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我惹母親生氣了。

寒露剛過，我把娘從二姐家接來過冬。她這次來，和往年不大一樣，常隔三差五嘟嘟囔囔地埋怨姐和姐夫。她繪聲繪色地給我描述，有天早上洗完臉，沒有擰結實水龍頭，結果讓水滴滴答答漫出了水盆，流滿了地。晨練回來的姐夫見狀，平和的臉一下子拉出“三尺長”（母親語），頓時陰云密布，皺著眉頭連說“咋啦咋啦？什么味？”，娘邊比畫邊說。本來就因漏水有些忐忑和自責，此時自尊心又受到沒有準備的強烈刺激，于是，對姐夫印象極好、評價極高的娘，瞬間被滴出的水刷新和顛覆。

數落姐和姐夫“變了心”，成了她跟我們說話的不二主題。

娘在九十五歲那年，鬧過一次不大不小的感冒，聽力由此漸漸下降，今年更背得有些厲害。面對她那喋喋不休的嘟囔和抽空就埋怨的說辭，我有些沉不住氣，勸她：“您老耳朵聽不清楚，咋知道姐夫說那話？再說，看到一地水，誰不急呀？說兩句又怕啥。”

我不愿意聽那些在背后說人不好的話，即使娘。

大聲勸多了，結果引火燒身。說我咋也變了，不和她一心。那天晚上陪她看張國立和蔣雯麗主演的《愛情最美麗》，她借劇情，自己在那里嘟嘟囔囔，實際上是說給我聽：“變心了，都變心了。”

她埋怨姐和姐夫，除了漏水那事，還有煙的事情。

她拿出一盒白皮香煙來證明孝敬她的姐夫變了：“你看看，這是你哥（姐夫）給我的煙，啥煙啊，抽不動不說，還那么臭，自己不抽，叫我抽。煙絲嘎巴嘎巴響，一半著火一半不著（火）。”邊說邊用手指揉搓著煙卷給我看，眼角眉梢都淌著從來沒有過的不滿意。

我接過那盒已經打開的煙，是盒裝潢很精致的外國煙，煙卷也沒有娘說的那樣干巴。我假裝內行地給她解釋：“這煙老貴呢，進口的，姐夫舍不得抽，才給您。您若抽不慣就別抽，抽泰山、哈德門，或者八喜，不就行了嗎？”我指著擺在電視柜上的煙說。

電視柜上擺著幾盒拆封的煙，有硬皮中華、藍色泰山、紅皮八喜。

母親喜歡煙，對煙也不大講究孬好，但必須備著，放到她能夠看到的地方。一看不到煙，就像孩童找不到心愛的玩具似的。幾年前她曾“坦白”說，看不到煙，再問你們要，或者支使你們去買，面子上很不好意思。這大概就是“老小孩”的心思。所以，家里水果可以少，吃飯菜品可以少，煙無論如何少不得。

母親“煙齡”很長，至少在六十年以上。但是“煙癮”不大，抽得也不勤。吸煙的方式和父親極其相似，點上一支煙抽幾口或者抽半支就掐滅，留著那半截下次再抽。極少一次把一支香煙完完整整地抽完。

抽幾口就掐滅的習慣大概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養成的，那時家里很窮，一盒九分錢的“葵花牌”香煙父母兩人能抽一兩個月。

因為煙抽得少，平時跟娘嘮叨：“您抽不多，別抽那些嗆嗓子的，抽點好的吧。”家里也按照這個想法為她準備。

看她抽煙的樣子，像小孩吃糖那樣舒服。抽一口，把煙卷挑在指間瞅一眼；再抽一口，再盯著飄出的縷縷清香和頂在煙頭上的火星，瞄瞄那段悄無聲息的白凈煙灰，瞇縫著的眼神，如同雕刻藝人端詳作品似的那樣專注。我不知道她想從煙卷里或者那段煙灰里發現什么。我曾好奇地問她瞅什么，她說不瞅什么，習慣而已。看煙賞煙，成了娘吸煙過程中一個不能缺的美麗環節，盡管是無意識的。她抽上三分之一或者半支，就足心足意地把煙卷掐滅，將沒有抽完的半截煙攥在手心里，起身，放到自己臥室的窗臺上。

當若干盒香煙擺在那里的時候，她總拿便宜的煙抽。

那天她剛抽一支“八喜牌”香煙出來，正準備點火，我媳婦看見了，順手把“泰山”遞她手里，大聲說：“先抽好的。”

“這是喜煙呢。”

“喜煙沒這煙好。”

“誰說呢，這煙怎么也得二三百塊錢一盒，比中華貴。”娘有時候也幽默，她說的是隨喜祝賀的份子數額。

娘接過媳婦遞過的煙，一邊點火一邊說：“抽啥都嗆。”

“知道嗆，咋還抽呢。”媳婦也常和她開玩笑。

“大半輩子了，毛病改不了，也不改了。”

娘在七十五歲時得過嚇人的腦梗，好了以后，留下眼神不好的后遺癥。按醫生“可以適度喝茶，少量喝酒，最好別抽煙”的囑咐，我們毫不猶豫地勸她把煙戒了。因為父親從不喝酒，所以，除了春節家人相聚或者在為她和父親祝壽的宴席上娘少喝點酒外，平時餐桌上從來不擺酒，家里也極少像鄰居那樣天天飄著穿透力極強的酒香。

十年前，父親過世，娘又想起了曾經的煙。那時，她已經八十六歲，我們沒有再阻止她。愿抽就抽吧，只要高興和舒坦，一切可隨心所欲。這一默契的“家庭方針”，至今未變。

然而，因為抽煙的事兒，我又一次“得罪”了她。

去年冬天，她一邊抽煙，一邊在臥室翻看日歷牌。翻看日歷與她每晚必看山東17城市天氣預報一樣，是一天也不能少的課目。雖然她看過不久就忘，聽過也記不住多長時間，但必須進行，而且雷打不動。那天，忘記是個什么樣的重要日子了，她一邊伏在桌前仔細翻閱日歷牌，一邊自言自語地算日子。可能過于專注，忘記了手上點燃的煙卷，調皮的煙灰趁她不留神，跳在了椅子座套上。

娘從臥室來到客廳，坐在沙發上和正在織毛衣的媳婦拉呱，忽然聞到一絲燒焦東西的氣味。娘的眼睛、耳朵不太好使，但嗅覺極其敏感，一邊抽動著鼻子，一邊用眼睛四處尋找：“啥味？啥味？”

媳婦急忙扔下手里的活，跑到廚房查看，廚房很安靜，什么都沒有。跑到臥室一看，椅子座套上已經燒上一個棗核大的窟窿。

有驚無險。

娘自責了好長時間：“我咋忘了手上的煙呢。”

今年娘一來，我把去年的話非常鄭重地復制給她：“娘，家里有人的時候，您抽煙，若您自己在家，可千萬不要抽煙啊。”

她明白我說話的意思，也記得去年的事兒，非常理解地順著我的話講故事：“青島你舅舅和妗子活著的時候，也天天囑咐你姥姥，不要在床上抽煙。那時你姥姥眼神和我現在差不多，也不好使。誰不怕出事呀。”

然而，娘沒有記住。

那天我騎車去超市買菜，走到半路，忽然發現手機忘帶了，便回來取。一開門，一股清香的煙味彌漫在房間里。

原以為親戚或者鄰居來串門，母親用煙招待他們，但一看，房間靜悄悄的，沒有講話聲。

毫無疑問，她老人家趁我出去的空兒，又在獨自享受香煙的幸福和快樂。

母親生活十分有規律。早上六點起床，先捋頭搓臉捏耳朵，然后洗臉擦背。整理完這些，再去挨屋拉窗簾擦桌子。七點半左右吃早飯，八點半服藥，九點開始做堅持二十多年的理療操。差不多十點，等這些“功課”結束了，沏壺茉莉花茶。啜茶的同時，抽支讓自己舒服可心的煙。而我是在九點半多出門的，我忽視了她理療后要抽煙的時段。

耳背的母親沒有想到我會返回來，也沒有聽到腳步聲和開門聲。她沒在客廳，也沒在她睡覺的臥室，一縷一絲的煙兒，從衛生間門縫擠出來，在房間里悠然自得地飄著。

我沒有打擾她，此時也不敢馬上離開，便坐在客廳里靜靜等待。

她從衛生間出來，看到坐在客廳看報的我，十分驚訝地連問：“你咋回來了？你不是買菜去了嗎？”

我臉上大概失去了平和的表情，蒙上了層少有的嚴肅。

娘看我那樣子，知道她“違規”了。

不等我問，娘像做錯事情的小孩那樣主動分辯和“坦白”：“沒有事，不就趁你不在家抽支煙嘛，再說，我又不是抽一次了。”

聽到這話，我真的有些生氣了。怪不得我在家問她吸不吸煙時，她常常用“不想抽”回答我。

“您老忘了去年的事兒了？”我大聲問她。

“沒忘。”

“咱們怎么說的，忘了？”我的音量似乎沒有降低。

“沒忘。”

沒等我說第三句話，娘便有些不耐煩，從高高的馬扎上站起來往臥室走，一邊走一邊嘟囔：“抽支煙怕啥，我又沒在睡覺的屋抽。”

顫巍巍的背影把我炒了“魷魚”，晾在客廳里。

妻子回來，娘立馬告我的狀：“他又不抽煙，我怕嗆著他，趁他出去抽支煙，他還不樂意！”

面對這樣的理由，讓我無語接茬回答，哭笑不得。

妻子說：“讓娘抽吧，咱注意著點，別說她了。”

從去年發生那件事后，她抽煙變得十分小心。要么在衛生間抽，將煙灰小心翼翼地彈在馬桶里。要么在陽臺上抽，陽臺上放著煙灰缸，姐夫或者兄弟們來時，都在這里抽煙。但是，娘很少用煙灰缸，總把煙灰一點一點彈在自己的手心里。我問她為什么，她攤開手給我看，幽默地說：“比煙灰缸強呢，一熱乎我就知道，有火星趕緊用手捻捻，就沒事了。這可是我發明的。”臉上透著一種孩童般的天真和驕傲。

望著那雙在我眼前晃動的手，手的顏色早已為時光打磨成質地粗糙的古銅，上面縱橫交錯著如同刻畫在泥巴上的皺褶，深深淺淺的手紋，完全超越了《紅樓夢》對劉姥姥的描寫。娘的手不大，但掌寬指粗，粗得有些變形，在她手上，根本找不到女性獨有的細白與修長的影子。左手食指彎曲著豎不起來，右手拇指的指甲則灰黑著，已扭成九十度的指肚，宛如一頂土色的小香菇，厚厚的指甲成為她每日揉搓消遣的玩具。

娘那手如同沒有文字的家庭檔案，家庭度過的每一個年輪或者每一天，經過的每一事，都清清楚楚得刻在她那粗糙的掌紋和數不清的指紋里。大煉鋼鐵燒坩堝，六十年代用冰涼的井水淘菜洗衣；七十年代頂風冒雪到煤礦干家屬工，擰鋼筋綁木桿；還有挑燈推磨、攤煎餅、縫衣服、納鞋底……這些幾十年的生活編程，時鐘似的刻板運轉，手一天接一天、一事接一事地緊張著勞作著。倘若有一天手忽然清靜了、得閑了，沒事干了，時鐘般的勞作停止了，這天，全家人就得瞪眼挨餓。

娘把自己的手掌亮出來，任粗糙的時光去打磨，就是要把饑餓拒絕在家門之外，把“餓”字從我們嘴里擦去。

娘曾經以死威脅姥姥不裹腳的剛強與倔強，在少女時代就發芽和成長。然后由心底的秉性凝化在兩只不斷變化的手上，手付出了義無反顧且超乎想像的能量，還有看不見的平民犧牲。

手的粗糙和粗糙的誕生，與日復一日的堅強凝合在一起，維護著一家人挺直脊梁過日子的生活尊嚴。

想不到，這雙手為了家，今天又成了感覺煙灰溫度的煙灰缸。

我看著她那頗有些得意的臉，竟拙劣得不知怎么去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