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務運動以來，在中國，官商之間的話題，讓人感到隱秘而幽暗；官商之間的關系，也一直是扯不斷，理還亂。
　　
　　對官商相爭，民眾多半是看熱鬧心態。比較普遍的心理是，有貪官，也有奸商，雙方都不干凈，反目不過是分贓不均、以惡制惡。要說正能量，或許就是“鷸蚌相爭，反腐得利”。
　　
　　但從長遠看，官商間不正常的糾葛，不論勾結或是反目，說到底都是社會功能構件的錯位，也是秩序的混沌、偏移、顛倒，整個社會都將為此付出代價。因此，我們期待官商反目，能揭開更多腐敗黑幕；但更希望撥亂反正，讓官商關系回歸現代社會中的正軌。
　　
　　不到絕境不反擊？
　　
　　官商反目，往往肇始于官商勾結。
　　
　　官商勾結，本就是一場賭博。商人把寶押向權力，以期持續換來豐厚回報——什么事都有人擺平：企業煩惱的土地、能源、貸款問題迎刃而解，自家朋友犯個法也不算啥。
　　
　　但商人忘了，他所傍之人，是一個為了利益能背棄信念與原則的人，能靠得住嗎？
　　
　　可想而知，短暫的“蜜月期”后，卻往往有一堆現實的煩惱。
　　
　　最顯見的情況是，官員胃口卻不斷脹大，而商人又無法蒙受利益之損，雙方最終“分道揚鑣”。
　　
　　遼寧鞍山市檢察院原副檢察長趙余龍和其商人朋友吳云富合資辦廠，并利用“檢察長”職務為吳大行方便，還幫忙出具貸款虛假材料。可不到兩年，“穿一條褲子”的二人卻因債務糾紛出現裂痕。工廠被趙余龍妹夫占有，吳云富走上了檢舉之路……
　　
　　沒有誰愿做賠本買賣。官商交往，一旦利益分配不均，嫌隙就會產生。但一般情況下“民不與官斗”，官商之間的利益紛爭，多通過內部解決，真正“為外人道也”的只是冰山一角。實在是到了容忍極限，如吳云富那樣的境遇，忍無可忍，最終無可再忍，才把臉皮撕破、怒目相向。
　　
　　當下的官商反目，有的也不單純因為兩者的利益分配。出于地方政績考量，有時官一方也不惜“逼”商到絕路。時下，一些地方把與國際資本合作看成一等一的大事，一旦外資與內資交惡，政府出面“調和”，民企往往成為“被犧牲”的對象。
　　
　　湖南企業太子奶與多家外資投行發生債務問題，一場普通不過的生意糾紛，卻因為政府突然“站隊”而成了民企的“絕命索”。憤怒之下，李途純選擇將株洲市副市長肖文偉舉報……
　　
　　魚之將死，網焉不破？
　　
　　官商反目，往往是看不見硝煙的戰場。而最精彩的一幕，往往出現在腐敗官員的庭審現場。
　　
　　官商結合，利益是情誼的唯一紐帶。有福同享，有難卻鮮能同當。與內耗相比，外壓是促成反目最為直接，也是最具震懾力的因素。
　　
　　劉志軍與丁書苗相識十余年，他這樣描述與丁的赤裸關系：我幫助她把企業做大做強，是為自己的仕途打造經濟基礎，以備在需要的時候，她能為我奔走，并用金錢鋪路。
　　
　　正是基于這一目的，他把丁書苗培養成自己的“錢奴”。丁也顯得忠心耿耿，鞍前馬后惟命是從，“凡是他安排的事情，我都盡力去辦，花多少錢從不吝嗇。”
　　
　　就算是丁書苗這樣的“忠貞”，一旦“大難臨頭”，也竹筒倒豆子，把劉志軍的老底掀了個光。
　　
　　薄熙來也一樣。如果說王立軍終結了他的政治生命，那么，唐肖林和徐明這兩個商人，才真正終結了他的自由。看得出，徐明對薄那是“感恩戴德”，但到了法庭，就成了反戈相向的最有力武器。
　　
　　戴罪立功，爭取寬大處理，是商人“反拱”背后的真實訴求。
　　
　　廣東省紀委書記黃先耀在“三紀班”上告誡各級官員：“從查辦的案件來看，沒有一個老板會舍生忘死地保護干部。”黃所指的正是這番道理。
　　
　　事實上，在腐敗案件查處的操作層面，正是攻心為上，借助其中一方力求自保的心態，推動案件的深入挖掘，這已成為一項重要的辦案策略。
　　
　　商人斗官的辦法
　　
　　與官員“斗法”，商人有著一般人無法比擬的優勢。能馳騁商場自有心計謀算，擁有一定的資金、人脈，能動用更多社會資源。更要命的是，很多時候是“窩里反”，握把柄，知根底，出招更穩更狠。
　　
　　商人們有錢，打得起“消耗戰”。他們可以斥重金雇傭偵探長期蹲點，或通過偷拍、竊聽等非常規手段，甚至高價懸賞搜集證據。
　　
　　“鋪叔”羅紹強時任廣東省東莞市中堂鎮國稅分局局長，他被當地農批城董事長王建榮檢舉。王提供了大量原始的視頻、錄音等證據，這些影像都是用針孔攝影機拍到的。
　　
　　無獨有偶，徽商嚴華翀上傳音頻“公安局副局長公開索要干股威脅殺人大罵紀委”，引發輿論嘩然。音頻中，被舉報的公安副局長費志民破口大罵，不僅威脅弄死合伙人及其兒子，更直言“紀委找我能弄個屌！”
　　
　　有了直接證據，更有了外界的高度關注，舉報事件一般都會火速推進。短短3天，懷寧縣召開常委會議，費志民遂被免職。
　　
　　商人還有著廣闊的人脈。他們有渠道向高層反映情況，甚至能與“政敵”聯手，為自己探聽到“內幕”消息。
　　
　　南京季建業案中，有浙江商人承包了一保障房的部分工程，卻未能獲兌工程款，該商人便四處舉報，并通過親戚向中央高層遞交了舉報材料。
　　
　　遼寧商人畢美娜實名舉報蔡先勃，則得到對手“政敵”的默默支持，常常有人暗中為她傳遞消息。
　　
　　應該說，目前商人反腐的幾個成功案例，是順應了當下“高壓反腐”的態勢，并都較充分發揮了新媒體反腐的優勢。但總的看來，仍只是個案。
　　
　　還是商人更遭殃？
　　
　　一般說來，官商反目，斗法結局往往是“殺敵八百，自損一千”，雙方都會受到波及，影響各自的仕途與“錢途”。不過現實中，商人“受傷”程度卻普遍更深。
　　
　　前述提及的遼寧趙余龍案與安徽費志民案，在媒體一番熱炒過后，查來查去，最后只定個“違規經營”的名義罷了。趙余龍被行政撤職、留黨察看，費志民案也僅停留在免職與黨內嚴重警告階段；而吳云富的廠房被沒收，嚴華翀向法院提請判賠不予支持。
　　
　　但對商人而言，結局可不止那么簡單。反目之后，有人蝕財免災，自認倒霉，更有人家破人亡，失去自由。李途純被押1年，親舅自殺，弟妹癱瘓；蘭世立坐牢4年……
　　
　　四川省直機關黨校教授魏敏生接受采訪時表示，從總體上看，以權力與財富在當今社會的地位而論，官員在跟商人的較量中占有上風。但在個案里，不排除雙方力量旗鼓相當，那么誰的違法程度深，誰的下場可能就會更慘。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怒”。專欄作家潘采夫認為，離官員太遠發不了財，離官員太近容易出事，這是中國商人的兩難處境。中國式官商糾葛，是曾經的政經環境造就的，沒有良好的法治環境，沒有制度保障，官與商都只能隨著權力環境的變化而被動地浮浮沉沉。
　　
　　不過，應該看到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相信中國式“官商困境”終將突圍，它不在旦夕之間，但只要有方向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