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魯東所寫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一書的簡稱，是他的第二部大部頭著作，出版于1846年。該書分兩卷十二章，在第一章里蒲魯東力圖按照他的思想來闡明什么是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在第二章里提出了價值論。其他各章除末尾一章總結所有各章外，都是考察被他稱作經濟進化的十個時期或階段，按照排列順序、即：分工、機器、競爭、壟斷、國家或稅收、貿易平衡、信貸、私有、共產主義、人口。蒲魯東制造出來的這一套經濟觀點，完全是建立在庸俗的唯心主義基礎上的。他荒謬地顛倒了現實與范疇、概念的關系，不是把范疇、概念看作是現實的反映，而是把客觀的社會經濟關系視為只是永恒存在的范疇、概念的體現。他荒謬地認為，每一個原理都有過它自己的世紀，因為在這里面它顯露出自己，例如權威的原理有過第11世紀，好象個人主義的原理有過第18世紀一樣。蒲魯東力圖如同黑格爾利用辨證法使范疇自身發展，形成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一樣，也力圖利用經過他庸俗的辯證法使經濟范疇自身發展，建立起他的“經濟矛盾體系”。他把每一個經濟范疇都分成好與壞兩個對立著的方面，即正題、反題。它們互相矛盾和互相斗爭，好的和壞的綜合就出現新的經濟范疇，即合題。而新的范疇又產生好與壞的新的矛盾，于是又形成新的綜合。這樣，通過好與壞的對立，制造出一個范疇又一個范疇，這些范疇湊在一起，就產生了他的整個政治經濟學體系。蒲魯東認為，社會主義者只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壞的方面，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又只說它的好的方面，而只有他這位“天才”才完成了綜合，找到了解決矛盾的科學公式，所以他超過了社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蒲魯東研究“經濟矛盾”時，首先分析了價值。他說，價值是社會經濟大廈的“基石”。各個經濟范疇的矛盾都是由價值的矛盾決定的；價值的二律背反解決了，一切二律背反也就解決了。既然商品的價值應該被認為由勞動時間構成的，那么就可以在所耗費的勞動量相等的情況下，人們可以直接把一件產品和另一件產品相交換。他想通過這種辦法來把整個社會制度改造成為：人人變成勞動者，人們之間在相等的勞動量的基礎上直接交換產品。蒲魯東認為，貨幣是資本主義社會禍害的根源，由于貨幣的存在而產生的借貸行為，才形成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借貸資本不僅使借貸者遭到剝削，而且也是整個勞動生產者遭受剝削的根本原因。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關系，就是貨幣出借者和工人之間的對立關系。正因為蒲魯東認為貨幣是禍害，借貸資本是產生剝削和不平等的根源；如果不消滅貨幣的借貸，工人就要成為利息的負擔者，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對立就會存在。所以，蒲魯東制訂了消滅借貸利息的社會改革方案，以圖采用無息信貸，使工人和小生產者擺脫貨幣的奴役，能夠擁有取得自己全部勞動產品的權利。他的理想是：通過組織“交換市場”來克服生產和交換的矛盾，通過組織信貸來克服生產和分配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社會革命”的實現。這種無息信貸制度既能保證交換自由，也能保證工人和小生產者都能成為生產資料的占有者。蒲魯東認為，實現自己理想的主要途徑是組織“人民銀行”(即“交換銀行”)。這種銀行擔負兩方面任務：一方面組織交換的任務，使產品按照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進行交換；另一方面由銀行實行無息貸款。事實上，蒲魯東所理想的新社會，不過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小商品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蒲魯東反對提高工人工資，反對工人罷工，反對工人同盟，認為“任何旨在提高工資的運動除了使糧食、酒等等漲價即引起貧困的加劇以外，不能產生別的結果”；“工人罷工是違法的，不僅刑法典上如此規定，而且經濟體系，現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證明這一點”；“每一個工人有單獨支配自己的人身和雙手的自由，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會不能容許工人組織同盟來壓制壟斷”。馬克思批評蒲魯東“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于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44－145頁)。在《貧困的哲學》出版以前，蒲魯東給馬克思寫了一封信，詳細地介紹了這本書的內容，并附有“我等待著您的嚴格的批評”這樣的話。馬克思同蒲魯東毫不含糊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和斗爭。在該書出版后，馬克思立即于1847年上半年寫成了《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一書，并于7月初同時在巴黎和布魯塞爾出版。這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初著作，揭露了蒲魯東思想的反動實質，指出蒲魯東為解放工人階級而設想出來的“革命理論”，實際上是使工人階級遭受資本主義奴役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