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丹還是普洱茶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報》上，登了我題為《辭年》的一則小文，里面說：

五年前離休，謝絕了要我在原單位發揮馀熱的好意，決心從此只讀自己想讀的書，只說自己想說的話，再就是編幾本自己想編的書。

這里所說的“自己想編的書”，首先就是周作人的散文全集。

二十年前重操舊業，即有心輯印周作人的書。因為從六十年前看了兄姊的“復興初中國文教科書”，我便喜歡上了《故鄉的野菜》《金魚、鸚鵡、叭兒狗》的文字。四十年前流落長沙市上，白天流大汗，晚上在黯淡的十五支光電燈下，用紅格子“材料紙”給八道灣十一號寫信，意外地很快便得到回信，還收到了題贈的書和寫在宣紙上的一首詩：

半生寫文字，計數近千萬。

強半災梨棗，重疊堆幾案。

不會詩下酒，豈是文作飯。

讀書苦積食，聊以代行散。

本不薄功利，亦自有誓愿。

誠心期法施，一偈或及半。

但得有人看，投石非所憾。

飼虎恐未能，遇狠亦已慣。

出入新潮中，意思終一貫。

只恨欠精進，回顧增感嘆。

這首詩作于老虎橋，已是舊作，但當時的我卻把它看成是前輩文人的一分厚贈。八十老翁何所求，這位五四時“出入新潮中”的老者，居然認為我這個三十來歲的木模工還能懂得他的文章，我怎能不懷著知己之感，努力去理解他的“誓愿”，讓“誠心期法施”的氣力不至于東風吹馬耳般地白白浪費呢？

六十年的曲折說來話長，就是二十年來的事亦非一時可以說盡。總之到了一九八五年，當我有了一點點選題出書的可能時，便立即編印了一部《知堂書話》，這是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書。接著又來策劃重印《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各種，并在北京的報紙上登了一條“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廣告。廣告詞的開頭幾句是這樣的：

人歸人，文歸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過是另一問題，其文的主要內容是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進行反思，對中西和中日的文化歷史作比較研究，今之讀者卻不妨一讀。

誰知天有不測風云，《夜讀抄》還沒有印出來，湖南的“三種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國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對“人歸人，文歸文”尤其不以為然，質問：“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還能好嗎？”

討論政治非我所長，亦非我所愿。幸虧搞政治的人也還有懂文學、懂周作人的，這才使我自己沒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年和七零年那樣的境地。這內情在幾年之后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黃裳先生來信告訴我：

去冬喬木來滬，一次談天，談及周作人，他自稱為“護法”。并告當年吾兄呈請重刊周書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顧別人反對批準的。談來興趣盎然。

從此我便對喬木有了一種好感，雖然他的文章我只讀過一篇《短些再短些》，雖然有人說他“左”。

后來秦人路君又給我看過樓適夷先生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也說到喬木和周作人：

五二年我調入我社（按指人民文學出版社）任職以后，記得胡喬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談話約二小時，是專談周的。他認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運動，在文學上飽學博識，為國內難得人材，出版社應予以重視，好好照顧他的生活待遇與工作條件。還說，過一段時期，還可以出版他的舊作。……

現在能出版周的文集，我很贊成。我認為周作漢奸，如未有黨的指使，則并無平反問題；但即為漢奸，其書今天仍可出版也。

這豈不也是“人歸人，文歸文”的觀點么？

即使如此，重印周作人作品的事情仍然進行得不順利。及至一九八九年我不再有選題出書的可能，這件工作就完全中斷了，廣告過的三十五種著作終于沒有出齊。

對于有心做事的人來說，想做的事被迫中途放棄是難過的，也是不甘心的。于是，我謝絕續聘，“正點”離休，仍然想要使周作人的作品首先是散文作品像模像樣地印出來。我相信，喬木和適夷的觀點，應該是一切對文學和文人懷有善意而不是惡意的人的觀點。如果國家民族還有希望，這樣的人在政文兩界總會逐漸占得多數，那么，周作人的作品終歸是能夠出版的。離休后成了老百姓，編書成了個人的事，愛編什么就編什么，愛怎么編就怎么編，既不必請示報告，也無須等待批準，最壞的結果無非是編出來印不了，那也沒什么了不起。今年出不了，來年總會出；今生出不了，來生總會出。“撥草尋蛇”似的在百花園中找毒草好來誅鋤，對與人斗爭感到其樂無窮的人，總不會萬古千秋永遠一言九鼎的罷。

但是，離開出版社以后，自己出書即不可能，只能編出來讓別人出。用什么樣的方法來編呢？最省事的當然是像臺灣版《周作人先生文集》那樣，將周氏自編三十部文集匯集起來，一次性地影印出版，但這樣做有三個問題不能解決：

第一，周作人發表過和未發表過的散文，總數估計要超過三千篇，其自編各集除去篇目重復以外，只收一千多篇，僅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一九四九年后寫的一千多篇更完全沒有結集過（有《木片集》一種，亦未刊），怎么辦？

第二，周作人寫文章不讓乃兄，經理出書之精細入微則不逮遠甚，自編各集似均未親自校理，如《秉燭后談·俞理初的詼諧》一篇，四千多字中即有排印錯誤一十三處，引《苦相篇》的“苦相”錯成“苦想”，引《天方典禮》的“妻暨仆”成了“暨妻仆”，引《書難字后》所云：

《說文》亡從入從，為有亡，亦為亡失。

連作者批在旁邊給排字工人和校對員看的：

非﹁﹂之﹂

也排成正文了，使人看了不知所云。至于報章雜志上的文章，錯字就更多了，怎么辦？

第三，周作人寫作時間長，題材范圍廣，作品數量多，即使不研究其文藝思想和文化觀的形成和發展，只求瀏覽他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只求欣賞他的散文的獨特風格，亦非憑二三選本、幾種文集所能做到，這又怎么辦？

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即不再在通行的文集、選本范圍內打圈子，而是把周作人已刊未刊集內集外的作品盡可能收齊，認真進行校訂，改正排印和傳抄的錯誤，在此基礎上編出一部完整的散文全集來，這樣才能解決上述三個問題，給要讀周作人散文的人一個滿意的交代。

這件事對于我來說，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對周作人有研究的人很多，學識水平、編輯經驗、工作條件優于我的正復不少。但有能力的人卻難得來做瑣細的編校工作，正所謂可遇不可求；又湊巧幾千篇文章已經陸續匯集到了我手上（這得感謝鮑耀明、羅孚、陳子善諸位先生）；加上我和周氏有過的那點交情，這在他無非是一視同仁地“法施”，在我卻是個人誠心地領受。那么，就讓我以剩下的生年，編出一部完善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來，算是對所得施舍的一點回報罷。

全集的編輯準備，是在卸職而未離休時開始的。那時還有人管著，還有個“不要出全集、文集”的框框。于是只能削足適履，先用了個《周作人分類文編》的書名，于一九九二年將周氏的大部分散文作品編成十卷，在辦離休的同時，遵照領導的安排，交給湖南文藝出版社了。根據當時的約定，該社應于一九九三年底前出版。可是書稿交出以后，就如石沉大海，一直沒了消息。我是張中行先生說的“書呆子一路”，一世吃虧吃在沒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本事。跟出版社雖只一水之隔，卻一連好幾年始終弄不明白其中的緣故，雖然也厚著臉皮打電話找過幾回責任編輯，回答是他也不明白。

一拖就拖了四五年，其間我又搜集了不少佚文，并且發現了原編的若干差錯。及至一九九八年，文藝出版社在得悉出版此書“不會出問題”之后，又置我再作補充修訂的要求于不顧，匆促將書付印。“類編”十卷，各有書名，本是各卷單獨發行的（所以每卷前都有同樣的“弁言”和“全編凡例”），他們卻全十冊一個書號一個定價，硬要讀者一買就買四百多元一整套書。我對此是不同意的，卻無能為力。

《分類文編》也是認真編的書，對于作專題研究的人是有用的，但它畢竟不是作為全集而編的，事實上也確實不是全集，至少還有幾十萬字的文章沒有編進去。于是，我只好繼續努力，決定重新編一部自己完全滿意的《周作人散文全集》。

編全集的目的是存文，所以要把能夠搜集到的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都編進來，并加校訂。至于因文而論人，或不論文而論人，則超過了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本心。

散文的價值，當然首在其文章之美。我承認自己是傾倒于周作人的文章之美的，雖然沒有權利要求別人亦如此，卻是衷心這樣地希望著。在這方面我慚愧無力作什么評價，只抄錄三位前輩文人的話，供讀者參考。為什么是三位呢？因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他們三位似乎正好可以當代表。

第一位是魯迅。據斯諾夫人海倫提供的原始采訪記錄，斯諾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書面形式向魯迅提出了三十六個問題，魯迅都一一作了回答。下面便是問答的有關部分：

請問，一九一七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出現的最好的長篇小說家是誰？

當代中國還沒有出現很有名的長篇小說家。

……

最好的散文作家是誰？

周作人、林語堂、周樹人（魯迅）、陳獨秀、梁啟超。

第二位是巴金。李輝的《與巴金談沈從文》記有他談到周作人文章的兩句話，一句是：

周作人的文章寫得好。

還有一句是：

人歸人，文章還是好文章。

說的也是“人歸人”。一九八五年我寫廣告詞時，李輝尚未訪談巴金。在這里可以開一句玩笑，鄙人所見，蓋與巴老略同。

第三位是胡適。陳之藩《在春風里·紀念適之先生之八》中寫道：

他（胡）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說：“到現在還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

胡適本人死前給李敖的信中也寫道：

我至今還想設法搜全他（指周作人）的著作……我覺得他的著作比魯迅的高明多了。

當然，比魯迅、巴金、胡適更會評判文章的人，在我們這里總會有的。但他們三位，大體上總可以代表著大多數正常人的觀點。至于周作人本人，則似乎并不以文章之美為重。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說：

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寫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當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

是什么樣的思想呢？隨后他在《兩個鬼的文章》中有一概括的說明：

自己所信畢竟是神滅論與民為貴論，這便與詩趣相遠，與先哲疾虛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對于古來道德學問的傳統發生懷疑。

同一篇文章中又寫道：

我的反禮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舊思想而成的東西，是自己誠實的表現，也是對于本國真心的報謝，有如道士和狐所修煉得來的內丹，心想獻出來，人家收受與否那是別一問題，總之在我是最貴重的貢獻了。至于閑適的小品我未嘗不寫，卻不是我主要的工作。……英吉利法蘭西的隨筆，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國的題跋筆記，平素也稍涉獵，很是愛好，不但愛讀，也想學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寫不出這種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筆調變換一下，有如飯后喝一杯濃普洱茶之類而已。

如此看來，說他文章好，猶未免皮相。但我所要做的仍只是把周作人一生所作的文章盡可能“全”地編輯起來呈獻給讀者。至于是將其視為“道士和狐修煉得來的內丹”呢，還是當做“一杯濃普洱茶”喝，就完全在于讀者自己了。

（一九九八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