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在魯迅一生的文學事業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是魯迅的主要戰斗武器和文學業績，凝結著他極大的精力。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隨感錄”開始到他逝世，共寫有約六百五十余篇，一百三十五萬字的雜文作品。1926年以前的雜文收在《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中；1927年以后的則收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共三集)中；此外還有《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等。重視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貫徹科學與民主的要求，從革命民主主義思想高度，針對社會痼疾與時弊，進行廣泛的社會批評，是魯迅前期雜文的一個特點。這一時期的雜文主要是反對舊道德，抨擊封建禮教，提倡新道德，主張男女平等，宣傳家庭革命(《墳》：《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揭露封建專制制度的“吃人”本質和統治權術，號召青年掃蕩吃人者，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墳》：《燈下漫筆》、《春未閑談》)，戳穿復古主義者妄圖維護“吃人”統治的用心。1925年以后，魯迅雜文直接參予了社會運動和政治斗爭，圍繞“五卅”愛國運動、“女師大事件”、“三一八慘案”，寫下一系列雜文(《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中的大部分)，揭露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鎮壓群眾運動、屠殺人民的反動與兇殘，和為之效勞的御用文人們的無恥嘴臉，歌頌革命青年敢于斗爭、不怕犧牲的英勇行為，同時提出必須“痛打落水狗”的革命原則，主張革命人民對于受到挫折的敵人，一定要窮追猛打，除惡務盡(《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相信“真的猛士，將更奮然前行”(《華蓋集續編·紀念劉和珍君》)。

1927年以后的十年內戰時期，面對尖銳的階級斗爭民族斗爭，魯迅把主要精力放到雜文寫作上。圍繞重大的政治事件，同國民黨政權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是魯迅后期雜文的一個基本內容，它強烈譴責國民黨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可惡罪》，《三閑集·鏟共大觀》)；揭露和控訴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及反革命文化“圍剿”(《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紀念》)；剖析抨擊國民黨政權投降賣國罪行(《偽自由書》：《戰略關系》、《天上地下》、《中國人的生命圈》等)。對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揭露是后期雜文的另一重要內容。它以深刻犀利的文筆揭露各帝國主義國家狼狽為奸合伙瓜分中國的陰謀罪行(《二心集》：《答文藝新聞社問》、《“友邦驚詫”論》，《偽自由書·戰略關系》)；揭露帝國主義“以華制華”、支持中國反動派鎮壓屠殺中國人民的卑鄙伎倆，撕下其所謂“文明”的假面，戳穿其鼓吹“王道”“尊孔”的險惡用心(《偽自由書·“以夷制夷”》、《二心集·“友邦驚詫”論》、《且介亭雜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等)。這些諷刺暴露的雜文，鋒利辛辣，使敵人的種種反動丑惡伎倆，都無所遁其形。對人民和革命的歌頌是后期雜文的突出內容。雜文以高度的熱情歌頌人民創造歷史和文明的功績(《南腔北調集·經驗》，《花邊文學·知了世界》，《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等)；聲援和歌頌青年和人民群眾的現實斗爭(《偽自由書：《逃的辯護》、《保留》，《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九)》等)；直接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駁斥托派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蔑(《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這些文章充分顯示了共產主義者的革命觀點和立場。廣泛的社會批評仍是后期雜文的一個重要方面。從陳腐的封建傳統鬼神迷信到十里洋場的墮落惡習，從封建老朽的糊涂懵懂到作家文人的淺薄投機等等，國民黨統治下光怪陸離、烏煙瘴氣的種種現象無不反映在魯迅的雜文中，使之暴露其原形和本質。魯迅的雜文內容豐富，是社會生活和思想的藝術記錄，表現了歷史的進程，留下了時代的眉目，它立意鮮明，思想深邃，反映迅速直接，戰斗鋒利切實，是“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在思想戰線上發揮了極大的威力。作為文藝性論文，它以議論為主，以邏輯的力量，分析的方法，揭示事物的矛盾和本質，又充分運用文學手段，富于形象性，往往融議論、敘事、描寫、抒情于一體，既潑辣又生動，既嚴峻又幽默。它是匕首和投槍，能和讀者殺出一條血路的東西，又是藝術的精品，給人以精神的陶冶和藝術的享受。由于魯迅的提倡和創作實踐，雜文這種文體，從開創走向成熟，臻于完美，成為現代文學中富有生命、影響深遠的文學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