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代英 【本書體例】

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臨行，往甘泉李公處作別，面托云：“如本縣有尸傷相驗事，望代為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三鼓后，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相尸者。商家汪姓，兩奴角口，一奴自縊。汪有富名，某以為奇貨，命停尸于大廳，故不往驗，待其臭穢。講貫三千兩，始行往驗。驗時，又語侵主人，以為喝令，重詐銀四千兩，方肯結案。李公見而尤之，以為太過。某曰：“我非得已，我欲為小兒捐一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兩，已差人送入京師，我并不存家中。”未幾，其子果選甘肅某縣，升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為冒賑事發覺，斬立決。孫二人，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驚愕，疽(jǖ居)發背死。

(選自《新齊諧》卷二十一)

江都縣令某，因公事準備去蘇州。臨行前，到相鄰的甘泉知縣李公那里告別，當面委托說：“如果本縣有尸傷察驗的事，希望你代為辦理。”李點頭答應。之后聽說三更鼓后，某縣令又搬行李回了衙門。李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去打聽后，這才知道有報告察驗尸體的人。有個姓汪的商人家，兩個奴仆吵架，其中一個家奴上吊自殺了。汪姓商人素有富裕的名聲，某縣令認為這是一筆不尋常的錢財，命令把尸體停放在大廳，故意不去察驗，等待尸體發臭污穢。待講價到銀三千兩時，才前去查驗。驗尸時，某縣令故意出言損傷汪姓商人，又以商人頂撞了縣令為由，又敲詐銀四千兩，才肯了結此案。李公見到某縣令后責備他，認為這太過分了。某縣令對他說：“我也是不得已，我這樣做的原因是想給小兒捐一個知縣的官。現在汪的銀子七千兩，已經派人送入京城，我并沒有存放家中。”沒過多久，他的兒子果然選授甘肅某縣，后升任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1782)，因貪污救災錢物的事被發覺，判處立即斬首。某縣令的孫子二人，全被發配充軍，家產沒收入官府。某縣令因驚嚇，脊背生毒瘡而死。

吏治腐敗導致官吏貪贓枉法，是封建社會的通病。《江都某令》以平實的寫法為我們展現了一幅貪官污吏勒索民財、賣官鬻爵的畫面。作品的價值主要在其認識作用上：它不僅為我們描繪了某一縣令貪欲橫流的丑行，而且批判鋒芒直指封建的捐納制度。

捐納，是中國封建政府以授予官職取得捐款的辦法。此法始于秦漢。《辭海》“捐納”條目介紹，秦始皇因飛蝗成災，下詔凡百姓繳千石者拜爵一級。漢文帝接受晁錯重農貴粟的建議，下詔準許人民繳粟贖罪或給予爵位。以后歷代封建政府常因籌餉、賑災、備邊或興辦工程等事，用捐納作為取得經費的手段。捐款人在捐資、捐粟后，即可得到官位或褒獎。據史書記載，清初屢辦臨時性捐納以籌措餉銀。乾隆時，也就是在本文的時代背景里，清政府廣開捐例，舉辦經常性的捐納，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臺以下，均可按價購買。到清末，各省捐納人員已多得無法安插。捐納盛行，官職變為商品，其直接的惡果，一是產生了大量的昏憒腐敗的官吏；二是導致貪污現象的泛濫。周遠廉《乾隆皇帝大傳》一書記述的乾隆后期六大案件之一的甘肅“捐監冒賑”案(以舉人捐納知縣、后升任甘肅布政使的王亶望，伙同全省各府州縣百余名官員，在批準捐監不到三年的時間里，以五十五兩銀捐一監生的額定，共收取約十八萬商民交納的監糧折色成銀上千萬兩，然后每年用因災賑濟的名義，將此銀冒銷)，就是一樁大規模的利用捐納制度，集體營私舞弊，榨取民財，侵吞帑銀的突出事例，此案中，全省大小官員“上下一氣”，“侵財殃民，肆無忌憚”，“無不染指有罪”，這就充分暴露了捐納制度的弊端。《江都某令》就是對這種弊端的形象有力的揭露和鞭撻。作品寫江都某令貪婪成性以極卑劣的手段詐人錢財，其目的是“非得已”“欲為小兒捐一知縣”。“非得已”三字再明白不過地告訴我們，此縣令之子，乃是個無法靠科舉、蔭蒙之路步入仕途的無學無才、甚至無德無行之徒。小說最后寫他在乾隆四十七年貪污救災錢物，便是明證。有錢便能買官，官吏焉能清廉?如此“子承父業”“上行下效”，吏治焉得不腐敗?人民焉得不痛恨?作品結尾處寫縣令之子被處“斬立決”，縣令“驚愕，疽發背死”就寄托了人民要求嚴懲貪官污吏的愿望，作者強烈的憎惡和批判精神也寓于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