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的哲學代表作之一。1934年出版。張東蓀的哲學是新康德主義的一種變種，張東蓀認為：“我的認識多元論大體上可說仍是循康德的這條軌道”。(《認識論》第46頁。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9月版。下引該書，只注頁碼。)但又認為，康德的唯心論還不夠徹底，還有“實在論的根底”，因此他不僅要取消物自體，而且還要把感相與物自體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沒有什么關系。他雖然承認外界也有其條理，但這條理并不以外物為憑依，因此這種條理也就成了純粹主觀的東西，顯然這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

張東蓀認為，外物是不可以認識的，但外物與感覺之間卻有一個“相關共變”的關系。他說：“雖則外物真是什么，我們不知道，然而外物與我們的官覺印象在一定的關系之下確有相關的變化。”(第48頁)所以，“認識的多元論主張只在這個相關變化上外界的存在乃能顯示于我們心上。而這個相關變化不是質料而卻是方式。換言之，所與于我們的不是內容而是條理(即秩序)。”(第49頁)感覺是人們認識客觀事物個別特性的心理過程，它是客觀事物作用于感覺器官所引起的結果。張東蓀歪曲外物與感覺的關系，把外物的存在與變化都看成是純粹主觀的東西，顯然這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

張東蓀說：“認識的多元論承認外界有其本有的條理。不過這些條理卻又是十二分難以知道。”(第51頁)他把外界條理叫做“原子性”、“連續性”和“創變性”。“所謂原子性只是在構造(Structure)上有‘原子的’(Atomic)的性質而已。并非說外界確有原子其物”(第52頁)。所謂“連續性決不能僅僅是我們認識的自立法度。因為他的根基必定是在認識的立法以上。”(第59－60頁)所謂“創變性是指有‘新奇’(Novelty)發生而言”。“我們看見有新的東西出來，我們只能說這個東西的認識是由于加以認識的立法于其上”(第60－61頁)。這里可見，張東蓀所說的外界條理并不是客觀事物的固有條理，而是人們主觀上的自立法度或構造方式，把外界條理說成是人們主觀意識的產物，顯然這是對客觀事物規律性的一種唯心主義的歪曲。

張東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還表現在他對時空問題的看法方面。在他看來，“空間與時間只是認識上屬于主觀的。換言之，即只是能知者于施行認識時所必須的條件。而于外界僅有相關而決非一致。”(第77頁)空間與時間雖然都是主觀的格式，但其背后又是與外界相應的。張東蓀完全否認了時間空間的客觀實在性，認為時間空間純粹是主觀意識的產物。張東蓀否認時間空間的實在性，說到底就是要否認客觀物質的實在性。

張東蓀還提出什么“名理的先在性”問題，他說：“我以為名理上的根本原理(即先驗格式)有兩方面：一為動的，一為靜的。靜的是一組一組的‘設準’(Postulates)或稱‘范疇’(Categories)亦無不可。動的是所謂‘相涵的關系’(ImplicatiVerelation)。”(第84－85頁)張東蓀對范疇作了完全唯心主義的解釋，他把范疇看做是在客觀現實以外的主觀東西，割裂了現實與范疇的內在聯系。其實，范疇乃是反映事物的特性和關系的基本概念，它是客觀世界本身固有的東西在思維過程中的反映，并隨著客觀現實的發展和科學知識的增進而不斷的發展。

張東蓀的多元認識論，也是絕對不可知主義。他主張外界只是一個“構造”(Structure)。“并且這個構造，亦只能在我們內界的構造中見之。除此以外是絕對不可知的。”他還說：“一是超越的外界，一是超越的自我。外界不可知，而自我亦絕對不可知。”(第121頁)他不僅取消了康德的物自體，而且也取消了康德的先驗的必然性與因果性，提出所謂絕對不可知主義。在他看來，不僅外界的客體是不可知的，就是自我的主體也是不可認識的。這就否認了世界及其規律的可知性，不相信我們知識的確實性，不承認客觀真理，實際是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

張東蓀的知識論也是其唯心主義認識論的組成部分。什么是知識呢?他說：“知識乃是感相與格式以及設準等‘合并的產物’。離了感相無知識；離了格式亦無知識；離了設準也無知識。”(第123頁)他反對“主張知識是為了行動而始生的。以知識為行動的工具，這是唯用論的太極端處。”(第126頁)他所說的知識實際上就是一種主觀想象，它與宗教囈語一樣，只不過是“自己欺騙自己”而已，顯然這是極端荒謬的唯心主義觀點。

張東蓀在本體論上就提出了所謂“泛架構主義”，把客觀物質世界歸結為沒有物質內容的架構，他說：“認識的多元論以條理認為真的外界，則勢必謂外界只是空的架構，而無實質，于是在本體論上便成為‘泛架構主義’。”(第127頁)這些架構又離不開人們的認識，它就在人們的頭腦中，它既不是感覺對象也不是思維對象，而是一種抽象的精神概念。然而，正是這種精神概念才是構成萬物、創造世界的最后根源，這就完全暴露了張東蓀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