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思無邪

肇始于孔子的詩歌創作和評論的重要標準。《論語·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據陳奐《詩毛氏傳疏》之說，“思無邪”出自《魯頌·駉》。原詩共四章，分別用“思無疆”、“思無期”， “思無斁”和“思無邪”來標出詩的內在層次。 語義上， “思”本無實意，為語助詞;“無邪”則指牧馬人放馬時的一種專注神情。孔子借用“思無邪”一詞以作為對《詩經》總體評價，是出于他對詩的社會功能的本質認識。 對此， 劉寶楠《論語正義》說得十分明白： “論功頌德，止僻仿邪，大抵皆歸于正， 于此一語可當之也?！辈浑y看出，孔子是為我所需借用了“思無邪”的， 從中摻和了自己的文藝觀。后人也多把“思”詮釋為思想或意思。從孔子對《詩經》所作的刪定看，“思無邪”顯然是一種把文學作品道德倫理化、追求文學對政治上的“仁”、“禮”的忠實呈示等的功利思想。應該承認，確認文學作品和社會政治及倫理道德的聯系并不為過，然而，重要的是把握這種聯系的內在性，而孔子的“思無邪”則明顯地顯得過分狹窄。在《詩經》中盡管還存有一定的“怨刺”之作和描寫男女情愛的篇什，但是真正合乎孔子及其追隨者的旨意的恐怕只能是那些“美”詩，即歌功頌德為主的“頌”。后來的《禮記·孔子閑居》將孔子的這一功利觀發揮為“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人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乃是十分順理成章的。至于漢儒們煞費苦心地把情詩逐首注釋為對君主的美刺之作，以致最后有人把《詩經》奉為一部“諫書”，等等，都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后代的封建正人君子借“思無邪”以反對詩歌等文學作品脫離禮教政治的事實。無疑，這于后世對文學的審美本質和社會功能的認識及其具體創作實踐，產生了廣泛而有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