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我被公社選派到燕山腳下的一所中學當民辦教師，任班主任并教兩個班的數學課，與老教師董老師教同軌班，他教兩個班的語文課。董老師大高個，紅臉膛，眉宇間盈溢著一種儒雅風范。董老師說話輕聲慢語，是位生長在北京、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因家庭地主成分而被下放返鄉的知識分子，他是位多面手，吹拉彈唱，樣樣在行，深受學生及其家長的愛戴。

那個年代，教育被權力閹割，被實用主義肢解，我所在的那所學校其實就是一個變相的農場。學工、學農，成了學校的主要任務。學校上午上課，學些工農業生產知識，下午美其名曰實踐課，就是參加農業勞動。遇到縣區有活動，就全天停課，參加勞動。

那所學校，是縣里的一個學農先進單位。學校在幾年間組織學生開河灘造田二十多畝，開荒山植桃園三十多畝。還有一個飼養場，名字很是響亮：東方紅飼養場，但整個飼養場只有一豬一驢而已。

凡物皆有性靈，有性靈就有故事。本文要說的，就是飼養場里的那頭豬，一頭桀驁不馴卻又命運多舛的母豬。

它應該是頭黑豬，為什么說應該是，因為它的毛梢已長成紅色，且已分叉，只是根部略呈黑色。遠遠看去，它是一頭紅毛豬。它頭小，耳尖朝天，身軀細長，全身沒有一點贅肉，它的前腿較高，后腿很長，蝦米腰，走路向來都是弓著身一路小跑。尤其是它那雙杏核般凸起的小圓眼睛，流露出一種傲慢與兇狠的光。它不僅不怕老師，就連十四五歲正值招貓動狗年齡階段的學生都不怕，教室、辦公室隨意出出進進。

豬舍就建在辦公室的后邊，南高北低一流水的灰頂。坐在辦公室里推開北窗，就能俯視這頭豬的一舉一動。為使光照好、起糞方便，豬舍的墻都壘得較低。一般而言，豬是跳不出去的。但這頭紅毛，不是一般的豬，它是豬類中的一只奇葩，一個運動健將。在豬舍軟綿綿的稻草窩里睡足了，呆膩了，它起身伸個懶腰，打個哈欠，甩甩頭抖掉身上的草屑，隨之向后退上幾步，然后一個助跑，嗖地一下躍上南墻。站在墻頭，它自豪地晃幾下尾巴，鄙夷地打量一眼拴在墻角的毛驢，便跳下墻頭，逍遙而去。它那敏捷的一躍，讓我目瞪口呆，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它會是一頭豬。

不知是由于它擅長跳躍，還是因為一身紅毛，總之，它被喜談三國的董老師名之曰“赤兔”。這名字響亮，很快就在校園里傳開了。

赤兔由飼養組的學生輪流喂養，兩人一組，每周一輪。它的生活水平絕對高過校內的老師。早上是玉米面糊糊，晚上是黃豆粉熬成的懶豆腐。熬豬食的時候，校園里便彌漫起一陣濃郁的豆花香。中午它一般是不回豬舍的，在校內外閑逛，也省卻了飼養組學生的麻煩。有時它下午回來了，學生懶得生火熬食，便隨手舀半瓢黃豆撒將過去，讓它邊拱邊吃。反正學校學農基地出產的黃豆就囤在飼料庫里，不喂豬也是便宜給“老鼠”。

管理員袁老師見學生拿黃豆喂豬，覺得可惜，便找到校長，想用食堂的棒子面換些黃豆，一來可以給老師們調劑一下伙食，二來給豬多喂些粗糧也有利于它的生長。老校長坐在辦公椅上，摘下眼鏡，深深地瞥了他一眼，半晌，才從喉嚨里哼出兩個字：“不行”。

當時，學校沒有廚師，我們十來個住校教師輪流做飯。燒的是當地的煙煤，煙熏火燎的，一頓飯下來，常常灰頭土臉。而燒豬食用的卻是沼氣，開關一擰，藍色的火苗噗地冒出來。又快捷，又干凈。沼氣池就建在廚房后邊，是袁老師帶學生忙活大半個月才建成的。他自以為有功，就又找到校長，要求把沼氣引到廚房供老師們使用。校長低頭把目光從鏡框上端射出來，盯了袁老師好大一會兒，臉色由晴轉陰，半晌，才又費力地擠出兩個字：“沒門”。

回到廚房，袁老師氣得踢桌子摔碗的。

對這些事，我們年輕教師很是不解，經常在辦公室議論紛紛，而幾名老教師卻都一直默不作聲，我們很是詫異。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我們的議論很快傳到校長和管校代表的耳朵。一次晚班的校會上，校長和管校代表鐵青著臉嚴厲地訓斥我們：你們這些年輕人就知道圖安逸，就會算經濟賬，凡事要著眼于大局，辦飼養場是一項政治任務，學農學工是教育革命的重要內容。有了這頭豬才有了這個飼養場，有了這個飼養場就能評上先進，就能奪紅旗、獲獎狀。你們跟一頭豬爭長論短，怪話連篇，這不單純是態度問題，而是路線問題。最后，管校代表還惡狠狠地強調說，別像安東尼奧似的，利用一頭豬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這里不得不交代一下，大約在1974年冬，有個叫安東尼奧的老外，拍了一部叫《中國》的紀錄片，其中有一個“豬在大街隨意拉屎撒尿”的特寫鏡頭，這激起了國人的強烈不滿，男女老少齊上陣，對其口誅筆伐。這不，管校代表把我們與安東尼奧聯系上了。我們頓覺脊背寒涼。終于理解了那些有著政治或歷史問題、出身不好的老教師沉默不語的原因，理解了他們的無奈與悲哀。從此，我們不再議論赤兔，也不再向學校提任何要求。我還告誡學生，不要去招惹赤兔，跟它保持一定距離，以免引火燒身。

我們的管校代表，原是離校不遠的一個大村的老支書，以善說能忽悠聞名鄉間，人送外號“鐵嘴鴨公”。因為能說善講，才被派來做了公社最高學府的管校代表。聽學生說，赤兔是他從家里帶來，以高價賣給學校的，不知是真是假。

世間之事，往往是越怕越有鬼，越渴越吃鹽。這個赤兔，你越是躲它，它越是跟你糾纏不休。一次上語文課，同學們全神貫注地聽董老師講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課堂上，董老師邊講邊唱，情緒激昂，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摩拳擦掌。孰料，赤兔不知何時從后門溜進了教室，東聞聞，西嗅嗅，它嗅到了薯片的甜香，循著香味兒，把放在后黑板下李開等幾個同學的午飯——蒸薯片兒，挨個兒吃了個精光。吃光也就罷了，它還就便在盛飯的羊肚手巾上拉了一泡稀屎。聞到臭味兒，后排同學扭頭一看，先是一愣，繼而笑得前仰后翻。笑聲驚動了師生，也驚動了赤兔，大伙兒回頭一看，才發現赤兔賊似的溜出教室，逃之夭夭。

中午，李開等幾個同學把赤兔從校外找回來，又從飼料房舀了半瓢黃豆，呱呱地叫著，把它誘進教室。然后關上前后門，抄起抬水的松木椽子，打得它嗷嗷直叫，在課桌下躥來躥去。恰巧，管校代表吃罷午飯回宿舍休息，聽到豬的嚎叫聲，推門進去，赤兔這才趁機躥出教室。

下午，李開等四名同學被管校代表叫到辦公室，一頓劈頭蓋臉的臭罵：這頭豬是教育革命的產物，是學校的新生事物，吃了你們幾片薯干兒就大打出手，你們的政治覺悟呢？……罵累了，便喝令他們站到辦公室門前反省，一站就是兩天。星期六的下午，全校師生到學農基地除草，李開他們四人尋赤兔而未得，便將滿腔怒氣發泄在教室里，砸爛了教室所有的桌凳，憤然離去。此后，校園里便再也沒有見到他們的身影。

赤兔被打傷了右后腿，一瘸一拐地蹣跚幾天之后，便恢復了常態，只是不敢再輕易地溜進教室偷吃東西了。

轉眼到了1977年的春天，冰河融化，春風吻綠柳枝，赤兔竟破天荒地發情了。本來就不安分的它，一連幾天不見蹤影。一天早晨，學生在校南柳林的小徑旁發現了赤兔，血淋淋的，在樹下趴著。學生告訴了學校。管校代表立即喊我們幾個年輕的男老師，推著雙輪車趕到樹林。只見赤兔趴在地上哆嗦著，顫抖著，眼睛半睜半閉的，左前胛部有一條半尺多長的傷口，皮肉翻開，鮮血淋漓。傷得真是不輕。

一旁擔水澆菜的馬大爺說，幾天來，這頭豬一直在八隊飼養場附近徘徊。清晨，它從飼養場出來時，被飼養員的大黑狗咬傷了。然后又自言自語地說，這不像是家豬，倒像是一頭野豬，精瘦，一身紅毛，沒個豬樣。老鄉你錯了，這是學校新引進的優種豬，很金貴，不小心跑出來了，我們一直在找。管校代表接過話茬道。我們噗嗤一笑：真個是肉爛嘴不爛、死要面子的鐵嘴鴨公。

經挑水老人這么一說，我們明白了：原來它是跑到飼養場找公豬幽會去了，大概是與情郎哥一番溫存之后，得意忘形，出門時忘記了拴在門旁的大黑狗，才遭此厄運的。

我們幾個興高采烈地把赤兔拉回學校，以為這回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便坐在辦公室等著看殺豬。孰料，一會兒工夫，公社的老獸醫騎著自行車匆匆趕來。幾句寒暄之后，校長和管校代表便把他領到豬舍，我們也跟著去看熱鬧。看了一眼躺在地上血淋淋的赤兔，老獸醫說，別治了，殺了吧！校長問：還能治嗎？能治，但得不償失啊！老獸醫強調說。能治就治，不用考慮錢的問題！校長一錘定音。

管校代表又讓我們男教師幫忙。我們按照老獸醫的吩咐，把一張老式雙人課桌倒放在地上，又墊上一塊木板，把紅毛抬上去，將它的前、后腿分別綁在長條課桌的四條腿上。老獸醫打開藥箱，便開始為紅毛做縫合手術。先在傷口上灑一些碘酒，紅毛一陣痙攣，尖叫兩聲，掙扎幾下。老獸醫把傷口的皮肉清理平整，然后用大號針粗枝大葉地縫上了事。接著，便在一個辦公桌腿上掛上吊瓶，給紅毛打起了點滴。這倒讓我們很是吃驚，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給一頭豬輸液。董老師講完課湊過來一看，笑著說，活了五十多歲，還是第一次看到給豬做手術，打點滴。一旁山坡上干活的社員也跑來看新鮮。一個絡腮胡子的老頭癟著沒牙的小嘴兒感嘆說：“這豬是哪輩子修來的福啊！”不到兩天，這事便傳遍了全公社，而且越傳越邪乎，說中學的一頭豬做了心臟搭橋手術，花了好幾千塊呢！

打點滴需要一段時間，我沒課，又與老獸醫熟悉，便坐下來陪他聊天，聊到李綱和約翰遜，我們都沉默了好一會兒。話題很快轉到這頭豬上。老獸醫說，這豬，兔子似的，食物太過精細，又整天東跑西顛的，永遠也長不大，得淘汰了。再說，完全沒有必要為它花錢治傷。管校代表接過話頭：花多少錢都得治，它在集市上可能不值錢，但在這所學校，它是不能用錢來衡量的。聽得老獸醫一頭霧水。管校代表走后，老獸醫嘟囔道，不能用錢衡量，難道用金子來衡量，敗家。我笑笑，心想：這赤兔已不再是一頭豬了，它是學校的一張牌，一件道具，它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了它的經濟價值。只是老獸醫不知情而已。

赤兔的生命力還真頑強，它熬過了這一關。十多天之后，便又滿院撒歡兒了。

1977年12月，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學校又全天上課了。不久，管校代表撤離了學校，校長也換人了。學農基地和桃園都還給了村里。學校開始大張旗鼓地抓教育教學質量，校園里又聽到了久違的朗朗讀書聲。

時移世異，赤兔失勢了。學校把喂豬的任務交給了值班做飯的老師。老師們誰顧得了它，多是象征性地舀幾瓢冷泔水給它，它不情愿地把嘴伸進槽中，“咕嚕嚕”地吹出一串串氣泡，見只是些清湯寡水，便聳身躥上南墻，外出覓食去了。

赤兔一下子從貴婦變成了行乞鄉間的臟老婆子。每天到垃圾堆拱些爛菜葉或學生扔掉的果核薯犄角吃，有時會偷偷溜進村去，擠進人家院里搶幾口豬槽里的殘羹冷炙，常常被攆得雞飛狗跳。沒多久，它的腰更弓了，一身的紅毛也變得枯萎發黃，臟得打卷兒，尤其是那一雙小圓眼睛也失去光澤，眼瞼下垂，目光黯淡，流露出一種虎落平川、英雄末路的迷惘。

寒假過后，我離開那所中學去外地讀書了。1978年的暑假，回校看望老同事，飯桌上閑聊，打聽赤兔。有人說它鉆進深山成了一頭名副其實的野豬，有人說它被人打折了腿，死在大橋下，還有人說它到王屠戶家偷食吃，被王屠戶逮住殺了。總之，它的去向成了謎。喝得醉意朦朧的董老師側棱著眼睛嘆息說，天道詭秘，世事翻覆，它能改變人的命運，比如我，還能改變豬的命運，比如赤兔，我們都是時代的犧牲品啊！接著竟瞇縫著眼睛輕輕哼道：君不見河陽花，今作泥土昔作霞；君不見武昌柳，春作金絲秋作帚……

“醉了，醉了。”我說。“我沒醉，真的沒醉。我說的不對嗎？”他淚眼朦朧地盯著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