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去了鄞州的塘溪。在朋友引領下，走訪了沙耆故居。

一幢經典的老房子。院落，廊檐，木柱子，及其細細節節處的雕刻，顯示出這是戶殷實的人家。與坐落在沙村山坡上的尋常舊宅相比，這幢兩層木結構樓屋，有著獨特的奢華感。不僅是形式上的，更多源自于屋子深處透出的一種精神氣息，一種蒼涼的不屈與高傲。

樓上樓下的墻壁上，到處殘留著主人斑駁的真跡，字和畫。字有中文和法文，顛狂，錯亂，大多無法理喻。但有幾句話分外的清晰：“我是省主席”“我是上帝領袖的上帝”“誰是我最最親的……”畫半抽象，都是些奔馬和裸女。大門進來的院墻中央，一匹紅色顏料畫成的馬，雖經無情洗刷，卻仍呈現著桀驁不馴的奔騰之勢。

涂鴉者是沙耆，一個世俗所謂的瘋子。他曾與畢加索等名家并列參加世界級畫展，如今被譽為東方梵高的人。

確實，他與梵高的命運有著太多的相似。窮困潦倒的生存境遇，精神病的痛苦折磨，對藝術的執迷追求。梵高生前僅賣出過一幅畫，價值區區幾美元。而現在，他一幅作品標價就二三千萬美元。沙耆同樣被漠視。不過是一個能畫畫的瘋子，他的畫，村民隨便可得，然后隨時隨地丟棄。直到風燭殘年，沙耆的畫才如同出土文物般的變得珍稀。然而，這一切已經與他無關。

從故居出來，是一條小弄。那古樸的石板路，沙耆幾十年如一日的踏過。墻上也留著他的墨跡，狂野中，可感覺到某種情緒的發泄。我不禁無比的沉重與困惑。無論中國還是外國，人類的荒謬有時竟會如此的相同。

小弄墻頭蔓延的綠蔭中，掛下兩條帶黃色花蒂的絲瓜。心想，這些美麗的鄉間風物小景，也許曾經都入過沙耆的畫。我抬頭伸手觸摸的一刻，被同行者拍攝下來了。

小絲瓜有什么好照的，還不如去拍我的大冬瓜。一位老農扛著鋤頭，從田間回來。看到我們在拍他院子墻頭的小絲瓜，直率地說。隨著老人的熱情，我們彎進了他的院子，就在沙耆故居的隔壁。

鄉村農家不設防，門就這樣敞開著。屋里很簡樸，只有水泥地上的那只碩大冬瓜顯赫著。起碼有八十多斤重！驚嘆中，大家把它扛出屋外。

拍完照，與老人閑扯。得知他八十歲，身體康健，每天一早就去山上忙活。耕作是老人一生的狀態，習慣了。有事做有寄托，感覺才踏實。日長夜大的冬瓜就是他的希望。

大冬瓜吃不了，腌著，留一些種籽。老人不賣，他說能值幾個錢。沙耆的畫不藏好，實在傻，沒財運啊！沙耆一直說，他畫會發財的，很快就會發財。可誰相信瘋子的話。

老人的感慨，一下子滑入今天來訪的主題。那些原汁原味、散落在鄉鄰間的沙耆故事，聽來是那樣的純粹、真切而形象。

沙耆魁梧，走路如風，腳步邁得大而有力。知道他畫畫，出過國，但那年頭畫有什么用？大家不稀罕。看重的只有沙耆自己。每當村里紅白喜事，他來喝酒，總會送上禮。他的禮就是畫。可誰能掂量出他情之深禮之重？

老人說，沙耆畫馬隨勢。從馬頭開始到落腳，一筆畫成。可憐的是，他缺少紙，常常撿廢紙畫。

沙耆平時不傷人，但有一次動武了。他沒材料畫畫，到村里的學校去討。人家不給，他強要。好像沖突就是這樣起因的。那是一個畫畫天才對畫畫渴望到了極點的舉動，是一個藝術家藝術理想長期壓抑無法實現的狂躁。然而，沒人理解，被當作瘋癥。

也許，沙耆真絕望了。他把在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獲得的兩枚金質獎章扔出窗外。老人給他們娘兒倆送柴來，撿到。看是外國的東西，就交還給沙耆母親。聽說這兩枚獎章，后來國家收藏了，陳列在博物館里。

對境遇的發泄是一時，沙耆的畫筆始終沒有頹廢。

母親在家紡紗織布。沙耆把布剪成一塊一塊，然后拿到溪坑浸濕，涂上肥皂，當作畫布。母親心痛，埋怨他。而沙耆說，布畫上我的畫，就值錢了。母親哪會相信，面對有病的兒子，只是無奈。因為畫畫，才能讓他滿足。

一塊塊色彩斑斕的布是賣不出去了，村民們用來做上山砍柴襪。高端的藝術就這樣被無知踐踏了。

直到沙耆畫在海峽兩岸各大城市展出，直到有人漂洋過海來小村收購他的畫作，直到識貨者花重金把他老屋里的裸女畫連同板壁都搬了去，這里的人才醒悟。原來，瘋子的瘋言瘋語是真的。他一直說自己的畫值錢，他一直說自己很快會發財的。果然。

沙耆寫在墻上的話，看似癲狂，其實有道理。

“我是省主席”。憑他早年參加進步運動的資歷，憑他輝煌的藝術成就，如果沒當省主席，做個省美協主席，我想總可以。

“我是上帝領袖的上帝”。沙耆孤獨。而進入藝術天地，他就成了上帝，上帝領袖，甚至是上帝領袖的上帝。他主宰一切，自由揮灑，在自我意境的大千世界中。即便動亂歲月，歐洲帶來的畫作被付之一炬，他還是在自己房間，畫滿形形色色的裸女。前來抄家的人目瞪口呆。我是上帝，你奈何？

“誰是我最最親的……”。沙耆很明白。他的詰問，是內心絕望的呼喊。妻子是一生的等待。離婚了，他依然天天到村口盼望。裸女與奔馬，交織著對妻子刻骨的愛與恨。

沙耆是癲狂的，又是清醒的；是紛亂的，又是專一的。天才與瘋子大概都如此。有時，所謂常人才昏庸。如一旁老人所言，說沙耆瘋子，我們才是瘋子。這樣好的畫居然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