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號召中國發展高密度城市、小戶型住房、使用公交車，最近在微博上遭到一些80后90后的圍攻。大家眾口一詞地質問：“教授，憑什么你在美國住大房，卻要我們住小房？”
　　
　　我忍不住回嘴：“到什么地方說什么話。中國土地資源緊缺，中國不是加拿大，一般人在中國就要住小房。你不喜歡，就去加拿大。”其實，更不中聽的話我還沒有說，因為我在美國當教授。你這么年輕什么都還沒干，憑什么輪到你住大房？
　　
　　有些網友大概聽出我的話外之音，留言說：“你也許很輝煌，但不是誰都有你這樣的能力，難道他們不應該活得有尊嚴嗎？”
　　
　　我只好告訴他：我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并不輝煌，至少在物質上如此。不過，中國就這么點土地資源，有這么多人，如果能力一般的人都非要住大房才有尊嚴，哪里去找那么多土地？
　　
　　我們夫妻，從中國到美國都是一路名校上過來，從北大復旦一直到耶魯。這是大部分人沒有的幸運，也是自己奮斗的結果。在許多人眼里，這也算挺“成功”了。但是我在48歲以前沒有擁有過住房。讀書的最后幾年，一家三口擠在紐約的小閣樓里。夏天的酷熱，使放在壁櫥中的蠟燭都化了。我們也沒有覺得自己沒有了尊嚴。我想不明白，我們40歲時在美國過這樣的日子不覺得委屈，怎么現在的年輕人就受不了呢。
　　
　　記得讀博士時生活最寬裕的一段時間，我們夫婦帶剛出生的女兒在日本研修，我們當時住了一套大概50平方米的公寓。日本客人來了都非常驚訝：“怎么能住這么大的房子？”我們住的那棟樓是美國各大學聯合開辦的日本研究中心進修生的宿舍，房子大的理由之一，是地段很差，就在無家可歸者救濟中心隔壁。一天半夜一點鐘，有位醉醺醺的無家可歸者來敲我家的門。到一般日本人家里訪問就能看到：他們住得往往比中國許多中產階層家庭擁擠得多。
　　
　　再看看波士頓，屬于美國最為先進的高科技城市，中等住戶（包括單身）的年收入超過5。5萬美元，人口才60萬。密度比起中國大城市要小得多，土地資源多得多。但是，最近波士頓在興建30平方米的小戶型住房。這還是針對年輕的專業階層的，其目的是想將租金控制在每月1200～1600美元，讓年輕人有立足之地。他們需要的不是昂貴的大房子，而是降低奮斗的成本。事實上，年輕人也特別歡迎這樣的安排。如果有位剛從常春藤畢業的年輕人對著我這年過半百的教授說：“憑什么你住250多平方米，我們就30平方米？我的尊嚴在哪里？”在美國社會，大家恐怕會覺得這樣的人有點神經病。
　　
　　不管一個社會多么富裕，從一無所有的起點奮斗都是“王道”。失去了這種精神，社會就失去了進步的動力。這倒讓我想起美國一位專欄作家說的一句話：“所有的中年成功者，如果可能的話，都愿意以自己所有的成就和金錢去換回當年那窮困潦倒的蝸居生活。”年輕時代是人生的幸福和美感所在。失去了對這種東西的感受能力，你就失去了生活。
　　
　　當然，我不希望用一個80后、90后的概念打倒一代人。事實上，在微博上也有不少年輕一代支持我，恰恰是他們告訴我：同齡人中確實有太多的人覺得什么都是應該父輩給他們。在我看來，國內當長輩的應該大膽地對年輕人訓誡：孩子，還沒輪到你。要什么，自己去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