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代(約前16世紀至前12世紀)到西周(約前11世紀至前770)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想。商代，我國已進入奴隸制發展的時期。這時，農業、手工業和畜牧業的分工更加擴大，促進了商品交換，奴隸勞動運用于各種生產領域，使社會生產和文化日益發展起來。到了西周，生產力有了顯著的提高。青銅制造業更加發達，鐵器使用也得到了發展。隨著生產的發展，天文、歷法、數學、氣象等科學技術也得到了進步。商周奴隸制是一種野蠻、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制度，不僅土地、生產資料屬于奴隸主所有，奴隸也都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可以任意由他們買賣、殺戮、殉葬等，迫使奴隸們以怠工、破壞工具、逃亡、暴動等進行反抗。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階級斗爭，推動著商周時期哲學思想的發展。

商周時期的哲學特點是宗教唯心主義哲學占支配地位。在商代，“上帝”是創造一切，主宰一切的。奴隸主階級利用宗教唯心主義宇宙觀來作為他們統治人民的精神武器。這個時期的哲學思想，是在宗教的形式中發展起來的。《詩經·商頌》記載：“帝立子生商”，認為商代統治者是“上帝”的子孫，代表“上帝”來管理臣民的。由于“上帝”決定一切，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卜問“上帝”。殷墟甲骨卜辭記載：“甲辰，帝其令雨?”“帝其令風?”(《殷虛文字乙編》)認為“上帝”命令能下雨刮風，年成好壞，戰爭都是由“上帝”意志決定的。“伐吉方，帝受我又?”“上帝”的絕對權威，任何人都是不能違抗的。商代統治者把自然災害、社會治亂、生死禍福等現象，都說成是“上帝”的賞罰，借以威嚇臣民和奴隸，鞏固奴隸制度。到西周又產生了“天命”觀念。西周的奴隸主貴族繼承了商代關于“上帝”的思想，認為周得到“上帝”的保佑才滅商王朝，商不服從天命才失去天下。根據西周奴隸主統治的需要，利用了“上帝”的觀念，發展了“天命”論。提出“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大盂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同上)意思是說，“上帝”改派他的長子來接管殷國的統治。“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尚書·周書》)是說“皇天上帝”不再給殷國王命，降下天罰，授周王命。說明“天命靡常”。“天命”的改變要看能否“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認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哀公三十一年引《泰誓》)。這就把“民欲”與“天命”聯系起來，重視人民的力量。強調“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宗教迷信的宇宙觀是奴隸主貴族的意識形態。

商周時期的唯物主義哲學還沒有從宗教唯心主義體系中分化出來，但也出現了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主要表現在陰陽、八卦和五行說的思想上。在商代，由于生產的進步和自然科學的發展，陰陽觀念開始出現了。把自然界與社會中的一切變化都看成是由陰陽兩種對立的力量交互作用引起的。《國語·周語》說：“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指出地震是由陰陽“天地之氣”對立和消長的結果。肯定陰陽的矛盾變化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把陰陽交替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是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八卦包含著一種樸素唯物主義的宇宙生成論。據考證八卦可能產生于原始社會末期，所謂八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它主要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自然現象，用以說明構成世界的物質基礎，天地又是生成萬物的總根源。雖然這樣說明世界的本原很不科學，但畢竟是從自然界尋找世界產生的根源，這是唯物主義的宇宙觀。這時五行說也產生了。五行說把水、火、木、金、土看成是構成萬物的元素。《洪范》記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指出“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還說明五行之間的矛盾關系。這反映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

商周時期的哲學雖然具有某些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但這些思想被禁錮在宗教唯心主義體系中。直到西周末年才出現了無神論的思想，“不畏于天”。說“上帝板板，下民卒痹。”(《大雅·板》)認為“上帝”反復無常，下民遭殃。“昊天不惠，降此大戾(罪惡)。”(《小雅·節南山》)咒罵“上帝”，殘害下民。同時強調人事的重要。認為“國將興，聽于民；將亡，收于神。”要“依人而行”(《左傳》莊公三十二年)。人間的吉兇禍福也同“天命”無關，“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肯定人的作用，否定神的作用，強調事在人為，這是對“天命”論的打擊，對推動無神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商周時期，哲學思想還沒有完全發展，哲學史的史料很缺乏。要研究這個時期的哲學思想，主要是依靠考古學上的發現和一些比較早的歷史文獻。甲骨卜辭和金文是研究商周的哲學史的最可靠的原始材料。甲骨的卜辭是很有價值的。金文也是很有價值的。商代開始用青銅鑄造工具，周代更大量鑄造青銅器。在歷史文獻方面，除了《周易》和《洪范》哲學著作之外，還有《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國語》等著作，雖然不是哲學著作，但與哲學史有密切關系。在使用文獻史料時要注意辨別真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