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跟盧一萍有深度交流是在鴨綠江邊的丹東。那天我們白天在鴨綠江邊的中朝友誼大橋之下剛剛握過手，晚上又同居一室，聊天的話題就駁雜了一些，當然核心問題還是文學，進入共同領域應該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他跟現在的山東作協副主席劉玉棟先生是上海市首屆作家研究生班的同學，我跟玉棟又是很好的朋友，談到玉棟的文品和人品我們取得了高度一致，至此我已按捺不住，隨手撥通了玉棟的手機，后來手機就傳遞到了一萍手上，記得那天他們用我的電話聊了好多，談了各自的生活和寫作，又通過那個時期比較熱的幾部作品引出另外幾位同學的近況，還聊起了他們此時此地的同學——身處丹東的于曉威先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向一萍表達了對他的欣賞。

在文學圈里，一個男人向另外一個男人表達欣賞一般不會引起誤讀，因為“欣賞”在這里稍稍變得抽象了一些，它所關注的不只局限于對方的形貌品質，最主要的還要看作家這種動物身上所特有的分泌物——文字。

彼時，我已從《小說月報》上讀到了他的短篇小說《快槍手黑胡子》。這是在我的閱讀生涯中有著深刻烙印的一篇小說，寫法有些怪，題目雖然叫“快槍手黑胡子”，但這個土匪卻一直在作品中飄忽著，也就閃過了兩三次，小說真正的著力點是在那位女兵和大功營營長身上。結尾很有意思，王營長看到通訊員給自己準備好的泡腳水，突然想到女兵似乎更需要，就端著這盆熱水去了女兵住的地窩子，卻被女兵當成了危險分子，扣動了營長送給她用來防身的手槍，子彈打穿了營長的耳朵，用自己的矛擊穿了自己的盾，營長面子上很過意不去，就和女兵心照不宣地達成了共識，把這一槍歸罪于快槍手黑胡子。文本中所提供的大漠孤煙、邊地艱苦以及豪爽通達而又溫暖的人性都給我提供了一種完全陌生的景觀。從此我牢牢地記住了盧一萍這個名字。不想，在2010年秋天，我們竟然坐進了同一間教室。第一次走進位于老魯院五樓的那間教室，放著盧一萍桌牌的那個座位就在我身后，我當時有些小激動，直至見到真人才踏實下來，套用某個大師的話說就是“我一眼就把他認出來了……”盧一萍那天穿著黑色老頭衫，黑色牛仔褲，整個色調深沉，面部卻洋溢著玄奘式的仁慈與寬厚。我主動回頭搭訕，談到了那篇小說，表達了自己的喜歡，記得盧一萍當時沒有在我這種情緒上嫁接自己的傲慢，只是波瀾不驚地微笑了一下，就像秋風中的一片靜葉。

彼時，盧一萍雖然貴為副班長但卻是我的組員。本來我們第四組的組長是《天池》主編黃靈香大姐，后來班委改選，黃大姐成了我們班的生活委員。盧一萍提議讓我繼任組長，我本不想接，心下有個很自私的想法，在魯院學習的時間很寶貴，不想讓事務性工作來擠占自己讀書和寫作的時間。可他似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似是無意般提醒：“有些事情總得有人來干。”這話擊中了要害，在這種境界面前，我只得把自己的“小”藏了起來，在魯院過了一把干部癮。盧一萍的“大”當然不止于忠實地履行副班長職責，為班級和同學們“做些事情”。他為我們畢業時所編選文集《從八里莊到文學館路》，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文集的名字就是一萍的創意。印象最深的還有，我們入校不久，《上海文學》副編審徐大隆先生來魯院，《上海文學》是名刊，徐老師是盧一萍小說的責任編輯，本來奔著盧一萍一人而來，盧一萍完全可以不聲不響地獨享這種資源，但誰也沒想到，第二天中午盧一萍就在老魯院附近的大清花酒店訂了兩桌飯，幾乎把我們班寫小說的同學都一網打盡了。

有了以上種種，我才在鴨綠江邊的那個晚上向盧一萍傾訴了“衷腸”，大言不慚地表達了“欣賞”。但隨著以后交往的加深，對盧一萍的認識也“水漲船高”了，我很快就對把“欣賞”這個詞用在盧一萍身上感到汗顏，作為一個敏于言而訥于行的碼字工，整天把自己關在書齋里紙上談兵，根本就沒有資格來欣賞一位真正用生命來寫作的作家，有的只能是仰望和崇拜。

“一個人應該活到九十歲，用三十年獲取知識，再用三十年漫游天下，最后三十年從事創作。”盧一萍一直把波斯詩人薩迪的這話奉若圭臬并多次引述，同時他也在努力實踐著。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之后，他本來有留京的機會，卻主動要求返回了新疆，直接下到帕米爾高原條件非常艱苦的邊防團任排長，在這里他忍受著高原反應，跟戰士們一起巡邏，就著冰雪吃炒面，把生活當成小說來過，因此才有了《帕米爾情歌》《七年前那場賽馬》《天堂灣》《快槍手黑胡子》《索朗荒原》等孤絕而獨特的聲音。法國作家弗朗索瓦絲·薩岡曾說：“沒有生活我只能拙劣地寫作，沒有寫作我只能拙劣地生活。”到了盧一萍這里，生活和寫作就不僅僅只是互相助力，彼此充實，而是變成了他更好地體察社會人生，探討生命存在詩性意義的雙翼。

一個人的胸襟氣度肯定與他的見識和經歷有關，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的盧一萍自是有著超乎常人的開闊與遼遠。我們剛剛搬到新魯院不久，學院進行了第一次作品研討，我們組報的是盧一萍，但不知為什么被漏掉了，作為組長我心中不忿，想去找教研部問問，最后是盧一萍竭力阻止了。當時幸虧沒去，原來學院早有計劃，把盧一萍列入了另一次研討的名單中，這四個人當時都是在文壇上響當當的人物，除了盧一萍外，還有魏微、周曉楓和劉建東。記得那天《十月》常務副主編寧肯先生在談到盧一萍的作品時，第一句話就是說自己“有眼無珠”，浸潤文壇這么多年竟然沒有真正認識盧一萍，并說一萍的作品有著大師級風范，著名作家王剛也對一萍的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

大概在這年十月底，一萍的中篇小說《二傻》獲《上海文學》獎，我們看到雜志后才得知一萍獲獎的消息，都驚訝于一萍的寵辱不驚，更讓我們吃驚的是，一萍不但會悶聲獲獎，還會悶聲請客，我們當然對后一個悶聲趨之若鶩。電話過來也不說理由，只說在哪個飯館集合，往外走的時候往往會看到幾個相熟的身影，盧一萍的謹細由此可見，他是副班長，平時就注意到了誰跟誰氣味相投一些，因此才分批次地請大家，寧愿自己多費些時間和金錢，盡可能地讓每個參與者都高興。

畢業后一萍重新回了新疆，我們相隔遙遠，“道阻且長”，一直沒有見面，但關于一萍的消息卻時有傳來，知道他回了成都，后來又開始幫著打造《青年作家》，這幾年《青年作家》雜志辦得風生水起，雖處于西南之境卻攪動出了一個又一個漩渦。

2017年夏天，我們班在北京組織同學聚會，我因故未能參加，那天過后，我在群里翻看同學們相聚時的照片，邊看邊流淚，至此，我對緣分這個詞有了更深刻的體會。我們因文學結緣，又朝夕相處了一百多個日夜，這種同窗之誼已透過血肉深入骨髓。我現在想說，魯十四的兄弟姐妹們我很想你們！之后，我在群里看到作為組織者之一的盧一萍獲得了眾口一詞的贊賞，只有一件事遭到了批判，聚會的費用每人剩了幾十塊錢，盧一萍以紅包的形式發還到了每個人的手里。

2017年對盧一萍來說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他連續出了好幾本書，其中長篇小說《白山》引起了強烈反響，獲得了一系列好評。原本以為，一直自詡為背對文壇負重前行的盧一萍終于可以松一口氣了，但從他的微信得知他還是在忙，也許這就是宿命。“人生江海一萍浮”，盧一萍給自己取這個筆名，既是對自己人生的預設，也是一種激勵和鞭策，那就是在起起伏伏的人生中要始終胸懷于藍天，行吟于大地，做一個永不停歇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