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節選)

〔前蘇聯〕柳·科斯莫杰米揚斯卡婭

(一)丹娘

我寫這本書也愉快,也痛苦。我回憶起往事來,就覺得好像重新又搖著幼小的卓婭的搖籃,重新懷抱著三歲的舒拉,重新看見我的孩子們,看見他倆在一起,活活潑潑,充滿了希望。

剩余下的需要敘述的事情越少,我就越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結局越顯然,我就越難找到需要的話……

卓婭去后的每一天,連最瑣碎的事,我都記得很清楚。

她走后我和舒拉兩人的生活就完全變為期待了。在過去,舒拉回到家里看不見姐姐的時候,他向來問：“卓婭在哪里?”現在他的第一句話是：“沒有信嗎?”以后他就不把這句問話說出來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永遠可以看見這句問話。

有一次他很興奮,很高興地跑進屋來,并且緊緊地摟抱了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有信嗎?”我馬上猜中了。

“豈止有,看看是什么樣的信呀!”舒拉喊著說,“你聽：‘親愛的媽媽!你現在好么,精神好么,沒害病嗎?媽媽,如有可能,就是給我寫幾行字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務的時候,一定來家里看看。你的卓婭。’”

“哪一天寫的呀。”我問。

“11月17日。這就是說,我們等著卓婭回來吧!”

我們又開始等待了,不過現在不像之前那樣擔心了,而是抱著愉快的希望等待著。我們時刻地等待著,晝夜地等待著,始終在準備一聽見推開門的聲音就跑去迎接她,我們時時刻刻地準備成為幸福的人。

可是11月過去了,12月過去了,已經要到1月底了……再也沒有過信或是別的消息。

我和舒拉都有工作,一切家務事都由他擔當起來了。我看出來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婭。如果他先回到家來,他就為我溫上湯菜。我看見過他在夜間起來給我加被,因為那時候木柴得來已經困難,我們盡可能地節省燃料。

有一次——這是在1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這樣,我每逢很疲倦了,就僅僅無意地聽到一些路人談話的片段。那一夕在街上處處聽人們說：

“今天您讀《真理報》了嗎?”

“您讀了里多夫的那篇文章嗎?”

在電車上有一位臉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對自己的同伴說：“多么動人的一篇通訊啊!多么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報上一定登著什么不平常的東西。

“舒拉,”我回到家里說,“今天你讀了《真理報》嗎?據說在那上邊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訊。”

“讀了,”舒拉眼不看我,簡單地回答道。

“關于什么事呀?”

“關于一個青年女游擊隊員丹娘。德國人把她絞死了。”

屋里很涼,我們已經習慣這樣了。但是這會兒我覺著我的內臟全涼了,全緊縮了。我想：“這不知是誰家的女孩子,家里也一定等待著她,一定也替她擔心呢……”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了無線電廣播,先是一些關于戰爭的報告和勞動戰線上的消息。忽然廣播員說：

“現在我報告登在今天(1月27日)的《真理報》上的里多夫的一篇通訊。”

于是悲傷憤慨的聲音就開始述說,在12月上旬在彼得里斜沃村德國人怎樣殺害了女游擊隊員、青年團員丹娘。

舒拉忽然說：“媽媽,我把它關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覺著奇怪：舒拉向來睡得很酣,大聲說話和無線電聲音全不妨礙他睡覺。我本來很想聽到完,但是我終于把擴音器關了,對他說：“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團區委去了：可能那里知道關于卓婭的什么消息。

“任務是秘密的,可能很長時間沒有信。”區委書記對我說。

又過了幾天難熬的日子,在2月7日(這個日子我永遠忘不了),我回到家來看見桌上放著一張字條：媽媽,青年團區委請你到那里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婭托誰帶來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飛似的跑往區委去了。那一夕很黑,刮著風,電車沒開駛,我差不多跑著,常常滑跌,起來仍繼續跑,在我的腦子里沒有一點兒關于慘事的思想。我沒預料到有什么壞消息,只是想知道：幾時我能看見卓婭?她能快回來嗎?

到區委以后,他們對我說：“你們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團市委的人到您家里去了。”

“快,快知道卓婭在什么時候回來!”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開門就愣在門檻上了。有兩個人離開桌子起身迎我來了：齊米列捷夫區文教局局長和另一個不相識的、臉上表情嚴肅并且微微緊張的青年人。由他嘴里冒著蒸氣——屋里冷,誰也沒脫大衣。

舒拉靠窗站著。我看了看他的臉,我們的視線遇著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撲向我來了,并且還碰倒了什么東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釘在地板上,絲毫不能動了。

這時我就聽見有人說：“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您讀了《真理報》上關于丹娘的那篇通訊了嗎?那是您的卓婭……日內我們到彼得里斜沃去。”

我頹然倒在有人送過來的椅子上了。我沒有淚,也沒有呼吸。我只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個人,在腦子里總是這一句話：“她犧牲了……她犧牲了……”

……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并在床邊坐了一整夜。他沒有哭。他的眼睛沒有淚,只是向前凝視著,雙手緊握著我的手。

“舒拉……現在我們怎么辦呢?”好容易我才說出來。

一向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舒拉,這時候就倒在床上號啕大哭起來。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嗚咽地重復說,“那時候《真理報》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帶著繩子……雖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這是她……我不愿意對你說。我想,我可能錯認了……我就想是我錯認了。我不愿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給我看看。”我說。

“不!”他嗚咽地回答說。

“舒拉,”我說,“還有很多事擺在我前邊哪。我還要看見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里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日記本子：在潔白的一頁上黏著由報紙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塊。這時候我看見了她的骨肉相連的、親愛的、受盡折磨的、不動的臉。

舒拉還對我說了些什么話,可是我沒聽見,忽然我耳朵里聽見了他的一句話：

“你知道她為什么說她叫丹娘么?你還記得丹娘·索羅瑪哈嗎?”

那時候我就回想起來了,并且馬上了解了一切。是,毫無疑義,這是她回憶著很久以前犧牲了的姑娘,才報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

(二)在彼得里斜沃

幾天以后我往彼得里斜沃去了。現在我記不清楚是怎樣去的。我只記得柏油公路達不到彼得里斜沃,汽車走了差不多五公里土道,都是拖過去的。我們來到彼得里斜沃幾乎全凍僵了。人們把我帶進一所農舍里,可是我究竟沒能暖和過來!內心里冷。爾后我們到卓婭的墓地去了。孩子已經被掘出來了,我馬上就看見了她……

她在地下躺著,兩手直垂著,頭向后揚著,頸上帶著繩子。她臉上的表情是完全鎮靜的,臉完全被打傷了,在一邊面頰上有打傷的黑痕。全身被刺刀刺爛了,胸脯上有凝結了的血。

我在她身邊跪下看著她……我掀開了她的光滑的額上的一綹頭發,這被傷毀了的臉上的鎮靜又一次地使我驚訝。我不能放掉她,我不能使我的眼睛不看她。

忽然一位穿著紅軍戰士大衣的姑娘走到我身邊。她溫柔地,但是堅決地攙著我胳膊把我扶起來了。

“咱們到屋里去吧。”她說。

“不去。”

“去吧。我曾和卓婭在一個游擊隊里。我告訴您……”

她領我進入一所農舍,挨著我坐下,就開始述說。我勉強地,像穿過云霧似的模糊地聽著她。有些事我已經由報紙上知道了。她對我述說：有一組青年團員(游擊隊員)怎樣越過了戰線。他們在德國人占領地區的林子里住了兩個星期。他們在夜里出來執行隊長交給的任務,白天他們在雪里睡覺,烤火。他們攜帶了五天的口糧,可是分用了兩星期。卓婭曾和同志們分食最后的一塊干糧,最后的一口水……

這位姑娘的名字是克拉娃。她一邊說,一邊哭。

……以后到了他們返回根據地的時候了,可是卓婭總是說做得太少。她請求隊長許可她潛入彼得里斜沃村里去。

她放火燒了德國人占據著的農舍和部隊的馬廄。過了一天,她接近了在村子的邊緣的另一馬廄,在那里有二百多匹馬。她由背囊里取出了盛著汽油的瓶子,把汽油灑在目的物上,彎下腰去正要劃火柴,這會兒一個衛兵由后邊抓著她了。她把他推開,掏出了手槍,但是沒來得及放響,德國人打落了她手里的武器并發出了警號……

克拉娃沉默了。那會兒農舍的女主人,看著爐中的火,忽然說：

“我能告訴你們以后的事……如果你們愿意的話……”

我也聽了她的述說。但在這里還是讓我們讀彼得·里多夫的通訊好啦。他第一個寫了關于卓婭的記事,他首先來到彼得里斜沃村,他追尋著新鮮的蹤跡,了解了和問明了德寇曾怎樣用酷刑摧殘她以及她是怎樣犧牲的……

(三)經過情形

……他們把卓婭帶進來了,對她指示了板鋪。她坐下了。在她對面,在桌子上放著電話機、打字機、收音機和攤著司令部的文書。

軍官們漸漸地聚攏來,他們命令房主人(沃羅寧)退出室外。老太太踟躕不去,一個軍官就對她叱責：“老婆子,滾!”并且搗了她的背。

德寇軍一九七師三三二步兵團團長留得列爾中校曾親自審訊卓婭。

沃羅寧坐在廚房里究竟還能聽見屋里的事。一個軍官發問,卓婭(她就是在這會兒報的丹娘的名字)不遲疑地、大聲地、不謙遜地回答。

“你是誰?”中校問。

“我不告訴你。”

“是你放火燒了馬廄嗎?”

“是我。”

“你的目的?”

“消滅你們。”

沉默。

“你在什么時候通過了戰線?”

“在星期五。”

“你來得很快呀。”

“那么還愣著是怎么著?”

又曾問誰派卓婭來,她的同伴是誰。他們曾要求她交出自己的同伴來。隔著門傳來的回答是：“沒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訴你”,“不說”。以后在空中有皮帶的哨音和鞭打在身上的聲音。幾分鐘以后,一個青年小軍官由屋里跑到廚房,兩手抱著頭,閉著眼,堵著耳朵,直坐到刑訊終了。連法西斯的神經都受不住了……

四個體壯的男子解下皮帶打卓婭。據房主人計算,他們打了二百下,可是卓婭始終沒發出任何呼疼的聲音。以后她仍是回答“不”、“不說”,只是她的聲音比以前低了……

留得列爾刑訊卓婭的時候,一個叫卡爾·鮑爾連的士官(以后被俘了)曾在場。他在自己的口供里曾寫道：

“你們人民的小女英雄始終是堅毅的。她不懂什么是背叛……她凍得發青了,傷口流著血,可是她什么也沒說。”

卓婭在沃羅寧家里過了兩小時。審訊后他們把她帶到了瓦西里·庫里克的農舍里。衛兵押解著她,她仍然是被剝去了衣裳,赤足在雪地上走。

她被帶進庫里克的農舍的時候,在她的額上有大塊紫黑色傷痕,在她的臂上和腿上全是傷痕。她氣喘不息,頭發蓬亂,在汗珠遮蓋著的高額上黏著一綹一綹的黑發。姑娘的雙手在背后綁著,咬破了的嘴唇腫了。一定是她在受刑的時候自己把嘴唇咬破了。

她坐在凳子上。德國衛兵守門站著。她安靜不動地坐著,以后她要求喝水。瓦西里·庫里克走近了水桶,但是衛兵搶到前頭去,他拿起桌上的煤油燈送到卓婭嘴邊。他想用這個說明應該用煤油灌她,而不是用水。

庫里克開始為姑娘求情。衛兵最初一點也不通融,后來才讓步了,許可給卓婭水喝。她貪婪地喝了兩大杯水。

一群駐守在這屋里的德國兵包圍了姑娘,肆意地取笑她。有的用拳頭觸她,有的用燃著的火柴燒她的下顎,還有一個兵用鋸刺她的背。

兵士們取笑夠,就睡覺去了。那時候衛兵端著步槍對準卓婭,命令她站起來走到室外去。衛兵在卓婭身后跟隨著,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觸著了卓婭的背。后來他喊了一聲“向后轉!”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帶著卓婭走,僅僅穿著襯衣的卓婭,赤著腳在雪地里來回地走著,直到那個劊子手自己凍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溫暖的屋里的時候,才讓卓婭回屋里去了。

這個衛兵由下午十點鐘看著卓婭直到下半夜兩點鐘,每隔一小時他就帶卓婭到外邊凍15到20分鐘……

新衛兵接崗了,他許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庫里克的妻子偷了個空和卓婭談話。

“你是誰家的呀?”她問。

“您問這個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嗎?”

姑娘沒回答。她一動也不動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沒說什么話,并且雖然腳已經凍壞了,一定很疼,可是她并沒呻吟。

清晨,德國兵們開始裝置絞架。

庫里克的妻子又開始和卓婭談話：

“前天是你嗎?”

“是我。德寇燒死了嗎?”

“沒有。”

“可惜。焚燒了什么呀!”

“他們的馬燒死了。聽說,兵器也燒毀了……”

上午十點鐘軍官們來了。其中的一個又問卓婭：

“你告訴我,你是誰?”

卓婭沒回答。

“你告訴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崗位上。”卓婭回答說。

以下的審訊,房主人沒聽見——他們被由屋里推出來了,在審訊完了的時候才放他們回去。

德國兵們把卓婭的物件拿來了：一件短襖,褲子,襪子。她的背囊也在這里,里邊放著火柴和鹽。帽子、皮上衣、毛絨上衣和皮靴全沒有了。士官們已經把這些東西分贓了,手套落在軍官廚房里的紅發廚子手里了。

他們給卓婭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幫助卓婭往發黑了的腿上套上襪子。他們把沒收來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塊寫著“縱火犯”的木牌掛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帶到立著絞架的廣場去了。

刑場上由十幾名亮著刀的騎兵、一百多步兵和幾個軍官包圍著。

地方居民奉命在這里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場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場站一會兒就溜回家去了,以免親眼看這慘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絞架上放下來的繩套下邊,疊著兩只木箱。他們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繩套套在她的頸上。一個軍官拿著他的“柯達”照相機開始朝著絞架對光。警衛司令向劊子手打了一個等待一會兒的手勢。

卓婭利用這個機會向著集體農場男女農民大聲清脆地喊道：

“哎,同志們!你們為什么愁苦地看著哇?你們壯起膽子來,奮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燒他們,用毒藥毒他們吧!”

旁邊站著的德國人揮動了手,不知是要打她,還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擋開他的手繼續說：

“我不怕死,同志們!為自己的人民而死,這是幸福啊!”

攝影師由遠處和近處都對絞架拍照,現在他又在對光,打算由側面拍照。劊子手們急躁地望著警衛司令,警衛司令就對攝影師喊了一聲：

“快,快!”

那時卓婭就轉身對著警衛司令和德國兵士們大聲喊道：

“你們現在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個人。我們是兩萬萬人,你們不能把我們全絞死。有人替我報仇。兵士們!趁著還不晚,快投降吧：勝利遲早是我們的!”

劊子手扯緊了繩子,繩套勒緊卓婭的咽喉。卓婭雙手掙松了繩套,用足尖挺身站著,用全力喊道：

“永別了,同志們!奮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們在一起!斯大林一定來到!……”

劊子手用他的釘著馬掌的皮鞋踹著木箱,木箱在踏實了的、滑溜的雪上“嘎嘎”響著。上邊的木箱“咚”的一聲落在地下了。人群閃開了。有人驚絕地吼叫一聲,馬上又沉寂了,由林邊立刻傳出一個回聲來……

(四)舒拉

我和舒拉兩人的苦難日子開始了。我們不再等待了,我們知道沒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在過去,我們的生活是充滿了希望和信念的——我們希望團圓,相信我們能再看見和摟抱我們的卓婭。每次走近郵箱的時候,我都抱著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給我們傳來關于卓婭的消息。現在我們由它前邊走過去連看也不看它了,我們知道,在那里沒有寄給我們的什么東西,沒有什么可能給我們帶來歡喜的東西。

我父親由楊樹林寄來了一封非常悲傷的信。卓婭的死嚴重地打擊了他,他在信里寫道：“我不了解。怎能這樣?我,老頭子,倒活著,可是她沒有了……”這幾行字里含著多少無法解除的痛楚和悲傷啊!全篇信上都是淚痕,有幾個字我始終沒有能認出是什么來。

“可憐的老人們……”舒拉讀完信小聲地說。

舒拉現在是我的依靠,我仗著他活著。他盡可能多抽出時間陪伴我。他在過去像怕火一樣怕表示溫情,可是現在卻對我很溫柔了。現在他總是用他從五歲以后再也沒用過的“好媽媽”三個字來稱呼我。現在他已經注意過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開始吸煙,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煙,那就是距離落淚近了。看見我找紙煙,他就注視著我的臉,走近我說：

“你怎么啦?不要這樣。我請求你,我請你不要這樣……”

如果夜里我不睡覺,他總能感覺出來。他走近我,坐在床邊,默默地撫摸我的手。他走后,我就覺得我是被拋棄了,無依靠了。舒拉成為家長了。

……

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線,并且無論什么也攔不住他。他對我什么也沒說,一句話也沒告訴我,并且他還未滿十七周歲,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沒想錯。有一天下午我回家來,我還在走廊里就聽見了喧吵的談話,打開門后我看見五個人在一起坐著：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聶杰里柯和尤拉·布婁多,每人嘴里銜著一支紙煙,屋里煙霧騰騰。在這以前我向來沒有見過舒拉吸煙。

“你這是干什么呀?”我只問了一句。

“將軍還親自請我們吸煙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的回答我,“我們……你知道嗎?我們就要到烏里揚諾夫斯克坦克學校去了。我們已經被錄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邊說：“好媽媽,你想想,請你想想吧!沒有關系的人都給你寫信說：‘我們一定替卓婭報仇。’可是我,卓婭的親弟弟,能留在家里嗎?我有什么臉見人哪?”

我沒說話。既然那會兒我沒找到可以攔住卓婭的話,現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話攔住舒拉呢!

……

1942年5月1日,舒拉走了。

他指著自己的朋友這樣說：“人們都不送他們,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話,他們是要覺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聲音不服從我,所以我僅僅默然地點了頭。兒子又摟抱了我一次,熱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聲房門關上了。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幾天以后由楊樹林寄來了信,父親在信里寫道：“母親逝世了。她沒能經得住卓婭死耗的打擊。”

(五)來自烏里揚諾夫斯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給我寫信。他和他的朋友們被編在一個班了,他玩笑地稱呼這個班為“莫斯科第二〇一校第十年級烏里揚諾夫斯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這樣寫著：“唉,媽媽,什么我也不會!連按規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會。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腳后跟了。也不會給隊長敬禮,為了這個人們不能夸獎我呀。”

光陰在過著。在另一封信里他寫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獸一樣工作著。我已經很好地熟悉了步槍、手榴彈、七星手槍。日前我們到射擊場演習由坦克里射擊去了。我的初步成績還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機槍射擊四百和五百米距離的目標,我的成績是‘好’。現在你認不出我來了：現在我會很好地給隊長們敬禮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試時期的時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懇求我：“媽媽,如果可能的話,你給我找來一條寬皮帶；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裝帶。”幾天以后仍是：“媽媽,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帶一點兒也不像樣,我還像一個什么軍官呢?”舒拉小的時候的固執的眼睛通過這些字行注視著我。他在童年時候,如果他極希望得到什么,他就這樣,差不多也用這些話要求我。

現在我眼前放著一百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讀它們的時候,我就看見了我的孩子怎樣成長,怎樣壯大。

(六)“我很愿意活下去”

1943年11月24日給我送來了新的辛酸。在報紙上登出了五張照片,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波塔波夫村外一個被蘇軍擊斃的希特勒的軍官身上找到的。德國人把殘害卓婭的景況和她的最后幾分鐘全拍了照片。我看見了雪中的絞架,看見了我的卓婭,看見了我的女孩子在德寇包圍之中,看見了掛在她胸前寫著“縱火犯”的那塊木牌……也看見了那些殘害她的人。

……可是舒拉一直沒有信。又過幾天,我打開《真理報》,忽然在第三版上看見了這樣的消息：

“前方軍報,10月27日(電訊)。某部正在激烈戰爭中,掃蕩著德寇第一九七步兵師的最后殘匪。1941年11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殘殺了英勇的女游擊隊員卓婭的,就是這一個師的官兵。在《真理報》上刊登的五張德國人殘害卓婭的照片,掀起了我們的戰士和軍官的新的憤怒的熱潮。在這里,卓婭的胞弟、青年團員、坦克手、近衛軍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奮戰,為姐姐復仇。在最后一次戰斗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的指揮下首先闖入敵人陣地,擊斃和用齒輪軋斃很多希特勒匪徒。少校維爾什寧。”

舒拉活著哪!

為姐姐報仇哪!

從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烏里揚諾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熱的戰場上寄來的。

1944年元旦,很響的門鈴聲把我驚醒了。

“這是誰呀?”我納悶地說,開門之后,意外的事就使我愣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覺得他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寬肩,穿著帶有嚴寒氣味的軍大衣。他的臉由于風吹和疾行發紅了,冰霜在他的濃眉和睫毛上融化著,他的兩眼歡喜地閃爍著。

“為什么這樣看呀,不認識我了嗎?”他笑著問。

“我看這是伊利亞·木羅米茨俄國民間傳說中的大勇士來了!”我回答說。

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寶貴的新年禮物。

舒拉也無限地歡喜。他一步也不離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買香煙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樣請求：

“咱們一塊兒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復幾次同樣的話：

“你告訴我,你生活得怎樣?”

“我都給你寫去了……”

“寫算什么呀!你講給我聽吧。人們還照舊給你寫信嗎?你把信給我看看……來,我幫助你寫回信……”

這樣的幫助正是需要的,無數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樣地流來。人們直接給我寫,往卓婭的母校寫,往報館寫,往青年團區委寫。

(七)壯烈地犧牲了

4月20日我在信箱里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戰地郵政號碼,但是地址并不是他的筆跡寫的。我怕拆開這封信,拿著它愣了很久。以后終于拆開它讀了最前的幾行。眼前發黑了。我換了一口氣之后重新又讀,仍是讀不下去。以后用盡所有的力量,咬緊牙,勉強讀完了。

1945年4月14日。

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給您寫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堅毅。

您的兒子、近衛軍中尉亞歷山大·阿那托利維奇在反德國侵略者斗爭中壯烈地犧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獻給我們祖國的自由和獨立了。

我告訴您：您的兒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驕傲。他曾忠實地保衛祖國,他堪稱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僅有的最寶貴的東西——兒女,都獻給祖國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戰役中,舒拉的戰車在4月6日首先強渡了30米寬的水渠,猛轟敵人,消滅了敵人的炮兵隊,炸毀了軍需倉庫,并擊斃希特勒匪軍官兵60人。

4月8日他的戰車首先闖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壘,俘敵350人、完整坦克9輛、汽車200輛,并獲得燃料倉庫一處。在戰斗中,舒拉由戰車指揮員升為中隊指揮員。他雖年輕,但是指揮中隊很勝任,并且在執行一切戰斗任務上都可稱為模范。

昨天他在爭奪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魯定克魯格村落的戰斗中犧牲了。那一村落已經落在我們手里。您的兒子在最前頭的隊伍中間闖入了那個村落,擊斃希特勒匪徒40余人,并軋毀反坦克炮四門。爆炸的炮彈永遠地奪去了您的親愛的,也是我們的親愛的舒拉的生命。

戰爭與死亡是不可分離的,但是死于我們的勝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別惋惜。緊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

(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衛軍中校列蓋札)

……

4月30日我飛到了維爾紐斯,由那里乘汽車到達哥尼斯堡。空虛,周圍的一切都被破壞了。片瓦無存。哪里也不見人影。以后來了一串一串的德國人：他們徒步走著,推著獨輪或四輪小車,載著家產,他們不敢抬頭,不敢正視……

以后涌現了我們的人的洪流,他們是返回故鄉的。他們有乘馬車的,有乘汽車的,有步行的,他們臉上的表情都是歡喜的,幸福的。由這一切都可以看出：勝利并非道遠路遙,它很近了。它就挨著我們了。

舒拉問過我若干次：“媽媽,你怎么想象勝利那一天呀?你以為那是在什么時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么,雪是一樣要融化的,花一樣要開的!”

現在勝利臨近了。這已經是勝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邊,他像活人一樣躺著：容貌是安靜的,明朗的。我沒預料到我們會這樣見面。這實在是超過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后來,我的眼睛不知不覺地離開了舒拉的臉,往上看了看,我看見了另一個青年的面孔。我仔細地看他,可是想不起來過去在什么地方見過他：那時很不容易思索什么,回憶什么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聲地說了。

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4月,當我回到家來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們在高興地談話的那一個晚上。“將軍還親自請我們吸煙哪……我們到烏里揚諾夫斯克坦克學校去……”我仿佛又聽到兒子的聲音了。

“其余的人們呢?”我勉強地問。

沃洛嘉告訴我說,尤拉·布婁多和瓦洛嘉·尤里耶夫犧牲了。他們也像舒拉一樣,沒等到勝利就犧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沒等到這一天就犧牲了!

……

……恐怕我不能有系統地、詳細地把在哥尼斯堡的兩天的事述說出來了。但是我記得人們曾懷著什么樣的敬愛談論舒拉。

我聽見人們的一些話：“他勇敢……是一個謙虛的人,是多好的同志呀!年輕,可是一個真正的指揮員!我永遠忘不了他!”

以后我就回來了。舒拉的坦克的射擊手薩沙·斐基柯護送著我。他一路上像照顧病人那樣照顧我,像兒子那樣關切我；不問我他就猜到了需要做什么。

……

5月5日在諾伏捷維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婭的墳的對面又添了一座新墳。他們死后和生前一樣,仍在一起。

這是勝利之前四天。

5月9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著人像長河一樣流過去：走過的有兒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個整個家庭,全是狂歡的、幸福的。這天天氣晴朗,陽光燦爛!

……

我的孩子們永遠不能再看見藍天了,不能再看見鮮花了,他們永遠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們為了別的孩子,為了在渴望已久的這一刻在我眼前經過著的孩子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訓練提示

《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家喻戶曉的前蘇聯作品。它從一位母親的角度記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己的兩個兒女為了祖國,為了和平,離開課堂,走上戰場,犧牲在敵人的絞架上和戰火紛飛的勝利前夜。他們以自己年輕的生命書寫了什么是英雄,什么是生命的永恒。書中有母親對兒女的親情、惦念、痛苦與欣慰的真誠袒露,情感細膩、自然,生活細節豐富,是一部難得的動人的自述體作品。我們仿佛從中看到了充滿朝氣和堅毅的卓婭,在漫天風雪的夜里,光著腳,身著單衣,帶著滿身的傷痕,在敵人的刺刀威逼下行走在野外；我們看到卓婭脖子上套著絞索,卻仍大聲怒斥敵人,呼喚人民起來斗爭；我們看到年輕的舒拉閃動著溫柔的目光勸慰母親；我們看到身著軍裝的舒拉指揮著坦克屢屢沖毀敵人的堡壘,沖向敵群；我們看到母親望著女兒被處決時拍攝的照片心痛無比；我們看到母親坐在兒子的棺材旁注視著已經離去的年輕指揮官——為了祖國和自由,母親在短短的時間里失去了至親至愛的一雙兒女。她雖有普通人的心痛與悲哀,更有英雄母親的堅忍與胸懷。當時全蘇聯有千千萬萬的年輕人給她寫信要做她的兒女。20世紀50年代,英雄的母親還來過中國,受到我國人民的尊敬。當時,也有不少中國青年紛紛給她寫信表示要向她的兒女學習!

這部作品之所以打動人,應當還有兩點：一是它記錄了真實的時代、人生歷程、人物心理；二是它不僅讓我們看到了英雄人物,也使我們體驗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激起我們反對戰爭的強烈心聲和堅定信念。

值得關注的是,書中不僅寫出了卓婭和舒拉這兩位青年英雄,同時也表現了戰地記者彼得·里多夫及舒拉的同學們等等同樣在戰爭中獻身的英雄們(因為篇幅所限,我們沒能選取這些內容)。正是彼得·里多夫這位《真理報》的戰地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前去采訪,首先報道了卓婭的英雄事跡,起到了在殘酷斗爭中鼓舞人心的作用。然而,他卻犧牲在勝利前夜,是在波爾塔瓦郊外的飛機場,他要看看戰士們如何抗擊來襲的敵機就由掩蔽部下邊跑出來了,他打算寫一篇記事,一切都想親眼看一看。這是一位真正的戰地記者!遺憾的是,他沒能兌現給卓婭母親的承諾：戰后一定寫一部關于卓婭的書。

我想,我們之所以要選擇這部自述體的作品,不只是為了訓練學生們對這類作品的表達技巧,更是為了讓我們的下一代了解歷史,知道今天,感悟責任。

1.應當閱讀全書,了解時代、地域與人物。對卓婭和舒拉有一種全方位的了解,才能熱愛人物,抓住人物,表現人物。

2.把握自述體的語言表達特點。

3.把握母親的心理、心境的變化,應注意分寸,不能基調一沉到底。

4.敘述中的基調、風格應統一,但也要隨不同內容、情緒有微調。

5.表達語速不宜快,因是回憶性質、哀痛心境。

6.注意區別敘述語言與書信內容的表達。書信語言表達也要有人物感。

7.注意作品中人物語言與敘述語言的轉換和有機結合。

8.可將作品語言做適當修改,進行潤色、“移位”等處理。

9.書中的不同人物,都要有相應的語言聲音造型,但重在神似。

　母親：用女中音來表現,聲音溫厚,音色不宜亮,語言內在、多感、穩實。

　卓婭：聲音明亮、有力度,語言堅定、熱烈、內涵深。

　舒拉：聲音年輕、熱情,語言活潑,富于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