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秋天，我大約是十一歲或者十歲，是臺北市中正國民小學的一個學生。每一個學期的開始，學校必然要舉行一場校際的同樂會，由全校各班級同學演出歌舞、話劇和說雙簧等節目。
　　
　　記得那一次的同樂會演出兩個話劇，畢業班的學長們排練的是《吳鳳傳》。我的姊姊被老師選出來女扮男裝，是主角吳鳳。姊姊一向是學校中的風云人物，功課好，人緣好，模樣好，而且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始終在當班長。她又有一個好聽的綽號，叫作“白雪公主”。
　　
　　看見姊姊理所當然地扮演吳鳳這樣重要的人物，我的心里真有說不出的羨慕，因為很喜歡演戲，自己的老師卻是絕對不會想到要我也去演出的。
　　
　　說沒有上過臺也是不對的，有一年，也算演過歌舞劇，老師命我做一棵樹。豎著比人還要大的三夾板，上面畫的當然是那棵樹。我筆直地站在樹的后面直到落幕。
　　
　　除了《吳鳳傳》，好似另外一出話劇叫作《牛伯伯打游擊》。這兩個話劇每天中午都在學校的大禮堂彩排。我吃完了便當，就跑去看姊姊如何“舍身取藝”。她演得不大逼真，被殺的時候總是跌倒得太小心，很娘娘腔地叫了一聲“啊——”。
　　
　　吳鳳被殺之后，接著就看牛伯伯如何打游擊，當然，彩排的時候劇情是不連貫的。
　　
　　看了幾天，那場指導打游擊的老師突然覺得戲中的牛伯伯打土匪打得太容易了，劇本沒有高潮和激戰。于是他臨時改編了劇本，用手向臺下看熱鬧的我一指，說：“你，吳鳳的妹妹，你上來，來演匪兵乙，上——來——呀！”
　　
　　我被嚇了一大跳，發覺變成了匪兵。這個，比演一棵樹更令人難堪。以后的中午時間，我的工作便是蹲在一條長板凳上，一大片黑色的布幔將人與前臺隔開。當牛伯伯東張西望地經過布幔而來時，我就要蹦出來，大喊一聲：“站住！哪里去？”有匪兵乙，當然，也有一個匪兵甲。甲乙兩個一同躲著，一起跳出去，一齊大喊同樣的話，也各自拿著一支掃把柄假裝是長槍。回憶起來，那個匪兵甲的容貌已經不再清晰了，只記得他頂著一個凸凸凹凹的大光頭，顯然是仔仔細細被剃頭刀刮得發亮的頭顱。布幔后面的他，總也有一圈淡青色的微光在頂上時隱時現。在當時的小學校里，男生和女生是禁止說話也不可能一同上課的，如果男生對女生友愛一些，或者笑一笑，第二天沿途上學去的路上，準定會被人在墻上涂著“某年某班某某人愛女生不要臉”之類的鬼話。
　　
　　老師在那個時代里，居然將我和一個男生一同放在布幔后面，一同蹲在長板凳上，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始終沒有在排演的時候交談過一句話——他是一個男生。天天一起蹲著，那種神秘而又朦朧的喜悅卻漸漸充滿了我的心。總是默數到第十七個數字，布幔外牛伯伯的步子正好踩到跟前，于是便一起拉開大黑布叫喊著廝殺去了。
　　
　　就是那么愛上了他的，那個演匪兵甲的人。
　　
　　同樂會過去了，學校的一切照常進行。我的考試不及格，老師喝問為什么退步，也講不上來。于是老師打人，打完后我撩起裙角，彎下腰偷偷擦掉了一點點眼淚。竹鞭子打腿也不怎么痛的，只是很想因此傷心。
　　
　　那個匪兵甲，只有在朝會的時候可能張望一下，要在隊伍里找他倒也不難，他的頭比別人光，也比較大。
　　
　　我的傷心和考試、和挨打，一點關系也沒有。
　　
　　演完了那出戲，隔壁班級的男生成群結隊地欺負人，下課時間總是跑到我們女生班的門口來叫囂，說匪兵乙愛上了牛伯伯。被誤解是很難過的，更令人難以自處的是上學經過的墻上被人涂上了鬼話，說牛伯伯和匪兵乙正在戀愛。
　　
　　有一天，下課后走田埂小路回去，迎面來了一大群男生死敵，雙方在狹窄的泥巴道上對峙，那邊有人開始嬉皮笑臉地喊，慢吞吞的：“不要臉，女生——愛——男——生——”。
　　
　　我沖上去要跟站第一個的男生打，大堆的臉交錯著撲上來，錯亂中，一雙幾乎是在受著極大苦痛而又驚惶的眼神傳遞過來那么快速的一瞬，我的心，尖銳甜蜜地痛了起來。突然收住了步子，拾起掉到水田里的書包，低下頭默默側身而過，我背著不要臉呀不要臉的喊聲開始小跑起來。
　　
　　他還是了解我的，那個匪兵甲，我們不只一次在彩排的時候心里靜悄悄地數著一二三四……然后很有默契地大喊著跳出去。他是懂得我的。日子一樣地過下去，朝會的時刻，總忍不住輕輕回頭，眼光掃一下男生群，表情漠然的，那淡淡的一掠，總也被另外一雙漠然的眼接住，而“國旗”就在歌聲里冉冉上升了。總固執地相信，那雙眼神里的冷淡，是另有信息的。
　　
　　中午不再去排戲了，吃完了飯，就坐在教室的窗口看同學。也是那一次，看見匪兵甲和牛伯伯在操場上打架，匪兵甲被壓在泥巴地上，牛伯伯騎在他身上，一直打。那是雨后初晴的春日，地上許多小水塘，看見牛伯伯順手挖了一大塊濕泥巴，“啪”一下糊到匪兵甲的鼻子和嘴巴上，被壓在下面的人四肢無力地劃動著。那一剎，我幾乎窒息死去，指甲掐在窗框上快把木頭插出洞來了，而眼睛不能移位。后來，我跑去廁所里吐了。經過那一次，我更肯定了自己的那份愛情。
　　
　　也是那長長的高小生活里，每天夜晚，苦苦的哀求在黑暗中垂聽禱告的神，苦求有一日長大了，要做那個人的妻子。哀哀的求，堅定的求，說是絕對不反悔的。
　　
　　當我們站在同樣的操場上唱出了畢業的驪歌時，許多女生稀里嘩啦又唱又流淚，而女老師們的眼眶也是淡紅色的。司儀一字一句地喊，我們一次一次向校長、主任、老師彎下腰，然后聽見一句話：“畢業典禮結束。禮——成。散——會。”沒有按照兩年來的習慣回一下頭，跟著同學往教室里沖。理抽屜，丟書本，打掃，排桌子，看了一眼周圍的一切，這，就結束了。回家的路上，盡可能地跑，沒命地狂跑，甩掉想要同行的女生，一口氣奔到每天要走的田埂上去，喘著氣拼命地張望——那兒，除了陽光下一閃一閃的水波，沒有什么人在等我。進初中的那年，穿上了綠色的制服，坐公共汽車進城上下學，“總統府”的“國旗”一樣升起。刻骨的思念，即使再回頭，也看不見什么了。也是在夜間要祈禱了才能安心睡覺的，那個哀求，仍是一模一樣。有一次反反復復請愿，說著說著，竟然忘了詞，心里突然浮上了一種跟自己那么遙遠的無能為力和悲哀。
　　
　　“當年，你真愛過牛伯伯吧？”
　　
　　我笑了起來，說沒有，真的沒有。
　　
　　許多年過去了，兩次小學同學會，來的同學都帶了家眷。人不多，只占了一個大圓桌吃飯。說起往事，一些淡淡的喜悅和親切，畢竟這都已成往事了。
　　
　　飯后一個男生拿出了我們那屆的畢業紀念冊——學校印的那一本。同學們尖叫起來，搶著要看看當年彼此的呆瓜模樣。那一群群自以為是的小面孔，大半莊嚴地板著，好似跟攝影師有仇。“小時候，你的眉頭總是皺著。真受不了！”一個男生說。
　　
　　“原來你也偷看我呀？！”順手拍一下打了他的頭。
　　
　　輪到我一個人捧著那本紀念冊的時候，順著已經泛黃了的薄紙找名單——六年甲班的。找到了一個人名，翻到下一頁，對著一排排的光頭移手指，他，匪兵甲，就在眼前出現了。連忙將眼光錯開，還是吃了一驚，好似平白被人用榔頭敲了一下莫名其妙。“我要回去了，你們是散還是不散呀？”
　　
　　散了，大家喊喊叫叫地散了。坐車回家，付錢時手里握的是一把仔細數好的零錢。下車了，計程車司機喊住了我，慢吞吞的：“小姐，你弄錯了吧！少了五塊錢。”沒有跟他對數，道了歉，馬上補了。司機開車走的時候笑著說：“如果真弄錯倒也算了，可是被騙的感覺不大舒服。”
　　
　　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說一句話：“哎，老天爺，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