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號召大家為災區捐款，同事老陳捐了200元，工作人員便按照規定將他的名字和捐款數額記錄了下來。老陳問：“你們記這個干嗎，是不是還要公布啊？”對方回答道：“是。”老陳于是說：“那就請再退給我100元吧，我只能捐100元了。”工作人員不解地說：“公布出來是為了讓您覺得光彩啊！您怎么反倒要少捐呢？”老陳說：“越是公布我就越得少捐啊！你看，我們主任才捐了100元，我捐200元，這不是不懂事嗎？我拿那多捐的100元買主任的冷臉子、白眼子，多不劃算啊！”
　　
　　我認識一位學者，他拋出過這樣一種著名論調：“我比誰都想捐款！但是，在我沒有搞清楚兩個問題之前，我不能貿然捐款。第一個問題是：誰能保證我的善款在送達受捐人之前不會被‘抽條’？第二個問題是：誰能保證接受者真的配用我的善款？在這兩個問題得不到讓我滿意的答復之前，我要求保留不捐款的權利。”
　　
　　有一個公眾人物，突然宣布將自己的幾千萬元存款全部捐獻給“希望工程”。人們在驚訝之余，也發出了各種聲音。最能代表大眾傾向的一種聲音便是：“這家伙一定做了虧心事，他的錢肯定不是正路上來的！他捐出這些錢絕對是在贖罪，在作秀，在嘩眾取寵！”
　　
　　有一萬個理由可以讓我們少捐款或不捐款，有一萬個理由可以讓我們對慷慨解囊者百般猜疑百般奚落。然而，只有一個理由，讓我們掏出了錢。
　　
　　廣州有一家企業，設立了“大學生助學金”。這個企業是慷慨的，每年拿出100萬元資助那些寒門學子。但是，這種資助是有條件的，每一個受助者都要與企業簽訂《道義契約》，承諾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返還助學金，強令今日的“受助者”成為明日的“助困者”。結果是令人欣慰的，第一批受助學生畢業后半個月，就有21人向企業返還了16450元。
　　
　　我將這個案例講給幾個朋友聽，他們聽后激烈地爭論了起來。
　　
　　一方說：行善就是要有條件。無條件的行善很可能是養懶與縱惡。我們可以列舉出一大串冷酷無情的受助人名單，他們連給資助人寫一封感謝信都懶得去做，傷透了行善者的心。所以，當感恩沒有成為一種習慣的時候，用“契約”來約束行為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另一方卻說：行善卻要講條件，這本身就是一種諷刺。受助者所得到的金錢是有數的，受助者所返還的金錢也必定是有數的，但是，慈善精神是難以量化的。當受助者被責令返還了一定數額的金錢，他一定會覺得他和資助方徹底兩清了，他會以為他再也不欠別人什么了。請問，我們還怎能期待他懷著一顆感恩之心去虔誠地傳遞愛與善？
　　
　　我看到過這樣一個統計數字：中國和美國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卻相差7300多倍。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理由阻止上述爭論繼續下去，那么，我們就將悲哀地看到這個龐大的數字變得更加龐大。
　　
　　有個同事，拿著一張報紙給我看上面的攝影版。
　　
　　那是一組照片。拍攝的是北京一個叫亮子的人為贛州貧困地區捐了一件從沒有穿過的漂亮毛衣，這件毛衣被打了包，裝上火車，運到了贛州，分到了一個姓賴的鄉村教師手中，賴老師穿上它走進了課堂，帶勁地給學生們講起了拋物線。
　　
　　同事說：“不知你怎么看這件事，反正我覺得這組照片不咋樣。你想，這千里追蹤愛心毛衣，成本得有多高啊！還不如把那高額成本拿出來，獻一份愛心給贛州人民呢！”
　　
　　我說：“我不這么認為。我十分喜愛這組照片。如果你同意的話，我愿意收藏這張報紙。這組照片，首先是讓亮子感到了巨大的幸福，他知曉了自己捐出的毛衣穿在了一個什么樣的人身上，那來自鄉村課堂上的溫暖會讓他倍感欣慰；其次，這組照片讓賴老師感到了巨大的幸福，領受他人的愛心，并且讓學生們知道這件漂亮毛衣不尋常的來歷，這會讓賴老師的心在感動中蘊蓄起無限的力量；更重要的一點在于，這組照片，把千萬件捐贈物品所走過的愛的歷程記錄了給人看，讓每一個捐贈者和每一個受贈者都在這里面驚喜地發現了自己，也讓那些還不曾行動起來的人找到了行動的理由。所以，我以為，這組照片所產生的效益，遠遠超過了它的成本……”
　　
　　關于行善，特蕾莎修女說了這樣一句話：“說到底，那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而絕不是你和他人之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