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想。這時，中國正處在一個激烈變動、新舊交替，并充滿著尖銳矛盾的時期，這個時期，是中國由封建社會一步一步地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社會內部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加速了中國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化，而且在破壞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的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自1840年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列強加緊侵略中國，先后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以及八國聯軍入侵等，帝國主義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加深，1850年爆發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1898年發生了戊戌變法運動；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1911年爆發了辛亥革命運動；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這些不屈不撓的革命斗爭，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在社會急劇變革的新的歷史時期，在思想領域里，就產生了新學與舊學的斗爭，也就是新興的資產階級文化與封建主義文化的斗爭。毛澤東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在‘五四’以前，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都帶著這種性質。”(《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57頁)資產階級文化與封建文化的斗爭，表現在哲學戰線上，就是資產階級哲學反對封建哲學的斗爭。斗爭的中心，就是圍繞著關于“變”或“不變”的問題而展開的。從具體內容和涉及的主要問題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資產階級哲學和社會政治學說，以及自然科學知識，這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形態的最顯著的特點。魏源主張學習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注意研究外國情況，以達到“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共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海國圖志》)康有為反對舊學，提倡新學，“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于時欲輯萬國文獻通考，并及樂律、韻學、地圖學，是時絕意試事，專精問學，新識深思，妙悟精理，俛讀仰思，日新大進。”(《康南海自編年譜》)尤其是《諸天講》一書，受到西方自然科學的深刻影響。它不僅探討了宇宙的生成問題，而且還介紹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和牛頓的天體力學，即“萬有引力”學說。嚴復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認為宋明理學為“無用”之學，一方面批判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另一方面又大量翻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哲學和自然科學等著作，較系統地介紹了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和社會政治制度，對當時思想界有很大影響。第二，以“變”的思想反對“不變”的觀點。為了救亡圖存，很多進步的思想家都主張“變”。龔自珍在發揮《周易》的“變易”思想時提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龔自珍全集》第6頁)梁啟超認為，“凡在天地者，莫不變。”“變亦變，不變亦變”(《變法通議》)。康有為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沒有什么是不動的和不變的。他說：“蓋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而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湖，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進呈《俄羅斯大彼得政變記》序)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展了“變”的思想，不僅強調“變”，而且還提出“迅變”和革命，主張“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從理論上闡述了革命的必要性，對于資產階級革命起了積極作用。第三，近代哲學還提出進化唯物論的思想，認為“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一個物質進化過程。孫中山根據生物進化論、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理論，提出世界進化經過三個時期，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為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孫中山選集第109－110頁)肯定生命起源于細胞(生元)，細胞是“生物之元子”，“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生元之構造物也。”(同上)以進化論的觀點論述了地球的起源，物種的進化，以及人類的產生和發展，這是唯物主義進化的自然觀。第四，提出進化論的歷史觀。魏源認為“租、庸、調變而兩稅，兩稅變而條編。變古愈盡，變民愈甚，雖圣王復作，必不舍條編而復兩稅，舍兩稅而復租、庸、調也。”(《默觚下·治篇五》)這種今勝于古的觀點，是進步的。洪秀全提出“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原道醒世訓》)認為封建社會是一個“亂極”、“暗極”的社會，“亂”發展到“治”，“暗”轉化為“光”，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譚嗣同反對當時頑固派宣揚的“好古”思想，說“彼方詡于人曰‘好古’，是又大惑也已”，“古而可好，又何必為今之人哉?”(《上歐陽瓣師書》)同時提出“好新”的主張，認為只有“好新”才能興盛，“好古”則必然衰亡。康有為依據“通三統”、“張三世”的理論，提出“三世說”的歷史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就是按照“三世說”的順序發展，從據亂世到升平世，再從升平世到太平世，這是對歷史進化的肯定。還把公羊“三世說”和《禮運》篇的小康大同思想結合起來，認為“三世說”的升平世正是《禮運》中所說的小康，而太平世，即是大同。這種進化論的歷史觀，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

近代哲學是中國資產階級同封建主義斗爭的理論基礎。它在繼承古代哲學優秀遺產的基礎上，又超出了傳統古代哲學形態，成為中國哲學史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具有資產階級哲學的性質。這種哲學，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創造了條件。在研究近代哲學時，要注意哲學思想與政治主張的緊密結合。還要注意資產階級哲學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兩面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