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說起來已有15年了。那一年春天剛剛來臨，樹木吐著新芽。雖然生命的訊息正努力從每個角落里鉆出來，但冬天殘留的寒氣還是有點咄咄逼人。那時我還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一名負責為報社報道各種案件的記者。我正全速趕往案發現場，搶奪那些能夠吸引讀者眼球的“獨家猛料”。聽廣播里介紹說，一位老人在家門前的便道上倒車時，意外地將幾歲大的孩子碾在車輪下，血肉模糊的孩子當場身亡。又一場讓人意想不到的車禍！
　　
　　當我到達時，警車和各種新聞媒體已經將現場圍得水泄不通。我努力朝里面擠了擠，終于瞥見一位身穿棉布衣服、站在輕型貨車旁的老人。所有的閃光燈都“噼里啪啦”地朝他閃個不停，所有的麥克風都爭先恐后地涌向他的嘴邊。老人看上去十分迷茫，機械地回答著各種提問。大多數時間，他只是翕動著嘴唇，眨著眼睛，哽咽著說不出話來。
　　
　　過了一會兒，記者們終于放棄了對老人的糾纏。他們跟隨警察走進白色的小屋。直到今天，我依然記得老人和我交談的畫面。遭受巨大創傷的他，低頭望著孩子倒下的地方。房子周圍是一塊剛剛挖好的花圃，里面還堆著黑黑的肥料。
　　
　　“我剛把車倒在那兒，本打算把肥料撒一下，”老人悲傷地說，盡管我什么也沒有問，“我不知道我的小寶貝也跑到了門外。”他伸手指指花圃，然后又無力地垂落下來。很顯然，他再次陷入深深的自責與痛苦的悔恨中。我離開他，向屋里走去，希望能找到孩子生前的照片。
　　
　　幾分鐘后，我終于搜集到足夠多的細節和一張小女孩的5寸照片。我把它們揣進夾克口袋里，然后又去廚房轉轉，因為警察說，孩子的尸體就放在那兒。
　　
　　這時，來房子里尋覓信息的人已漸漸散去。警察、記者和攝影師們都帶著自己的“成果”滿意地離開了，我終于也有機會走進廚房探視一番。于是，我看到了下面的場景：
　　
　　塑料貼面的桌子上是一張雪白發亮的床單，里面裹著小女孩嬌小柔弱的尸體。絲絲光線通過窗戶照射進來，給它抹上一層圣潔的光輝。不知道老人是何時擺脫人群的叨擾，來到桌子旁邊的椅子上坐下的。他側面對著我，根本沒有意識到我的存在。老人正望著孩子的尸體發呆，仿佛世界的喧囂與他沒有任何關系。
　　
　　房間里出奇的安靜，只有鐘表的滴答聲提醒著時間的流逝。我看到，老人向前傾了傾身子，伸出不斷顫抖的手，從頭到腳，一遍遍撫摸孫女的尸體。過了好一會兒，他又把臉悄悄地貼在孩子身上，仿佛害怕把她吵醒似的，動作輕柔而細膩。然后他就保持這樣的姿勢，像雕塑一樣紋絲不動。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一張唯美、極具震撼力的照片即將產生。我估測了一下室內的光線強度，調整好鏡頭和距離，擰亮閃光燈，舉起相機，準備將這難得的畫面記錄在膠卷上。
　　
　　如果拍攝出來，這張照片的每一部分都完美得無可挑剔：穿棉衣的老人、閃耀在陽光下的白發、裹在被單里的孩子、掛在窗邊墻上的世博會紀念品和黑色鐵三角爐架都烘托出這個家庭的簡樸氣氛。窗外，忙碌的警察們正檢查那個肇事的車輪，孩子的父母悲痛地擁抱在一起。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卻遲遲按不下快門。職業的敏感告訴我，這張照片有太大的敘事價值，不能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我又不愿意闖入這位可憐老人內心的悲慟世界，撩開他的傷疤，展示給讀者。
　　
　　最終，我悄悄放下相機，偷偷地走開了。回去的路上，我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是否有資格當一名新聞記者。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放棄。當然，我也從不敢告訴上司和同行我錯失了多么完美的一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