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賦》賞析

宋代的黃州，就是今天湖北黃岡。黃岡西北的長江邊上，有一處風景勝地。那兒矗立著一座紅褐色的山崖，因為形狀有些像鼻子，人們就稱它為赤鼻磯;又因為山崖陡峭如一面墻壁，所以它也被稱為赤壁。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蘇軾遭受政治迫害，被貶謫到黃州已經兩年了。“長江繞廓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水中的鮮魚，山間的新筍，江城的一切風物，都給政治失意的蘇軾帶來了莫大的慰藉。這時，他曾站立在江邊赤壁之上，眺望如畫江山，唱出了“大江東去”的豪放歌聲。他還在七月十六日一個幽靜的夜晚，駕舟暢游于赤壁之下的長江水面，寫下了千古名作《赤壁賦》。

這篇賦以游賞山水為題材，全文共分五段。開頭一段先交代游賞方式、時間、地點和人物：“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方式是“泛舟”，時間是“七月既望”，于是才有后文關于江水、月亮的描寫、議論;地點是“赤壁之下”，于是才有后文關于三國歷史的追敘與聯想;人物是“蘇子與客”，于是才有后文關于宇宙人生見解的雙方對話。這幾句看去像一般游記文的尋常格套，卻并非可有可無的閑筆。作了這樣的交代之后，下面接著總寫游地的優美景色與游人的歡快心情。扣著“泛舟”二字，寫水兼寫風：“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簡短二句，描繪出秋江的爽朗和澄凈，這也正是游人悠然自得，怡然自樂的內心寫照。扣著“七月既望”再寫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一邊舉起酒杯，與客共飲這秋江之酒，一邊引吭高歌，吟唱古代詠月的詩篇。“明月之詩”“窈窕之章”，指《詩經•陳風》里《月出》詩的第一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這章詩描寫詩人看到明亮月光下美人嬌好的容貌和幽閑的體態，引起感情上的愛慕向往和煩悶不安。吟唱這樣的詩，除了引出下文作者自歌“望美人”之外，在這里還有以“月出皎兮”召喚月亮飛臨的用意。果然，一輪明月，冉冉升起了，“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斗牛本是兩個星宿的名稱，這里泛指夜空中少數明亮的星點。“徘徊”二字，不止寫出月亮令人不易覺察的緩慢移動，逼真傳神，而且寫出被召喚出來的月亮對于游人的依依眷戀，脈脈含情，實際上乃是游人即作者對于冰清玉潔的月亮的無限愉悅。這時，在皎潔的月光的輝耀之下，秋江的夜色便歷歷在目了。你看，“白露橫江，水光接天”，那茫茫的霧氣、茫茫的江水、茫茫的夜空，經過月亮的銀輝的浸染，顯得浩瀚無邊，渾然一片;游人的心境也隨之疏朗、開闊，無拘無束，因而不由得“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就是說，任憑一葉扁舟隨意漂蕩，在“水波不興”的遼闊江面上自由來去。這里雖然回應到開頭的“泛舟”二字，但是游人所感受到的，倒不像坐臥舟中、漂游江上，而仿佛在浩蕩的太空中乘風飛行，毫無阻礙，簡直就要遠離人世，悠悠忽忽地升入仙界里去了，所謂“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這開頭一段，寫“泛舟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的懷抱，盡情領略秋江夜色之美。清風、白露、高山、流水，再加上月色、天光，完全足以供人賞心悅目，作者也確乎陶醉于其中，以致感到進入了“羽化而登仙”的境界，而讀者又通過作者這樣精彩的描寫，有如親臨其地，與作者同享那“泛舟赤壁之下”時的良辰美景。通篇《赤壁賦》真正描寫“泛舟”游賞景物的，也主要是這開頭一段，它正面寫了一個“樂”字。

接著第二段是過渡的部分，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所謂承上，就是繼續描寫“泛舟”時的歡快心情。“于是飲酒樂甚”一句，點出“樂”字。“樂”借 “酒”來助興，“酒”又增添“樂”趣。古人往往“痛飲”伴隨以“狂歌”，作者在“飲酒樂甚”之后自然也情不自禁地“扣舷而歌之”了。比“舉酒屬客”進了一步，是“飲酒樂甚”;比“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進了一步，是“扣舷而歌之”，唱自己即興所作的歌詞。這種深入一層的寫法，并非僅僅為加強突出“泛舟” 時的歡快心情，主要是為著帶來下文感情的變化，以引出一番議論。關鍵在“扣舷而歌”的歌詞。歌詞是：“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指所傾心的對象，代表一種理想的追求。歌詞顯然是從《月出》一詩生發而來。“流光”，指江面上閃爍蕩漾的月光，不就是“月出皎兮”么? “美人”，即漂亮的心上人兒，不就是“佼人僚兮，舒窈糾兮”么?“渺渺兮予懷”，表現臨風悵惘，思緒黯然，不就是“勞心悄兮”么?但這歌詞與單純的民間情歌已有不同，它所表現的是政治感慨，是作者在遭受貶謫之后，仍然堅持對生活的執著態度，堅持對朝廷政事的關切，而不甘沉淪。這在寫游賞赤壁的《念奴嬌》詞中，贊美年輕有為的“三國周郎”，感嘆自己“早生華發”，就表現得更為明確。不過，“擊空明兮溯流光”，看到江水之闊，面對宇宙之大，難免產生知音何處之感，而發出天各一方之嘆。在游賞之“樂”當中，已然包含著淡淡的哀愁了。對于蘇軾在歌詞中表現的這種政治感慨，他人是未必能了解、體會的。“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這位為蘇軾歌唱伴奏的客，正是按照他自己的感受吹簫的，因而那簫聲就別是一種悲涼幽怨的調子：“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一曲洞簫，凄切婉轉，竟然引得潛藏在洞壑里的蛟龍都難以寧靜而舞動起來，引得獨處孤舟的寡婦不由得感傷身世而哀哀哭泣。蘇軾借助于夸張、想象，運用精細的刻畫和生動的比喻，把洞簫那種悲咽低回的哀音表現得十分形象、真切，使人如聞其聲，幾乎也要凄然下淚。這簫聲，當然與“飲酒樂甚”的氣氛很不協調，而且當然要引起蘇軾的驚訝。“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蘇軾鄭重其事地向客詢問，于是由客的回答帶出這篇賦的第三段文字來，這就是啟下。承上寫“樂”，啟下寫“悲”。第三段通過“客曰”，從反面揭示一個“悲”字。

客之所以“悲”，在觸景傷懷，有感于人生短促。眼之所見，是“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這很容易聯想到曹操的詩句，所以說：“‘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而且，身之所在，又正是曹操賦詩的長江赤壁，這自然會進一步聯想到赤壁之戰，所以說：“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發生在現在湖北武昌縣西、嘉魚縣東北的赤磯山，一說在蒲圻縣西北的赤壁山，總之，不在黃岡的赤壁。蘇軾不過是因為地名相同，便信手拈來出之客口，寄托遐想，抒發感慨，并非對于歷史無知。他在《念奴嬌》詞里就說：“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所謂“人道是”，即在表明原屬傳聞，實無依據。在這里，借著景物、地點的關合，從客的口中，用曹操這個歷史人物來感嘆現實人生。景物還是曹詩中所描繪的情狀，地點還是曹操曾經賦詩后來又被周瑜戰敗的處所，底下就有一個問題：當時不可一世的曹操現在哪兒去了呢?“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七月，擊走劉備，攻破荊州，又率領浩浩蕩蕩的軍隊，沿江而下，戰艦千里相連，戰旗遮天蔽日。他志得意滿，趾高氣揚，在船頭對江飲酒，橫握長矛朗誦自己的詩篇。這么個“一世之雄”，尚且隨著“大江東去”而銷聲匿跡，那么，默默無聞的平庸之輩就更連影子都不曾晃動一下便悄然消失了。所以客說：“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客認為他和蘇軾既不在中央朝廷，又不在地方官署，談不到政治上有何作為，事業上有何建樹，只不過在江岸水洲，過著漁父樵夫的生活，魚蝦是伴侶，麋鹿當友人，劃著小船，舉杯相勸，那微不足道的生命，簡直短促得像永恒天地里僅能活幾個小時的蜉蝣，渺小得像茫茫大海里一顆絲毫也不顯眼的米粒。這樣就連同曹操都不能相比了。客再回到眼前所見的長江、月亮，推廣開去，把人生與宇宙加以對照，一方面“哀吾生之須臾”，另一方面“羨長江之無窮”，進而希望“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即與仙人相交，與月亮同在。但是，“知不可乎驟得”，那本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因而憂傷愁苦，并把這憂傷愁苦通過冷清秋風里的簫聲傳達出來，“托遺響于悲風”，點出了“悲”字。

第三段寫客的回答，表現一種消極的人生觀和虛無主義思想。把人類社會同宇宙自然對立起來，又把個體的人同社會整體加以分割，那當然看不到全部歷史舞臺上威武雄壯劇的持續演出，也看不到人類雖然依賴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動性和創造力，這就是悲觀厭世或消極出世思想的認識論根源。對于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大夫來說，當他們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時候，往往就陷入這樣的苦悶與迷惘。蘇軾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實正是蘇軾自己貶謫黃州后思想感情的一個方面。《念奴嬌》詞不也說“人生如夢”么?而這樣的思想感情，作為社會人生的抽象認識，卻被蘇軾結合著景物地點的特征，從歷史到現實，從具體到一般，用詩一般的語言表現出來，使讀者一點也不感到有任何枯燥的說教意味。更為重要的是蘇軾同樣結合著景物、地點的特征，同樣用詩一般的語言，批評了客的回答，表現了蘇軾當時思想感情的另一個主導方面，全文至此遂以“蘇子曰”開始而進入第四段。

因為客曾表示“羨長江之無窮”，又希望“抱明月而長終”，所以蘇軾還是拾取眼前景物，從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說起：“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這一句仿佛京劇行腔中的“導板”，將引出一節精彩的.唱段，而那種疑問式的語調則又表明客其實不能從江水、月亮得出關于短暫與永恒這一哲學范疇的正確認識。關于江水，蘇軾認為“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晝夜地滔滔流去，作為某一段江水，確乎從這里消失了，而作為整個江水，則始終長流不絕，因此可以說“未嘗往也”。關于月亮，蘇軾認為“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意思是月亮有時圓滿，有時缺損，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復圓，這樣周而復始，終究無所增減，因此可以說“莫消長也”。列舉江水、月亮說明去留、增減的辯證關系，作者再歸納到一般的認識原理：“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就是說，變與不變，無論宇宙還是人生，都是相對的。如果從變的角度來看，豈但人生百年，頃刻即逝，就是向來認定的天長地久，其實也是連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態;而如果從不變的角度來看，則宇宙萬物固然無窮無盡，其實人生也一樣綿延不息。因此，對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萬事萬物，“而又何羨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須臾”了。

蘇軾這種宇宙觀和人生觀只能說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作者不同意看問題絕對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辯證關系;但不能認為是科學的，因為作者沿襲了莊子的相對主義觀點，而相對主義否認衡量事物的客觀標準，抹煞事物質與量的實際界限。同時，蘇軾這種宇宙觀和人生觀固然表現了他對政治迫害的蔑視，對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堅持，身處逆境依然那么豁達、開朗、樂觀、自信，但也表現了他隨緣自適、隨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往往包含著無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從流連光景中尋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羨乎”一句之后，掉轉筆鋒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蘇軾認為人對自然萬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須臾”而羨慕其“無窮”，反倒要使“無窮”的自然萬物為“吾生”所享用，從中得到樂趣。前人說過“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恰好切合蘇軾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風”有聲，“山間之明月”有色，江山無盡，天地無私，風月長存，聲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間而自得其樂。這，又回到了“樂”字上來。

文章寫了主客對話，表達了正反兩方面的觀點，最后以第五段作結。第五段寫客被蘇軾說服了，滿面春風，換卻愁顏。“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這次更加歡快，不免開懷暢飲，直到“肴核既盡，杯盤狼藉”。客解決了思想問題，心情舒暢，無所憂慮，于是同蘇軾“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跟文章開頭的“泛舟”“月出”遙相呼應。一枕好睡醒來了，一宿晚景過去了，一次赤壁之游結束了，一篇《赤壁賦》也隨之收尾了。而讀者則在經歷了一番江上月夜泛舟，聽取了一場關于宇宙人生的對話之后，卻還久久地沉浸在作者優美筆調所表現的詩一般的意境之中。

作為游記文，固然要描寫山川風物之美，《赤壁賦》也確乎使我們從它所刻畫的自然景色中獲得了藝術享受，但是，如果文章僅僅停留在山川風物本身，那意義與價值畢竟還是有限的，而《赤壁賦》則正是通過赤壁之游以表達對宇宙人生的見解。作者對宇宙人生的見解，我們當然不會完全贊同，然而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走出監獄到達流放地而幾乎喪失人身自由的情況下，一點也不灰心喪氣，并且那么坦蕩、曠達，具有強烈的生活信念。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表達對宇宙人生的見解并沒有脫離赤壁之游的特定環境、條件，而把理論的反復申述跟感情的起伏變化及文章的層次結構有機地統一起來，使抽象的觀點具有形象性與感染力，并把讀者帶進一種頗有幾分迷幻色彩的藝術境界。這，就是哲理與詩情的高度融合。

還應該看到，《赤壁賦》是采用賦的體裁來寫的游記。賦在漢代主要以鋪張渲染為能事，排列許多怪異生辟的詞匯，宏篇巨制，繁縟富麗，叫大賦。后來出現一些抒情詠物的小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了大賦的排比句法，接受了駢文的影響，講究對仗工穩、字句整飭，叫駢賦。從唐代開始，科舉考試中寫賦，按照詩歌聲律，不但嚴格要求對偶句式，而且限制用韻，規定平仄要配合、音調要諧和，叫律賦。宋代的散文大家歐陽修、蘇軾等人寫賦，有意打破這種聲律字句的限制，使之如散文那樣富于伸縮性，能夠自由揮寫，叫文賦。《赤壁賦》就是宋代文賦的一篇優秀代表作品。我們稍不注意，還以為它是普通的散文，其實它是押韻的，也有排比、對仗的句子，而主客對話的方式，又是來自漢代的大賦。不過，它沒有大賦的板重、堆砌的毛病，也沒有駢賦、律賦的形式束縛，正體現了蘇軾散文的“行云流水”的藝術風格;其中造語而多有變化，用典而不拘故實，寫景而富于想象，抒情而兼用夸飾，又可以看出蘇軾文學創作的革新、解放的精神和浪漫主義的色調。

大約是蘇軾在朝廷當禮部尚書之時，在他被貶謫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書房烏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蘇軾見烏齋臺桌上擺著一首只寫得兩句尚未寫完的詩——“明月枝頭叫，黃狗臥花心。”蘇東坡瞧了又瞧，好生質疑，覺得明月怎能在枝頭叫呢?黃狗又怎么會在花心上臥呢?以為不妥。于是提筆一改，將詩句改為“明月當空照，黃狗臥花蔭。”

王安石回來后，對蘇軾改他的詩極為不滿，就將他貶到合浦。蘇東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見一群小孩子圍在一堆花叢前猛喊：“黃狗羅羅，黑狗羅羅，快出來呀!羅羅，羅羅，羅羅。 ”蘇東坡出于好奇心，走過去問小孩喊什么，小孩說，我們叫蟲子快點出來，好捉它。蘇東坡湊近花前一看，見有幾條象芝麻大的黃色、黑色的小蟲在花蕊里蠕動，就問小孩說：“這是什么蟲?”小孩說：“黃狗蟲，黑狗蟲。”蘇東坡離開花叢， 來到一棵榕樹下，正碰到樹上有一陣清脆的鳥叫聲，便問旁人：“這是什么鳥?”旁人答道：“這叫明月鳥。”此刻蘇東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錯改了王安石的詩。

但后人評價說，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狹小，他雖懂得地方上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因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臺詩案”，置蘇下獄，進而又隨便發配人家。這樣做，與搞“文字獄”有何區別。其實，從史實上看，王安石罰蘇東坡，錯改兩句詩不過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實質上主要原因，則是政治上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因此之故，蘇軾先被貶惠州，后再次遭貶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