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詩人北島讀小學一年級的兒子參加朗誦比賽，老師分配給他一首詩《假如我是一支粉筆》：“假如我是粉筆/我會很樂意犧牲自己/讓老師在黑板上寫字/讓同學在黑板上畫畫/我不需要你們保護/但求你們不要讓我粉身碎骨。”北島很是憤慨，好在兒子不會委屈自己，一早就跟老師說：“老師，我不想當粉筆。”
　　
　　做個好人，不一定粉身碎骨，卻常會積毀銷骨。1976年，北島寫下“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歷史在進步，禁忌越來越少，道德潔癖者們不再有密集的標靶，但榜樣依舊不好當。尤其是道德榜樣，光環(huán)被放大，瑕疵也被放大。你要當一個好人、英雄、模范、清官、慈善家，必須是漢白玉的身子，通體無瑕，從內在動機到外在行為都要嚴絲合縫地符合最嚴苛的道德要求，永遠高大全、偉光正。
　　
　　道德的緊身衣
　　
　　好人、壞人是現(xiàn)代中國人使用的俗稱，古時則為君子和小人之別。傳統(tǒng)儒家奉行道德理想主義，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經(jīng)由董仲舒的“三綱五常”和朱熹的理學接力后，終變?yōu)?ldquo;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為國人穿上了道德的緊身衣。但凡名垂千古之人，最好都是節(jié)操完人。如文天祥以死明志，一旦與節(jié)操較上勁兒，生命便變得無足輕重。
　　
　　如何做個好人？《二十四孝》是教科書。郭巨家貧，妻生一男孩，郭巨擔心養(yǎng)兒會與老母奪食，不惜挖坑埋兒。王祥“臥冰求鯉”，吳猛“恣蚊飽血”，庚黔婁“嘗糞憂心”……老祖宗們苛刻的道德律，怎么看都是在把好人往絕路上逼。
　　
　　對女人，更是變本加厲，貞節(jié)牌坊壓了幾千年。丈夫生時不得改嫁，死后不得再嫁。后來又發(fā)展為未婚妻未過門時丈夫死了，也要守寡，叫望門寡。守得住望門寡的，才是千載難逢的好女人。《明外史·烈女傳》里有一名女子柴氏，與丈夫一同被流賊抓住。一賊兵見柴氏生得年輕貌美，上前捏了捏她的手，柴氏立刻用牙將被捏過的肉咬下扔掉，另一個賊兵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一口咬掉了胳膊上的那塊肉，結果她被活活砍死。
　　
　　說教者板著面孔，說出一堆自己也不能踐行的主張，這種頑固的道德秩序，深深烙在我們的靈魂里，并以此比照自身、苛求他人——什么事情都得分個善惡對錯，什么關系都得講個人情世故，從邏輯學變成了人際學。美國漢學家墨子刻精辟而刻薄地指出，“中國人提倡君子道德，美國人提倡‘小人’道德。美國人只要求人守法、納稅，要求很低，容易實現(xiàn)。中國人把為人的道德門檻設置得太高，調子起高了，很難唱上去。”
　　
　　功利社會的“不相信”
　　
　　歷史學家孫隆基說，因為缺乏宗教精神，加之長期的貧困基因，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茅于軾則從經(jīng)濟學角度判斷，君子國里的人一旦有了國家，又有了市場，最終必定會轉變?yōu)?ldquo;小人國”。
　　
　　在沒有英雄、“利”字當頭的時代，利益就成為凡事的合理解釋。如今，我們起心動念唯利是圖，不敢也不愿相信那些“利他”的好人。而在長期重農(nóng)輕商的文化的影響下，商人的血管中永遠“被”流著“奸”的血液。慈善家一邊獲得贊譽，一邊又被懷疑——他這么干，是不是有利可圖？王石、丁磊、曹德旺……幾乎所有企業(yè)家、名人做慈善時都遭遇過質疑。一企業(yè)家在給寧夏孤兒院捐款時，竟戴著一個孫悟空的面具出席，因為被整怕了。
　　
　　另一種說法是，社會指導思想高得不切實際，被樹為典型的好人們，好生活和好道德永遠不可兼得。好人是全然的好，壞人是全然的壞，這是我們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這種文化心理還經(jīng)常帶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動不動就逼人自證清白。你拒絕這樣做，就是心中有鬼。所以有人非要把李亞鵬搞掉才高興，有人非要苛求一個河南婦人比普通人更高尚。
　　
　　當“最美媽媽”吳菊萍伸手接住從高樓墜落的孩子，也接過20萬元獎金時，她的自白發(fā)人深省：“我就是普通人，剛買了房，還有很多貸款要還。我希望有這個事和沒這個事一樣地生活。千萬不要被這些關注、榮譽和言論套牢了。”對待好人，其實只需一些常識，比如寬容、同情、正視人的復雜性，既看到人家勇敢無私的一面，也體恤人家自私、懦弱甚至灰暗的一面，如勃朗寧夫人那首著名的長詩《奧羅拉·李》中寫的，“愿仁慈的上帝寬恕一切好人”，這個“寬恕”再確切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