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傳》

《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是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也是重要的儒家經典。它把《春秋》的綱目編列得更為詳細具體，成為一部詳贍的編年體史著。相傳《左傳》的作者是左丘明，他是春秋末年魯國的盲人史官，與孔子同一時代。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說：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這說明孔子與左丘明都是根據“魯史”編撰《春秋》，而且左丘明編撰《春秋》的目的，一方面還是因為擔心孔子的弟子將來亂解《春秋》，使其失真。孔子為《春秋》作經，左丘明為《春秋》作傳，二人可謂互為表里。

近代某些學者根據《左傳》所述史事，認為它成書于戰國初年。《左傳》的編年始于魯隱公元年（前722年），終于魯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17年；《左傳》所記史事更延至魯悼公十四年（前453年），比《春秋》晚27年。《左傳》以敘事為主，書中以大量事實補充說明了《春秋》，對《春秋》的某些錯誤起到了訂正的作用。因此，《左傳》有助于了解《春秋》過于概括、簡略的記載。

《左傳》是用戰國時的古文字寫成，屬于古文經。由于經學家的門戶之見，今文學家認為它不如今文經《公羊傳》和《榖梁傳》，所以長期未能立于學官。但由于其卓越的文學與史學價值，《左傳》在民間流傳廣泛，并且很多著名學者也十分贊賞。

西晉時的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把《春秋》與《左傳》結合在一起。此后，《左傳》的地位逐漸超過《公羊傳》和《榖梁傳》。唐代的孔穎達非常推崇《左傳》，《左傳》終于在唐代成為“九經”之一。

1.《左傳》的思想內容

作者本著忠于歷史的態度，生動真實地記錄了周王朝崩潰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較為詳細地反映了春秋時期周王以及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活動，反映了當時王室衰微、諸侯爭霸，以及諸侯衰落、卿大夫專權的歷史過程，描述了當時社會的廣闊生活畫面，諸如宗法制度的崩潰，各階級、階層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斗爭。對當時的制度禮儀、社會風俗、道德觀念及流行的各種神話傳說、諺語歌謠等，《左傳》也都有大量的記錄。

《左傳》通過人物的描寫、事件的敘述、盛衰興亡的總結，體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觀點及“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通過大量史實的敘述，對虐害百姓的君主進行了抨擊，總結出“國將興，聽于民”、“違民不祥”、“眾怒難犯”等歷史經驗，表明了作者同情人民的疾苦，重視群眾的意志。

作者站在發展觀的立場，說明了新舊勢力的代謝是歷史的必然。作者忠于史實，在對魯國、齊國、晉國等國的新興政治勢力與舊貴族的政治斗爭如實地進行描寫時，對新興政治勢力“政在私門”持開明的肯定態度。

《左傳》還描寫歌頌了一大批對國家有貢獻的人物，記述了他們部分的或一生的業績，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等。對勵精圖治的政治改革人物如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也進行了正面的描寫和贊頌。對為了國家利益而不顧個人安危的人物，如鄭國的子產、弦高，秦國的蹇叔等，都進行了熱情的贊揚。

作者還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斗爭以及統治者的荒淫殘暴。如《鄭伯克段于鄢》，描寫了鄭莊公為了權位而骨肉相殘的丑惡行徑。又如對暴君晉靈公、楚靈王以及荒淫無恥、道德敗壞的昏君陳靈公、齊莊公等人，都予以了無情的鞭撻。

《左傳》成功地描寫了春秋時期的一些重大戰役：齊魯長勺之戰、晉楚城濮之戰、晉楚鄢陵之戰、秦晉殽之戰、齊晉鞌之戰等。對這些戰爭的描寫，作者都能抓住戰役進行的關鍵環節和造成勝負的因果關系，表現出深刻的軍事思想，并且避免了簡單化、概念化、公式化。對戰爭的描寫，作者非常注重“師出有名”——戰爭的性質和人心的向背，強調戰爭的勝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民的支持。

2.《左傳》的文學藝術

敘事完整，故事曲折，穿插巧妙，情節生動。《左傳》對史事的敘述一般都是以事件的發展過程為線索，把人物置身于政治、經濟、外交等活動中，使之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作者敘述中還注重情節的跌宕與曲折，使事件張弛有致、生動感人。

人物栩栩如生，個性鮮明。作為史書，《左傳》描寫的人物忠實于人物歷史，作者巧妙地運用在真實歷史過程中突出人物性格特點的辦法，寥寥幾筆，便使人物形態惟妙惟肖，顯示出各自的風姿。

戰爭描寫，場面恢弘，真實生動。對記載的數百次戰爭，都明確交待出戰爭的原因、經過、結果，把軍事、政治、外交相結合，把錯綜復雜的場面、眾多的矛盾有條不紊、繪聲繪色地描繪出來，既扣人心弦，又從容不迫。

語精字簡，詞約義豐，文辭優美。《左傳》的藝術成就的最大特點是簡練，但簡練中又不乏豐富的意蘊。《左傳》記述的許多“行人辭令”和諫說之辭，或委婉，或率直，或典雅，或風趣，風格迥異。

《左傳》的敘事風格和文學語言藝術，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司馬遷的《史記》、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桐城派的古文到近代的白話小說，都繼承了《左傳》的藝術手法和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