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于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于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于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于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飽汝。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這篇亭記，是作者任徐州知府時所作，文末注明為元豐元年(1078)十一月初八日。當時，山林隱士張天驥因草堂被淹而遷居東山，在那里建亭放鶴，自娛情懷。蘇軾與其交游甚歡，便揮筆為放鶴亭寫了這篇題記。全文圍繞著隱居之樂遠勝于南面為君之樂這一中心，寫得變化跌宕，波瀾層出，如前人所說：“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全文共三段。首段敘述亭的修建及命名的緣由。作者先言亭主遷居后覓得異境，作亭其上，點出題中“亭”字。至于境有何異，再分兩層補敘，并注意將亭和境處處關聯：一層寫地勢之異，交代出亭的位置：“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二層寫風景之異，描繪了登亭所見：“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在如此奇異優美的背景上，作者寫張天驥亭中放鶴，并趁勢點出亭名。至此，題中“放鶴亭”三字便一一得到照應。這一段文字，既揮灑自若，錯落有致，又緊扣題目，不蔓不枝，渲染出濃郁的山林隱逸之趣，顯示了作者精到圓熟的敘事筆法。

蘇軾為人處世，向來是超然物外，以求悠然自得。因此，張天驥隱居山林、放鶴自娛、不為外物所羈的情趣，自然會引其共鳴。第二段，他便集中筆墨，寫其與張天驥亭中飲酒時關于隱逸之樂的內心感觸，構成全文的主干。

作者首先“立片言而居要”。指出隱居的樂趣，就是貴為君主也無法與之相比。隨后，文章即緊切鶴字，扣住亭主的隱士身份，將這一主旨盡情加以發揮。他引用《易經》、《詩經》中關于鶴的描寫，說明因其具有“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埃之外”的特點，“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可以從中得到一種超脫塵俗的情感寄托，體驗到隱逸生活的樂趣。在這種正面議論之后，作者筆鋒一轉，牽出衛懿公因好鶴而亡國的故事，用以反襯隱士之樂的可貴。與劉伶、阮籍同游于竹林的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既然一旦步入仕途，山林之樂便不會再有，那么身臨君位之人，成天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就更不能隨意游山玩水、賞心悅目了，否則便只有重蹈衛懿公的覆轍，荒疏國事，招惹禍患，以致身死國滅，那又何樂之有呢?

作者此處反襯筆法的運用，使文章的主旨得到了清楚的闡釋。在常人看來，若繼續寫下去，便似乎有點難以為繼了，但作者卻以敏捷過人的才思，忽從題外拈出個“酒”字，使其作為鶴的倍襯，將文意進一步深化。對于君主來說，酒是荒惑敗亂之物，故而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篇，或告誡后輩，或用以自警，都唯恐因避之不遠而禍及身家性命。然而對于劉伶、阮籍那樣的隱士來說，酒卻可以保全真性，名揚后世。相比之下，可見隱士之樂了。這段議論，初看似乎離題甚遠，若細加體味，卻能見出作者用心之深，章法之嚴。它并非是一處游離于全文之外的無根之筆，而是從上文“往見山人，飲酒于斯亭而樂之”的“酒”字生發而來，經過一段迂回蕩漾，最后又仍然歸結到隱居賞鶴之樂上面：“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于鶴乎?”這樣，“隱居之樂，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的主旨，就通過另一個方面的陪襯，得到了更為透辟的發揮：所謂隱居之樂，樂就樂在超然物外、清遠閑放、逍遙自得、灑脫不羈。這一段議論，既是對亭主處世態度的寫照，也是對自己內心世界的揭示。它顯得文思開闊，筆力奔放，變化多姿，收縱自如，極見作者功力。

在前兩段敘述、議論的基礎上，作者以放鶴、招鶴的歌詞構成第三段，作為全文的收結。歌中描繪白鶴飛翔云天、棲居山林的種種神態，贊美亭主簡樸悠游的生活情趣，都給全文增添了不少飄渺超脫的隱逸氣氛。這既是對首段敘事的呼應和補充，也是對第二段的議論所做的情緒上的烘托;特別是最后“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一句，更是暗寓作者與子偕隱的深意，顯得言近而旨遠，具有一種余波蕩漾、清音不絕的藝術效果。

這類樓臺亭閣的題記，在蘇軾集中為數不少。它們大都夾敘夾議，繪景抒情，不拘一格，任意揮灑，在描述名勝建筑的同時，寄寓著作者對于人生意義的探求和理解。此文所贊賞的隱居之樂，它所傳達出來的希冀擺脫塵世間種種束縛的出世意念，不僅表現了作者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志趣，而且還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衰頹時代，知識分子建功立業的理想已經徹底幻滅，從而他們立身處世的興趣，也就由外部世界的縱橫馳騁轉向了對隱逸之樂的內心體驗。這是他們唯一能夠自我把握的東西，無怪乎蘇軾要把隱逸之樂高高地抬在南面為君之樂上面了。這種思想和情緒，對于當時的封建秩序，無疑是具有潛在的破壞性的因素和作用的，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放鶴亭記》，也許更能理解其思想上的深刻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