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詩三百首》選詩的標準

王忠

一

古今最流行的詩選本恐怕要算《唐詩三百首》了。光緒甲申秋子墨客卿的序文已經(jīng)說“屢經(jīng)翻刻”，現(xiàn)在坊間還陸續(xù)印行各種標點白文、箋釋、注疏或語體翻譯，連窮鄉(xiāng)僻壤的唱本書攤也分配到，可見自印行以來三百余年迄未少衰，一直擁有各階層的讀者呢。

章燮注疏本卷首有選者蘅塘退士乾隆癸未年春的短短的題辭：

世俗兒童就學，即授《千家詩》。取其易于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七言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制。因?qū)＞吞迫四捴巳丝谥鳎瑩衿溆纫撸矿w均數(shù)十首，共三百首。錄成一編，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請以是編驗之。

原來選詩的動機完全因為不滿流傳不廢的《千家詩》，因為第一，它標準不嚴，“隨手掇拾，工拙莫辨”；第二，體裁不備，“止七言律絕二體”；第三，體例不一，“唐、宋人雜出其間”。自然還有選者未直說的一個理由，就是“千家詩”太多，兒童成誦不易。于是才自己動手編選，希望這個新的選本代替《千家詩》流傳不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不是正與舊選本較一日之短長嗎？而標目的《唐詩三百首》，自然用的便是“熟讀唐詩三百首”的字面，與《詩經(jīng)三百篇》的典實完全無關。

書名《唐詩三百首》，其實準確的數(shù)目應該是三百零二首。計五言古詩三十六首；五古樂府十一首；七言古詩二十八首；七古樂府十六首；五言律詩八十首；七言律詩五十三首；七律樂府一首；五言絕句二十九首；五絕樂府八首；七言絕句五十一首；七絕樂府七首。排列次序略依作者時代先后，每人所取不止一首時即連續(xù)排下去，并不再以詩的性質(zhì)加以類別。

原始的《唐詩三百首》有注釋、解意、批等，道光十五年乙未秋九月上虞范廷懋替章燮的注疏本作序，說：

建德上舍章君象德，績學士也。嘯傲林泉，暇日輒取蘅塘原本檢閱，其注釋、解意、批所有者悉仍其舊，并采各家之說而增衍之。

子墨客卿也說：

蘅塘退士手編《唐詩三百首》，以聞見山水等指點初學，頗具苦心。

其選詩大意，具見旁注，亦復要言不煩。間有箋釋，足資考證。這便是《唐詩三百首》原本可考的一個大概的輪廓。

二

《唐詩三百首》正因為不滿《千家詩》隨手掇拾、不辨工拙才感而重選，自然有嚴格的標準了。但原始本已不可得，而章燮注疏原是雜采各家之說而增衍之，并未守疏只解注的體例，于是轉(zhuǎn)刻幾次之后，注釋完全混在一起。除非有“蘅塘退士曰”的顯明提抉，根本無法分辨了。至于旁批往往分析組織結構，有關選詩標準處也嫌語焉不詳，幾乎無從著手研究。幸好我發(fā)現(xiàn)一個初選根據(jù)的底本，比較參稽，可以重新找出選者取詩依據(jù)的標準和對詩的種種意見了。

這個底本便是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以時間言，《別裁》康熙五十六年即梓行，與《唐詩三百首》題辭同年秋七月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云：“鐫板問世，已四十余年矣！”因此蘅塘退士的利用本書是可能的。

再就分詩的方法看，《唐詩三百首》除分出樂府為獨立的體格、不選長律外，完全與《唐詩別裁》相同。

以所選詩比較，《唐詩三百首》五言古詩共三十六首，有三十二首與《別裁》同，五古樂府七首全同；五言律詩八十首，有五十五首相同；七言律詩五十三首，有四十三首相同。現(xiàn)在再就選詩的標準研究。《唐詩別裁集》凡例云：

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蜀韋谷《才調(diào)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鉉《唐文粹》只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楊伯謙《唐音》群推善本，亦不及李、杜。明高廷禮《正聲》收李、杜浸廣，而未極其甚。是集以李、杜為宗，元圃夜光，五湖原泉，匯集卷內(nèi)，別于諸家選本。

而《唐詩三百首》收杜甫詩三十首，占全數(shù)十分之一，為所選七十家中第一位；李白詩二十七首，僅次于王維，為第三位。沈歸愚既說別于諸家選本，如果《唐詩三百首》受任何一種選本的影響，除《唐詩別裁集》還會有第二部嗎？

又《唐詩別裁》的作者提到他自己對一詩去取的根本態(tài)度說：

詩貴渾渾灝灝，元氣結成。乍讀之不見其佳，久而味之，骨干開張，意趣洋溢，斯為上乘。若但工于琢句，巧于著詞，全局必多不振。故有不著圈點而氣味渾成者收之，有佳句可傳而中多敗闕者汰之。

《唐詩三百首》也有類似的意見。白居易“自河南經(jīng)亂，關內(nèi)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于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后，蘅塘退士曰：“一氣貫注，八句如一句，與少陵《聞官軍》作同一格律。”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旁批乃是：“一氣旋折，八句如一句。”如果我們知道選者只收“一氣旋折，八句如一句”的氣味渾成的詩，“有佳句可傳而中多闕敗者”便要被汰除。《唐詩三百首》不選賈島的五律與李賀的五古、七古便毫不足怪，因為這正是它的選詩標準。且因只收三百余首詩，能夠嚴格遵守，幾乎沒有偶然逾越的例外。

對杜詩的意見，二者也完全相同。《唐詩三百首》《月夜憶舍弟》旁批云：

錄杜少陵律詩只就其綱常倫紀間至性至情流露之詩可以感發(fā)而興起者，得其性情之正，庶幾養(yǎng)正之義云。

這和《唐詩別裁》的：

蘇、李十九首以后，王言所貴大率優(yōu)柔善入，婉而多諷。少陵材力標舉，篇幅恢張，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為國為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離，生平種種抱負，無不流露于楮墨中，詩之變，情之正者也。

雖一言律詩，一論五古，重綱常倫紀與養(yǎng)正之義，不是如出一口嗎？

最后我們還得提到關于所謂艷詩，他們也有一部分觀點相同。《唐詩別裁》云：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為艷詩發(fā)也。雖三百以后，《離騷》興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詠，然詞則托之男女，義實關乎君臣友朋。自《子夜》《讀曲》專詠艷情，而唐、宋香奩體抑又甚焉，去風人遠矣！集中所載，間及夫婦男女之詞，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褻，概從闕如。

而《唐詩三百首》鄭畋《馬嵬坡》旁批云：

唐人馬嵬詩極多，惟此首得溫柔敦厚之意，故錄之。

韓偓《已涼》旁批云：

此亦通首布景，并不露情思而情愈深邃。

可見“不露情思”“溫柔敦厚”的艷詩才入選，這是《唐詩三百首》收李義山詩獨多的原因，也正是《唐詩別裁》好色不淫之旨。但我們只能說一部分標準相合，因為《唐詩三百首》獨對這標準不肯嚴格遵守，已加選《別裁》付之闕如的《無題》之類“淫哇私褻”的艷詩，不過仍然維持著相同的論調(diào)罷了。

三

正因為《唐詩三百首》還經(jīng)過一番選擇，便不完全抄襲《別裁》而另有自己選詩的體例與標準。首先便是另標樂府名目這一明顯的差異。《唐詩別裁》凡例云：

唐人達樂者已少，其樂府題不過借古人體制寫自己胸臆耳，未必盡可被之管弦也。故雜錄于各體中，不易標名目。

而《唐詩三百首》恰巧相反，不憚煩地把樂府分為各體。原來他已接受郭茂倩的意見，給樂府詩別立一個發(fā)展演變的系統(tǒng)，不以入樂與否抹殺樂府詩的特性。王維《秋夜曲》后有一則選者的按語：

蘅塘退士曰：“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

可見連作者的異說也無條件依據(jù)郭本了。但這還是無關重要的分詩方法，進一步研究原來選詩標準也有差異呢。

《唐詩三百首》選定的時代正是三種詩論鼎峙的局面最初形成。王漁洋的“神韻說”勢力未衰，前后七子倡導的格調(diào)說得沈歸愚的發(fā)揮與修正也能堅強地屹立，而新興的袁隨園的性靈說正風靡一時。《唐詩三百首》正是一個調(diào)和三家意見的詩的選本。雖以格調(diào)派的理論做中心，并未廢神韻派與性靈派的意見。

王漁洋在康熙間創(chuàng)神韻說，以為詩須沖淡清遠，含蓄不盡。他的《唐賢三昧集》便是根據(jù)這標準選詩，完全不錄李、杜而選王維獨多。現(xiàn)在《唐詩三百首》取王維詩二十九首，僅次于杜甫，尚比李白多一首，可見有意推尊王維儕于李、杜之間。《師友詩傳續(xù)錄》云：

（漁洋）曰：“格即品格，韻謂風神。”

《漁洋詩話》上云：

“古人詩但取興會超妙，不似后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

又《池北偶談》十八“王右丞”條云：

“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

《唐詩三百首》也喜言“神會”，言“神味”。盂浩然《與諸子登峴山》旁批云：

“憑空落筆，若不著題而自有神會。”

又宋之問《題大庾嶺北驛》“陽月南飛雁”等前四句旁批云：

“四句一氣旋折，神味無窮。”

復次，神韻派多以禪論詩。《蠶尾續(xù)文》貳《畫溪西堂詩序》云：“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為近之。如王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居易錄》貳拾亦云：

唐人如王摩詰、孟浩然、劉眘虛、常建、王昌齡諸人之詩，皆可語禪。

《唐詩三百首》選孟浩然詩十三首，為第五位；王昌齡詩八首，為第八位。而白居易“問劉十九”旁批云：

“信手拈來，都成妙諦，詩家三昧，如是如是！”

“三昧”二字，正是王漁洋取以名集的《唐賢三昧集》的三昧。

格調(diào)說與神韻說能夠調(diào)和嗎？答案是肯定的。翁方綱說：

“漁洋變格調(diào)曰神韻，其實即格調(diào)耳。”（《復初齋文集》捌《格調(diào)論》上）

因此可以同時談格調(diào)又談神韻，正是潘德輿所謂“神理意境”，他說：

《三百篇》之體裁音節(jié)，不必學，亦不能學；《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學也。神理意境者何？有關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見，二也；純?nèi)翁鞕C，三也；文有盡而意無窮，四也。（《己畦文集》壹）

《唐詩三百首》選者好像特別看重第四項“文有盡而意無窮”。杜甫《春望》“國破山河在”等四句旁批云：“四句十八層。”韓翊《酬程近秋即事見贈》“長簟迎風早”等四句旁批云：“四句當作十七八層看。”王之渙《登鸛雀樓》旁批云：“二十字氣象萬千。”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旁批云：“十字十層，咀味無盡。”都是明證。

四

隨園以性靈說神韻，他自己雖沒有選過詩，但從詩論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重要意見，就是重視中晩唐詩。他一反明代前后七子詩必盛唐之說，也不局限于漁洋所重的王、孟一派詩人，范圍擴大，題材也擴大了。他說：

余嘗教人曰：“古風須學李、杜、韓、蘇四大家，近體須學中晩宋，元諸名家。”或問其故。曰：“李、杜、韓、蘇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細，播入管弦，音節(jié)亦多未協(xié)。中晩名家便清脆可誦。”（《隨園詩話》柒）

“七律始于盛唐，如國家締造之初，宮室初備，故不過樹立架子，創(chuàng)建規(guī)模而已。而其中洞房曲室、網(wǎng)戶羅窗，尚未齊備，至中晩而始備。”（《隨園詩話》陸）

我們再回頭看《唐詩三百首》所選的近體詩：五言律詩八十首，中晩唐有三十七首；七言律詩五十三首，中晩唐二十四首；五言絕句二十九首，中晩唐十六首；七言絕句五十一首，中晩唐三十八首。中晩唐詩幾乎占了一半，這對《唐詩別裁》是一個重大的修正。

《唐詩別裁》論五言律云：

“開寶以來，李太白之秾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并推極勝。杜少陵獨開生面，寓縱橫顛倒于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終唐之世，變態(tài)雖多，無有越諸家之范圍者矣！”

又論七言律云：

少陵胸次閎闊，議論開辟，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余響也。外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雖有搜羅，概從其略。

完全不脫詩必盛唐的偏見，除了對李義山詠史還認為少陵余響，其余中晩唐詩便都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可有可無了。但《唐詩三百首》卻不肯略中晩唐近體，不是與隨園意見正相同嗎？

又《小蒼山房文集》拾柒《再與沈大宗伯書》云：

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詩之奇平艷情，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集中不特艷體宜收，即險體亦宜收，然后詩之體備而選之道盡。

而《唐詩別裁》的作者則說：

《詩》一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為艷情發(fā)也。……自《子夜》《讀曲》專詠艷情，而唐末“香奩”體抑又甚焉。去風人遠矣！集中所載，閑及夫婦男女之詞，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褻，概從闕如。

因此不收李義山的“無題”詩，溫飛卿、韓偓等的“香奩”詩。但《唐詩三百首》卻取李義山詩至二十二首，占第四位，“無題”詩更收羅無遺。韓偓《香奩集》中的詩也取，溫飛卿的艷詩也取。雖然還主張“不露情思”，在沈歸愚看來，已經(jīng)“淫哇私褻”，應該刪除了。這是《唐詩三百首》接近隨園性靈派的另一個證據(jù)。

五

最后給本書一個品評。大體說來，《唐詩三百首》每類詩都能選出代表作品。這并不完全屬于選者的功績，歷代多少選本參與這工作，許多詩話對全詩或一章一句的精密分析也對這工作有相當貢獻。《唐詩三百首》的時代已有不少傳誦人口普遍流行的好詩或佳句了。而且有唐三百年詩的總成績僅就現(xiàn)存的《全唐詩》統(tǒng)計也有四萬余首，三百首可以百中挑一，真是沙里淘金，容易得水準以上的詩。但《唐詩三百首》多所折中，不囿于一家一派，范圍相當廣闊，每類詩選取的多少又完全就詩論詩，心目中無初盛中晚之分，可以適合各種趣味，這是它所以廣泛流行的原因，也是它本身的價值。

如果我們還要勉強吹求的話，第一，它標準嚴限于“溫柔敦厚”四字，不取質(zhì)直淺露的元、白社會詩，于是唐詩中呼號民生疾若這一極有價值的傾向被抹殺了。一個流行民間的詩選本遂只完全表現(xiàn)士大夫的生活思想與感情。第二，《唐詩三百首》以時代先后排列，原可以當作通俗的唐代詩史的代表作看，但選者過于嚴守主觀的標準，除韓詩存下一部分，許多影響很大的詩人如賈島、姚合的五律一篇也不取，李賀的五古七古也不入選，使我們失去不少應該認識的詩人。

但瑕不掩瑜，直到今天，《唐詩三百首》還是唐詩中最好的一個選本。

八月十五日清華園

（原載《國文月刊》第73期，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