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唐詩繁榮發展的原因

繼隋朝之后的大唐帝國，是中國歷史上從秦漢以來在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發展的最強大的統一的封建帝國。文學在這一時期，更是呈現出萬紫千紅百花爭艷的燦爛局面。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論及唐代文學，就必然要談及唐代詩歌。唐代詩歌標志著我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極其重要的階段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代表了我國古代詩歌的最高成就。從現存的五萬多首詩歌來看，唐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會生活，詩歌題材的領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拓。唐朝開宗立派影響久遠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顯著而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詩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詩壇多種藝術風格的爭奇斗艷和詩歌體制的完備成熟，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偉觀，甚至可以與思想史上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相媲美。

唐詩最為我國文學遺產中最燦爛最珍貴的部分之一，其繁榮發展是多種因素使然。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首先，從詩歌文學發展的外部環境來看：

第一，唐帝國的統一，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城市發達，是詩歌文學發展的重要原因。

隋朝統一后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但隋煬帝窮兵黷武致使民生凋敝而民怨沸騰。唐朝代替了短命的隋王朝，統一全國。初盛唐時期，封建統治者吸取前代教訓，緩和階級矛盾，實行了休養生息與均田制等一系列安定社會和恢復經濟的政策，不僅從經濟上進一步鞏固了大唐帝國統一的政權，而且有效地促進了封建文化的高度發展與繁榮。

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一百幾十年間，封建經濟的繁榮發展促進了詩歌的創作與發展，從唐詩中可以透視出唐朝強盛的國力繁榮的經濟與發達的城市。唐玄宗言曰：“若考論政績，在戶口存亡。”據《食貨志》載：

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千，絹一匹錢三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此足以可見當時社會的`繁盛。而這種繁盛又激發了萌生于現實的靈感與情素，促進了詩人的詩歌創作。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有《憶昔》詩云：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近，男耕女桑不相失。”

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相對穩定使人們能夠相對地安居樂業，從事各種經濟生產與經營活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諸如揚州等城市的發達與繁榮。城市的發達使得一批或居住或游覽于其中的士子詩人創作了大量的反映城市生活與景色的詩歌，如王建《夜看揚州市》詩云：

“夜市長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此外如大詩人杜牧，有很多描寫揚州的詩歌，揚州的繁華即可由此窺見一斑。杜牧詩中有很多描寫揚州歌妓的詩歌，如《贈別二首》：

“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另有徐凝《憶揚州》詩等等，均刻畫了揚州城的繁華。據此可見當時唐朝的繁榮以及其繁榮對詩歌創作的影響。

第二，實行對外開放，南北文化與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對詩人的思想以及藝術創作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唐朝的統治者極重視國內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并且實行對外開放，與西域各民族甚至海外各國均有不同程度的友好往來。同時唐朝統治者對思想文化采取了相對自由的政策，儒佛道思想的并存以及哲學思想的發展也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漲。由于這些原因的刺激，唐代的音樂與舞蹈等藝術均有極大的發展與繁榮，這些藝術形式又對詩歌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譬如西域舞蹈藝術的傳入對唐代詩歌文學的發展就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與舞蹈藝術并行的是唐代普遍發展的音樂藝術。沒有音樂藝術的發展，就不會有白居易的《琵琶行》，就不會有韓愈的《聽穎師彈琴》等等。白居易另有《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詩云：

“撥撥弦弦意不同，胡啼蕃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剛手，插向重蓮衣袖中。”

由此詩足見音樂對當時詩歌創作的影響。大詩人尚且如此，況他人乎？

第三，是政治寬松制度健全的社會環境。

這對詩歌文學的創作十分重要。唐代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各司

其職而又互相監督，為政治的開明打下了基礎。元稹有詩《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李校書即李紳），其序云：

“余遭理世而君勝圣，故直其詞以示后人。夫后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第一，唐代統治階級重視對文學的考察。

《孟子》中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據此可見“上好下甚”，最高統治者對詩歌文學的重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其發展與繁榮。

歷代最高統治階級重視對文學的考察，為唐代的最高統治階級樹立了借鑒的光輝榜樣。唐代最高統治者重視對文學的考察，并做有大量的詩歌。唐太宗作為我國封建社會杰出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固然顯著，但其對詩歌文學的創作實踐與文學思想對初唐文壇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太宗詩多憶征戰、述胸懷、描繪景物的壯偉，另有點綴升平、潤色鴻業之作。在其影響下，虞世南、楊師道等有不少歌功頌德的奉和應制之作。此外帝王還修撰類書，也對詩歌文學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唐代有歐陽洵的《藝文類聚》，另有徐堅編撰的類書《處學記》。

第二，科舉制度的實施使中下層文士在政治上、文化上獲得了自由發展的機會，科舉取士的制度促進了唐代詩人的詩歌創作。

唐代的科舉制度始于于唐高祖，至唐太宗時完善發展。太宗以此廣納士才，曾言曰：“天下英雄入吾彀矣！”唐代的科舉制度以詩賦取士，打破了世族對政治的壟斷，為庶族大開了進仕之門。唐代的節度使、觀察使、經略使、都護使等高官中有許多均是進士出身。

唐代的科舉制度以詩賦取士，是促進詩歌繁榮發展的一個直接因素。唐代有大量的省試、州府試詩，并有許多有關進士主題的詩歌。其中如袁皓《及第后作》詩、白居易《及第后憶舊山》詩、裴思謙《及第后宿平康里》詩等。宋代嚴羽《滄浪詩話》中云：“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不及也。”

唐代的科舉制度因以詩賦取士，故當時多行卷、溫卷、納省卷等多種形式。趙彥衛《云麓漫鈔》云：

“唐之取士，先借當時顯人之姓名達之王司，然后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于世者，是也。”

晚唐時詩人王貞白有《寄鄭谷》詩云：“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只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

第三，從詩歌創作的詩人主體來看，，庶族地主階層是唐代詩壇的主要社會階級基礎，唐詩的繁榮又決定于這一階層力量的勃興和發展。

唐代處于以新的封建等級制度代替舊的封建等級制度的時代，在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這一主要矛盾的制約和影響下，統治階級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勢力發生了急劇的不同變化。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斗爭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

站在一起的。太宗時用官職品級代替門第、身份作為劃分氏族等級的新標準，借以貶抑世族。已知的唐代兩千多位詩人中基本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識分子。他們多積極躋身于封建統治的上層，但大多數仍然沉淪下僚、流浪江湖，比較接近下層，更加深了對社會生活的認識。沒有庶族地主勢力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勃興，也就不可能會有代表他們利益和要求的詩人們在唐代詩壇的上的活躍，也就不會產生如杜甫這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不會有詩歌的繁榮與發展。

再次，唐代詩歌文學得以繁榮發展的另一個主要因素，即是詩歌在唐代的社會應用價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唐代詩歌極高的社會應用價值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是任何一種文學樣式所罕見的。詩歌在唐代作為特殊的交際工具，產生了諸多的形式，如應制詩（應制奉和之作）、聯句詩、唱酬詩等。詩人可以利用詩歌博取帝王貴族的賞識，也可以之作為傲視上層社會的資本，“千首詩輕萬戶侯”。此外詩歌還可以作為向達官名流干謁求進、送人出使或還鄉、慰人貶官或下第的交際工具，其影響遍于許多社會階層。許多詩人憑借詩歌贏得了社會的尊重與榮譽。唐詩與社會生活的這種特殊關系，與詩人們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關，既是唐詩繁榮發展的反映，也是唐詩繁榮發展的一種原因。

最后，唐代詩歌的繁榮發展還取決于詩歌自身傳統的發展。

我國的詩歌以《詩經》、《楚辭》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詩和辭賦在唐以前已經衰落和僵化，一種新的詩體——近體詩在六朝時逐漸醞釀并得到發展。而到唐初“沈宋”手里，產生了完整的五律與七律，長篇排律也在唐代出現，等等。唐代詩人為了反映重大社會問題或抒寫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運用篇幅較長、格律較寬的古體詩，而在創作實踐中創造出許多新體，形成了唐代古體詩的獨特面貌。到唐代后期，傳奇和詞興起，戲曲處于萌芽狀態，而只有詩歌，才具備廣闊發展、不斷創新的內在條件，是作家們反映生活、抒情述志、馳騁才華的理想領域。這也可看作是唐詩繁榮發展的一個內在因素。

研究唐詩所以繁榮發展之原因，而不止是單純地研究唐詩繁榮的盛況以及它的體式、內容與思想價值，或許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發展有更多的借鑒與啟發之處。

試論王勃對唐詩發展的貢獻

初唐四杰，才高命蹇，王勃的生命尤為短暫；然而，在四人中，王勃的文學成就是最大的。本文試論王勃對唐詩發展的貢獻，歡迎閱讀。

在中國文學史上，“才如江海命如絲”的人物不勝枚舉：有“一生襟抱未曾開”者，如李賀；有仕途坎坷、潦倒終生者，如李商隱；有漂泊天涯、終老江湖者，如杜子美；而王勃，則是那些才華橫溢、英年早逝者的代表。

王勃約在649年出身于一個聲名卓著的貴族世家。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縣）王氏，乃河東望族，世代為官。王勃的祖父乃隋末大儒、名醫王通；叔祖王績，亦通醫術，唐初曾兩度入仕，后隱居，以嗜酒而聞名。《五斗先生傳》即出自其筆下。王勃的父親名福峙，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縣令、六合縣令、齊州長史等職。

王勃幼時已負文名，九歲著《漢書指瑕》，朝中一位主管司法的官員（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譽之為“神童”，向朝廷表薦。王勃通過“對策”這種特殊的考試進入宮廷，授朝散郎。此時王勃尚是一位14歲的少年。后來，因戲作《檄英王雞》文，被高宗怒逐出府。于是，王勃出游巴蜀，不久，謀得一個虢州參軍的官職。再后來，他因擅殺官奴而獲罪。只是趕上唐高宗冊立太子，大赦天下，王勃方掙脫了縲紲之苦。其父王福峙因此受累，被貶到交趾（今越南）任縣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六月，王勃南下交趾看望他的父親，在渡海北返時，墜海而死，時年約27歲。據當代作家王充閭先生《千載心香城外燒》一文所述，王勃的尸骨葬于今越南義安省宜祿縣宜春鄉藍江左岸，后人還為其建有祠廟。但墳墓和祠廟在1972年被美國飛機炸毀，只留下一處荒榛遍地的遺址。

一篇《滕王閣序》，光耀千古，但是，王勃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主要的不是在這篇駢體文，而是在他的詩歌。

中國歷史上，南北朝時期是一個大分裂時代，權利在一些“野蠻”的貴族手中更替，士大夫們的理想破滅了。尤其是在南方，詩歌只掌握在皇帝和氏族手中，淪落為宮廷的裝飾品，變成他們高雅的消遣，詩風柔靡輕艷。初唐，當時代表性的詩人都是陳隋遺臣，他們的作品從題材到格調，仍承襲齊梁時的舊習，詩風綺麗、婉媚、雕琢，“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隋李諤《上高祖革文華書》）如上官儀描寫春色的句子：“晚樹流蔦滿，春堤芳草積。風光翻露文，雪華上空碧。”如虞世南詠早朝的詩：“玉花停夜燭，金壺送曉籌。日暉情瑣殿，霞生結綺樓。”而蘇則這樣寫：“曉光云外洗，晴色雨馀滋。降鶴因韶德，吹花入御詞。”

宮廷詩也不是一無長處。宮廷詩人把詩歌語言改造得精煉靈巧，使句法更加自由、詞類更加多樣，為“近體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無論如何，宮廷詩對人們的束縛和不良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世俗以此為高，朝廷據茲擢士。”（隋李諤《上高祖革文化書》）

同為“初唐四杰”之一的楊炯在《王勃集序》中寫道：“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骨氣都盡，剛健不聞。”

王績，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王勃的叔祖，是一位特立獨行者。詩風簡凈，意境高古，迥異于當時流行的“宮廷體”。但他一個人的影響畢竟是太弱了，形不成氣候。真正改變齊梁遺風的正是“初唐四杰”楊王盧駱。

楊炯，是“四杰”中生活相對安穩的一個。他的邊塞詩風格遒勁，但總體成就卻小一些。盧照鄰，是他們中命運最悲慘的一位。他中年時，因身患風疾而癱瘓，后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投潁水而死。盧照鄰的詩尤其是病后的作品，如《五悲》中句子：“孤猿哀怨，獨鶴驚鳴，蘿月寡色，風泉罷聲。嗟昊天之不吊，悲后土之無情。”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感受，“一字一句，鏤出肺腸”，讓人不忍卒讀。這是在矯飾、優雅、節制的'“宮廷體”中所找不到的。“四杰”中，駱賓王最富傳奇色彩。孤傲的性格，不羈的才情，使他的詩呈現出清剛勁健的美。“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是寫古人，也是在寫自己。

盧照鄰背離宮廷體，采用的是楚辭體；與他不同，王勃寫得最好的作品是律詩和絕句。他使律詩轉向簡單化和個性化，但仍不失嚴謹。這正是他對發展盛唐律詩的貢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最著名的一首詩：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這首詩不同于宮廷體的地方起碼有二：【第1句】：這是表達自己感情的，而宮廷式只有脫離社會現實的贊美；【第2句】：它的表達直接、樸素，而后者語言矯飾是共性。這首詩語言的清新之處還在于，一洗送別詩的窮愁傷感之態，代之是昂揚奮發的風貌，這與初唐的氣象是一致的。

再者，宮廷體多用一些妙語和警句，尤其是在結尾。如上官儀《詠雪應詔》：“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曦。花明棲鳳閣，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光向舞移。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但王勃的詩句則追求含蓄蘊藉的美。他的五言絕句《山中》最能體現這一特征：“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

從詩的取材上，王勃走向了外部更廣闊的世界，他對大自然有自己獨特的觀察和感受。

魚床侵岸水，鳥道如山煙。

――《春日還郊》

復此涼飆至，空山飛夜螢。

――《易陽早發》

江皋木葉下，應想故城秋。

――《臨江》

當然，王勃仍從宮廷體詩中繼承了很多東西，他的詩仍不失整飭和雅致。這從王勃留下的大部分作品中可以看出來。他沒有像李白、杜甫那樣完全與宮體詩分裂。因此，我們稱王勃創造了一種新的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