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美學研究·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

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基本的文藝批評標準。他說：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政治標準是用以衡量文藝作品的政治傾向性的;藝術標準則是衡量文藝作品藝術性的高低的。

根據當時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毛澤東對政治標準的內涵作了這樣的說明： “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又提出辨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并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關于藝術標準，毛澤東沒有具體闡述，只是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他對藝術標準問題，持科學的、慎重的態度，認為藝術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實踐去解決。他并主張“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提倡“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毛澤東還進一步說明了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關系： “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無產階級要求“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毛澤東提出衡量文藝作品的政治標準，并把它放在第一位，是基于文藝“從屬于政治”、 “服從于政治”的觀點。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那樣的歷史時期，由于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是黨和人民生活的中心內容，上述提法曾經產生過一定的積極意義。它有利于促進文藝隊伍、文藝運動和文藝創作在總的政治方向上保持一致;有利于克服文藝批評中忽視和抹煞作品的政治傾向及其效果的偏向。但是，在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時代，經濟建設已成為黨和人民生活的中心內容，黨中央根據變化了的歷史條件，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來代替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長期的實踐證明，關于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提法，關于把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簡單地歸結為政治觀、政治傾向性，并把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藝作品的第一標準的提法，是不確切的，而且對于建國以來的文藝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文藝批評的實質，是發現和估量作品的價值，而作品的價值是多維的，政治價值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有時還是非主要的方面。在具體的文藝批評活動中，對作品的政治鑒別，是代替不了對作品的多方面價值的估量的。因此，繼續沿用政治標準和政治標準第一的提法，不僅不利于通過文藝批評去發現和估量文藝作品多維的價值，從而能對作品作出全面的評價，而且還有可能導致文藝批評的簡單粗暴，硬把文藝作品變成某種政治觀點的圖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