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寫作小小說的時候，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一種心理暗示的誤區，就是總在想：我開始寫作小小說了，我在寫小小說了。這就決定著寫作者永遠逃不出小小說這個既定的框子，沖不破字數、結構、人物設置等約定俗成觀念的限制，而將小小說寫得單薄、直線、平面。我們要敢于跳出小小說這個框子，胸有丘壑、超然物外，以大文學觀燭照小小說。把小小說當作小說、大小說來寫。舉重若輕，增強小小說的小說性。日本2005年獲得川端康成文學獎的實力派作家十原登說過：“讀者在閱讀小說時，并非追求適用或者人生經驗，他們是想從小說這些文字不同的體驗中，遇到眼前一亮、為之心動的東西，從中體驗潛入人性深度時的感受。小說的創作者必須使出渾身解數賦予小說以情趣，使小說越發有意思。”十原登的小說不受固有的小說觀念的束縛，具有鮮明的創新意識。他堅信題材豐富的小說可以恢復讀者對文學的信任。他嘗試創作各種體裁的小說，在現實與虛幻、人生與藝術、現代與歷史的表現中，潛入人性的深度，以此來征服讀者。他的小說《飛翔吧，麒麟》，描寫日本遣唐使阿部仲嘛呂在大唐朝廷的故事，寫的是歷史題材，采用的卻是新聞連載小說的形式和現代派的手法。所以既是歷史小說，也是近代小說，甚至是超越現代的后現代小說。讀者在閱讀中，能夠尋找到前所未有的閱讀快感，從中體驗到潛入人性深度時的感受。我們的小小說創作也應該在探索藝術的旅途中，不斷揉進小說的諸多特質和特性，從而為小小說的百花園增添新的奇葩。

文無定法，小小說也不能陷入固有的模式之中。小說應該是用現實觀察與卓越的虛構編織而成的，應該是用自由奔放、超越時空的想象力結構而成的，應該是表面技巧和深層技巧融合而成的。一句話，小小說創作有著無限豐富的可能性。還以十原登為例。我很偏愛他的短篇小說《棒球王》。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他小說藝術的一個標本。小說由敘述者“我”閱讀納博科夫作品的過程中概括出的納博科夫傳記部分和“我”回憶少年時代的同學棒球王的故事組合而成。小說開篇采用了很長篇幅引用納博科夫的小說，敘述“我”與納博科夫作品的主人公O小姐邂逅的過程。讀者以為敘述者要講納博科夫的傳記，可是很快又轉向了電梯，接著又引用歐亨利的小說敘述1950年含有電梯情結的電影。這樣的敘述對讀者來說是十分新奇的，到底敘述者何時講述棒球王的故事？到最后，讀者獲得了意外的感受，很難想到“棒球王”竟然是敘述者小學時代同學的綽號，而小說敘述的主要是他對棒球王人生經歷的回憶。這種多重結構的敘述，制造出了小說的異化效果，使讀者不能按照線性時間平滑地閱讀小說，有利于激發讀者的想象力。還有他的小說《枯葉中的藍色火焰》《我的胸針有點斜》等篇，就像一個小宇宙，故事多層重疊，異彩紛呈，令人認識到小說這種體裁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同時，一篇完美的小小說與她完美的結構是分不開的。這正如一朵花的開放，花的美麗是相同的，但花的開放形式卻有著各自的不同。馬塞爾·埃梅是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家，他以奇巧的構思、幽默的語言，把現實主義的內容與怪誕形式巧妙結合，構成獨特的藝術風格，被人稱作“短篇怪圣”。盡管法國是一個小說大國，盡管前有雨果、巴爾扎克，后有貝克特、西蒙，但是埃梅還是以自己獨有的魅力躋身于法國乃至世界小說大師之列，成為世界各國讀者最偏愛的現代作家之一。為什么？就是他的短篇小說有自己不斷創新的形式。看一看他的短篇《生存卡》《穿墻記》《侏儒》等，就能體會他小說形式的魅力。可以這樣說，埃梅找到了每一朵花的綻放方式。

創作一篇小小說的過程就是尋找一朵花獨有的綻放形式的過程。而形式又藏身于花的開放之中，正如小小說的形式藏身于語言之中，藏身于作者的心中一樣。但從小小說的意義來講，一篇真正完美的小小說又應該溢出語言本身和形式本身，通過最佳結構或形式，超越這“一朵花”，開放出鮮活的文字之花，美妙的思想之花，瑰奇的生命之花，從而幻化出“眾花”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