體，興礽也“下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