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黃苗子

【原文】：

一、我已經同幾位來往較多的“生前友好”有過約定，趁我們現在還活著之日起，約好一天，會做挽聯的帶副挽聯(畫一幅漫畫也好)，不會做挽聯的帶個花圈，寫句紀念的話，趁我們都能親眼看到的時候，大家拿出來欣賞一番。這比人死了才開追悼會，嘩啦嘩啦掉眼淚，更具有現實意義。因此，我堅決反對在我死后開什么追悼會、座談會，更不許宣讀經過上級逐層批審和家屬逐字爭執仍然言過其實或言不及其實的叫做什么“悼詞”。否則，引用鄭板橋的話：“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二、我死之后，如果平日反對我的人“忽發慈悲”，在公共場合或宣傳媒介中，大大地恭維我一番，接著就說我生前與他如何“情投意合”、如何對他“推崇備至”他將誓死“繼承我的遺志”等等，換句話說：即憑借我這個已經無從抗議的魂靈去偽裝這個活人頭上的光環。那么仍然引用鄭板橋的那句話：“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此外，我絕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淚。至于對著一個普普通通的、木知木覺的尸體去嚎啕大哭或潸然流淚，則是更愚蠢的行為，奉勸諸公不要為我這樣做(對著別的尸體痛哭，我管不著，不在本遺囑之限)。如果有達觀的人，碰到別人時輕松地說：“哈哈!黃苗子死了。”用這種口氣宣布我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這是恰當的，我明白這決不是幸災樂禍。

三、我和所有人一樣，是光著身子進入人世的，我應當合理地光著身子離開(從文明禮貌考慮，也頂多給我尸體的局部蓋上一小塊舊布就夠了)。不能在我死時買一套新衣服穿上或把我生前最豪華的出國服裝打扮起來再送進火葬場，我不容許這種身后的矯飾和浪費。順便聲明一下，我生前并不主張裸體主義。

流行的“遺體告別”儀式是下決心叫人對死者最后留下最丑印象的一種儀式。我的朋友張正宇，由于“告別”時來不及給他戴上假牙，化裝師用棉花塞在他嘴上當牙齒，這一恐怖形象深刻留在我的腦子里，至今一閉目就想起來。因此，絕對不許舉行我的遺體告別。即使只讓我愛人單獨參加的遺體告別。

四、雖然我決不反對別人這樣做，但是我不提倡死后都把尸體獻給醫學院，以免存貨過多，解剖不及，有礙衛生。但如果醫學院主動“訂貨”的話，我將預先答允割愛。

五、由于活著時曾被住房問題困擾過，所以我曾專門去了解關于人死后“住房”——即骨灰盒的問題，才知道骨灰盒分三十元、六十元、七十五元……。按你生前的等級辦事，你當了副部長才能購買一百元一個的骨灰盒為你的骨灰安家落戶，為此，我吩咐家屬：預備一個放過酵母片或別的東西的空玻璃瓶，作為我臨時的“行宮”。這并不是舍不得出錢，只是因為作為一個普通的腦力勞動者，我應當把自己列于“等外”較好。

關于骨灰的處理問題，曾經和朋友們討論過，有人主張約幾位親友，由一位長者主持，肅立在抽水馬桶旁邊，默哀畢，就把骨灰倒進馬桶，長者扳動水箱把手，禮畢而散。有人主張和在面粉里包餃子，約親友共同進餐，餐畢才宣布餃子里有我的骨灰，飽餐之后“你當中有我，我當中有你”，倍形親切，本是好事。但有人認為骨灰是優質肥料，馬桶里沖掉了太可惜。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會覺得“惡心”怕有人吃完要吐。為此，我吩咐我的兒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隊的農村里，拌到豬食里喂豬，豬吃肥壯了喂人，往復循環，使它仍然為人民做點有益的貢獻。此囑。

莊周說過一個故事：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個人志趣相投，都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于是“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地做了朋友。但不久，子桑戶就死了，孔子急忙派最懂得禮節的子貢去他家幫著籌組治喪委員會。誰知孟子反、子琴張這兩位生前友好，早已無拘無束地坐在死者旁邊，一邊編簾子，一邊得意地唱歌彈琴：

哎呀老桑頭呀老桑頭，

你倒好，你已經先返回本真

而我們卻仍然留下來做人。

子貢一見嚇了一跳，治喪委員會也告吹了。急忙回去找孔頭匯報。姜到底是老的辣，孔子聽了，不慌不忙用右手食指蘸點唾沫，在案上方方正正地畫了個框框，然后指著子貢說：“懂嗎?我們是干這個的——是專門給需要這一套的人搞框框的。他們這兩個可了不得，一眼就識破了仁義和禮教的虛偽性，所以他們對于我們這些圈套都不值一笑。不過你放心，人類最大的弱點是懶，世世代代安于在我們的圈套里面睡大覺。而這些肯用腦子去想，去打破框框套套的人，卻被人目為離經叛道，指為不走正路的二流子、無事生非的傻瓜。他們的道理在很長時期仍將為正統派所排擯的。子貢，放心吧，我們捧的是鐵飯碗，明兒個魯國的權貴陽貨、季桓子、孟獻子他們死了，還得派你去組織治喪委員會。因為再也沒有象我們孔家的人那樣熟悉禮制的了。”(大意采自《莊子·大宗師》)

以上的故事講完，想到自己雖然身子骨還硬朗，但人到了七十歲，也就是應當留下幾句話的時候了，于是寫《遺囑》。

【鑒賞】：

《遺囑》這篇散文很有特點。作者的“身子骨還硬朗”卻留下遺囑，這種矛盾現象本身就具有諷刺意味，作者寫遺囑的原因是在對世風習俗的不滿，這種迫使健康人寫遺囑的習俗是多么不合理、多么可笑啊!作者以寫遺囑這一新穎形式(也有可能這不單純是文學作品，盡管這種推測未免有些歹毒)簡潔而明快地向世界宣布自己的安身之后的計劃，幽默詼諧而略帶自嘲的意味，在這種明朗筆調中寫自己的遺囑，確是驚世駭俗；而變本加利的是，在這種令人賞心悅目、心情開朗的氣氛里，飽含著對社會陋俗的調侃，對各種常見但卻是別人熟視無睹的倫理、道德上的弊習，也進行了毫不客氣的嘲弄和揭露，發人深省。作者顯然是別具匠心地安排了這篇散文的寫作，遺囑是自己的，但是，只要喚起眾多的知音的努力，那么，這又何嘗不是陳習陋俗的“遺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