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太史公自序》

西漢司馬遷為他的巨著《史記》所作的序。《序》中對《史記》的一百三十篇的主要內容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舒其憤”的美學思想。 《序》說：“夫《詩》、 《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詩三百》，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司馬遷認為，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如“詩騷”，是志士仁人“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因而“欲遂其志之思”， “舒其憤”而產生的。這種看法是司馬遷建立在他對社會的不平和黑暗的尖銳批評，以及對個體人格獨立性的充分肯定的思想基礎上的。這在中國美學的發展史上，有著深遠的意義。

儒家雖然也充分肯定個人在社會黑暗勢力面前采取不妥協的態度，但這種態度并不能堅決貫徹到底，最終還是孔子提倡的那種“怨而不怒”的中庸主張，所以導致儒家文藝最高理想的“中和”。司馬遷突破了這種局限，毫不掩飾個人與社會的尖銳沖突，并把儒家那種理想人格的積極方面——與社會邪惡勢力進行不屈的抗爭精神，同文學創作聯系起來，也就是把個體崇高人格理想與社會矛盾的復雜聯系引入美與藝術的領域。這就為文藝創作主體找到了一個永不枯竭的動力源，并有利于引導文藝創作朝健康的方向發展。全部文藝史已經證明，只有那些對現實抱著一種“不虛美， 不隱惡”的批判態度，貫注著作家真情實感的文藝作品，才有經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力。

中國古代美學一向強調文藝是合乎理性的情感的表現，司馬遷繼承這一傳統，又賦予它以新的內容和含意。由于他把情感的表現同個人與社會的矛盾直接聯系起來，因而一方面擴大了情感表現的社會意義，賦予了這種表現以批判的性質;另一方面，又鮮明地強調了個體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把文學看作是個體獨立地抒發情感的產物。這較之于儒家以“詩”為“事君、事父”的工具，又是一個重大突破。雖然司馬遷也并不否認儒家所提倡的文藝為教化服務的說法，認為“樂者，移風易俗也”，但成為他的美學思想的主導方面的東西，卻是個體情感的大膽的抒發和表現。這一精神，在司馬遷的創作中得到充分展現，如贊敘劉邦酒酣擊筑唱“大風歌”，高漸離送荊軻易水河畔擊筑慷慨悲歌等。這都同儒家倡導的“溫柔敦厚”之旨大異其趣。

“舒其憤”美學精神的倡導，充分肯定了個人對社會的怨恨以及抗爭的合理性、正義性，進而構建了一種新的美的境界，即表現中國古代英雄主義的精神和理想。司馬遷也把這一美的境界帶入自己的作品中，如對項羽那種英雄末路的感嘆，對陳涉首次發難的頌揚等。這在其后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是不多見的。

司馬遷“舒其憤”的美學思想對后世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唐代韓愈提出的“不平則鳴”的觀點，就是對這一思想的繼承和發揚。總之，司馬遷的這一精神，一直鼓舞和激勵著后世作家的呼喊和抗爭，并形成了中國文學的一個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