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中后期，清議之風極盛，或品核公卿，裁量執政，抨擊宦官專權的弊端；或品題名士，臧否人物，成為徵察辟舉的根據，批評的標準以儒學名教為依歸。黨錮以后，名士儻言譏評時政的風習漸趨消歇，清議轉變為清談。魏晉清談的主要內容也有兩項，一為品藻人倫。雖其標準與漢末有異，越來越鄙薄實務，標榜放達，且日益和九品中正制相結合，但品題的基本形式所變無多。此類清談可謂清議之別稱。二為講說玄理。它不復拘守儒教舊旨，而崇奉《易》、《老子》、《莊子》為經典，號稱“三玄”。此類清談實即玄學之別稱。這是構成魏晉清談的核心部分，與漢末清議的性質已迥然不同。玄學清談的議題，主要有才性四本之論、言盡不盡意之論、聲有無哀樂之論、貴無崇有之論等。名士多手執麈尾指劃，以助談鋒。清談時，一般分主、客兩方，談主先正面闡述自己的意見，稱“通”；談客隨即針對其論題加以駁詰，稱“難”；一通一難，合稱一“番”。談士可一人自為主、客，可二人互為主、客，也可主客辯論數番，而由第三者最后總結。魏晉玄學清談的嬗遞，大體呈現四個階段。曹魏后期以王弼、何晏等正始名士為代表，援道入儒，以《老》解《易》，以《易》《老》解《論語》，雖口談玄虛，而志在用世。魏末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為代表，兼重老莊，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佯狂避世，行為放誕，清談與縱酒相結合。西晉以王衍、樂廣等中朝名士為代表，篤重莊學，卻又沉湎于情欲；熱中貴無、崇有之辯，而又漸入油滑之途，甚至信口雌黃，隨時更改義理。東晉以許詢、孫綽等過江名士為代表，多留連山水，不問世務，出現了名土與和尚深交、談玄與談佛合流的風尚。及至南朝，清談愈加空洞無物，風氣雖盛，實已接近尾聲。關于魏晉清談的資料，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一書所記最詳。后人的研究專著，有范壽康《魏晉之清談》和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二書(商務印書館)；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第三卷亦有全面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