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是誰？”
　　
　　他是一個戴著墨鏡、背著吉他游歷的盲人歌手。他看不見，但比正常人更能敏銳地感受這個社會；他是個歌手，但他更像一個憂患的說唱藝人，用另一種方式表達對這個社會的現實關注。
　　
　　也有人說，周云蓬算不上一個純粹意義上的歌手，他更像一個特殊的記錄者，不是用眼睛，而是用音樂記錄正在和已經發生的現實。
　　
　　成長與追逐
　　
　　“有一個孩子，九歲時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他想象自己學會了彈琴，學會了唱歌，還能寫詩。背著吉他走遍了四方，在街頭賣藝，在酒吧彈唱。”在《盲人影院》這首自傳性質的歌曲里，周云蓬把自己的經歷化作一句句歌詞。
　　
　　讀盲童學校，再讀高中，最后畢業于長春大學中文系，在復雜的社會環境里，一個自小失明的人，沒有被踢出社會流水線，成為無用之人。是讀書讓周云蓬能坦然面對黑暗中的生活，成為一個幸運的人。
　　
　　“從小培養一個閱讀習慣，這最重要。還有，加上一些運氣和生活的逼迫。”周云蓬說，所有的漂泊和掙扎都是從1995年離開分配的工作去北京開始的。
　　
　　“這種生活就是將自己徹底地放逐在體制外。離開穩妥的大船，駕駛一個小舢板去努力做一個魯濱孫，找到自己的荒島，做自己的主人。”
　　
　　很多照片里，周云蓬戴著墨鏡、背著吉他出現在鐵路旁。“鐵路意味著一種邊界和遠方，音樂是我自己修的通向世界的路。”外出的經歷讓周云蓬發現，“什么路都能走得到”。
　　
　　當然，因為音樂，他有機會做些想做的事情。比如，做一些公益演出，用于資助盲童和孤殘兒童。
　　
　　周云蓬一直在做童謠專輯《紅色推土機》，他邀請眾多民謠歌手無償錄制，所得收入用于幫助貧困盲童。一年多下來，專輯賣出5000多張，資助了40多個盲童。
　　
　　周云蓬沒有向這些盲童提供現金資助，他購買播放器、讀書機，“幫他們獲得一種自助、生存的能力才是最長遠最實用的”。
　　
　　記錄者
　　
　　周云蓬寫的歌詞并不十分精致，卻十分生活化。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著……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變成了一筐煤，你別再想見到他。”
　　
　　如果你曾經關注了克拉瑪依大火、沙蘭鎮泥石流和艾滋病村，那么，在《中國孩子》這首歌里，就能聽明白周云蓬演唱的激憤。
　　
　　和其他作品不一樣，《中國孩子》里沒有隱喻，也不掩飾，只是極其直白的表達，周云蓬唱出了他的社會現實參與感。
　　
　　這首歌，幾乎成了周云蓬的一個標簽。
　　
　　專輯的文字頁里，周云蓬曾寫下一句話：當我們無路可走的時候，當我們說不出來的時候，音樂，愿你降臨。
　　
　　“我覺得我的作品里只是一種復古。”說起自己的作品，周云蓬說，“《詩經》中的碩鼠伐檀，還有杜甫的‘三吏三別’都有絕對的現實參與感。”
　　
　　把這些事情說出來，反映的就是這個社會和時代。“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逃離不開。”
　　
　　在周云蓬看來，關注也是一種力量。一件事情關注得越多，不公也許會越來越少，所以，必須去知道、去了解。
　　
　　“關注民生，其實是關注你自己和身邊的每個人。”周云蓬強調了一句，“你不能僥幸地設想那個火災只會發生在克拉瑪依，因為災難隨時會找到你，就像北京暴雨夜里那個淹死在二環路上的私家車主。”
　　
　　在一定程度上，周云蓬被打上了一個記錄者的標簽。
　　
　　“我覺得做一個記錄者是我努力追求的，但我是反標簽的，無論是給別人貼還是別人給我貼。”
　　
　　從網絡到現實，兩個世界有時割裂，卻又一致。周云蓬說，自己需要做的，就是“首先尋求真實，然后自己誠實，然后就是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不公平的事情多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