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陸軍》雜志披露，以色列國防軍特種作戰官員本·拉特曼曾向本國國防部提出建議，加大“心理戰”在與黎巴嫩真主黨作戰中的地位，運用以色列和西方豐富的音樂資源，創作大量振奮士氣的音樂作品，以鼓舞日見低落的以軍士氣。
　　
　　事實上，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音樂就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面楚歌”與心理戰
　　
　　音樂在戰爭中的作用向來是雙重的：對己方是一種聯絡工具；對敵方則是一種心理戰武器。最早關于音樂用于心理戰的記載出自楚漢爭霸的“四面楚歌”。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項羽在垓下被漢軍包圍，漢軍高唱楚地民歌，使楚軍軍心渙散。
　　
　　古希臘和古羅馬軍隊都曾使用銅管樂器和打擊樂器，它們是現代短號和大號的前身。無論是在行軍中、戰場上還是在扎營時，他們都用這些樂器傳遞信息。希臘軍隊曾在出征時雇音樂家伴奏，朗誦頌詩和唱贊美歌，以激勵軍隊的士氣。
　　
　　十字軍帶回軍樂藝術
　　
　　中世紀前半葉，歐洲的音樂只是出現在宮廷和教堂，但十字軍東征改變了這種狀況。當時十字軍的對手阿拉伯人是運用軍樂的高手，利用軍樂團為遠距離的軍隊傳遞即時命令，同時也作為一種“恐懼和恐嚇的武器”，這種做法給歐洲的十字軍騎士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被迅速效仿。
　　
　　這些軍樂戰士回到歐洲后，被不同軍隊或雇傭兵團吸收，他們帶回的樂器也漸漸被歐洲貴族所接受。由于不同的士兵在演奏時總喜歡加入自己家鄉的音樂元素，比如在軍號和大鼓進行曲中加入風笛。當時，歐洲的軍樂隊不僅在部隊行進時伴奏，還參加各種比賽和慶典。
　　
　　1521年，意大利軍事家馬基雅弗利撰寫的名著《戰爭的藝術》中提到：指揮官應該通過小號來發令，因為小號的聲音具有穿透力又足夠響亮，便于混戰中的士兵聽到命令。他還建議，騎兵號應具有不同音色，避免與步兵的命令搞混。至于鼓和笛子，他則斷言說，這兩樣樂器是行軍訓練中最好的幫手，也是戰場上靈活機動地調動步兵的傳令工具。
　　
　　軍樂的作用和“欺騙”
　　
　　到了16世紀中期，歐洲各國的軍隊都形成了完整的音樂指令系統，一些士兵手冊上就列著諸如“行進”、“靠近”、“攻擊”、“撤退”和“散兵”等種種調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軍隊進行曲，每個軍人都必須記住本國的進行曲，以便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分辨遠處部隊是友是敵。對士兵來說，掌握這套“音樂語言”和掌握步槍裝填技術同樣重要。
　　
　　也有一些足智多謀的將領會利用進行曲來欺騙敵人。比如在1618年爆發的30年戰爭中，一支普魯士部隊就曾演奏《蘇格蘭進行曲》，成功欺騙對手。而在1708年的奧登納德戰役中，英國、荷蘭和奧地利聯軍的鼓手敲出了足以亂真的“法軍撤退曲”，導致部分法軍撤離戰場。
　　
　　交響樂成“關鍵武器”
　　
　　進入19世紀后，隨著科技的發展，戰場上對軍樂的需求逐漸減少，它逐漸成為一個國家展示部隊和人民精神面貌的一種手段。列夫·托爾斯泰在小說《戰爭與和平》中寫道：“所謂的部隊精神實際是一個未知數‘X’。整個人類歷史中，音樂都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提高這種‘X’的影響度。”
　　
　　一戰時期，交響樂首次被納入戰爭武器的行列。協約國吸取了同盟國音樂家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序曲的節拍，在摩爾斯電碼中采用“三短一長”來代表字母“V”，也就是勝利。這一悅耳的信號頻繁出現在協約國的各種宣傳資料上。
　　
　　用音樂鼓舞士氣的最佳例子是蘇聯音樂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1941年7月，納粹軍隊進攻列寧格勒，肖斯塔科維奇一邊充當空襲消防員，一邊充當高射炮手。當戰友們勸他繼續創作歌曲是為祖國所做的最偉大的事后，他開始創作著名的第七交響曲。10月，蘇軍統帥部將他送到戰時首都古比雪夫，在這里他完成了創作，并把它獻給列寧格勒，因此該曲也被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樂”。作曲家說：“我要告訴全世界人民，我們依然活著，我們必將勝利！”
　　
　　但要在列寧格勒演出第七交響曲十分困難。納粹德軍的大炮每天都把幾百噸彈藥傾瀉到列寧格勒，很難保障演出場地的安全，而且由于全民皆兵，很難找到演奏人員。為鼓舞斗志，蘇軍派人到前線逐個尋找以前交響樂團的樂手，把他們撤回市區秘密排練，修繕演出場地。
　　
　　演出之前，蘇軍指揮部下達了重創敵人的命令，一時間蘇軍所有大炮一起開火。炮火換來了短暫的寧靜。此時，激昂的音樂從大量高音喇叭中涌出，蘇聯軍民士氣大振，而陣地里的德軍卻聽得“快瘋了”。此前德軍戰報稱“列寧格勒已經是一座死城”，然而，在“交響樂攻擊”后，一名德軍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們都認識到，我們輸了這場戰爭。”
　　
　　這部凝聚了必勝信念的交響曲在美國也獲得極大反響。1942年7月19日，紐約舉行盛大的第七交響曲首演式，世界上幾千家電臺轉播了這場音樂會。1942年底，德軍從一名蘇軍士兵的尸體上找到一本日記，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昨晚，我聽了第七交響曲的演奏，我清楚了我們為何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