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要有其田

孫中山

學生諸君：你們這次畢業，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這是我們國民黨做農民運動所①辦的第一件事。我們從前做革命事業，農民參加進來的很少，就是因為他們知識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國家大事，所以對于國家很冷淡，不來管國事。你們畢業之后，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首先便要一般農民知道對于國家有什么責任，農民所仰望于國家的有什么利益。這個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個人民為主體的國家。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來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大家能夠擔負這個責任，聯絡一般農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動，不顧成敗利鈍，來做國家的大事業，這樣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諸君在這地學了幾個月，知道我們革命，是要根據三民主義。大家到各鄉村去宣傳，便要把三民主義傳到一般農民都覺悟。農民在中國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數，所以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極大階級。要這個極大階級都能夠覺悟，都能明白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徹底。如果這個極大階級不能覺悟，來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革命在一時成了功，還不能說是徹底。大家到鄉村去宣傳，有什么方法可以講明白三民主義，令一般農民都覺悟呢·要一般農民都容易覺悟，便先要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農民才注意。如果開口就是講國家大事，無知識的農民，怎么能夠引起興趣呢·先要講農民本身有什么利益，國家有什么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于農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大家都知道，中國把社會上的人，是分成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比較起來，最辛苦的是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擔負國家義務最重的也是農民。在農民自己想起來，以為受這種辛苦，盡這種義務，這是份內應該有的事;這種應該有的事，是天經地義，子子孫孫不能改變的;祖宗業農，受了這種辛苦，子孫也應該承繼，來受這種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樣。這種思想，是從前的舊思想。我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就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思想;就是要一般農民，不要從前的舊思想，要有國家的新思想。有了國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脫離舊痛苦。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夠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現在許多人都說中國的農業社會和俄國不同，從前俄國有大地主和農奴，地主和農奴的財產，過于不平均;現在中國沒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一般農民，這般小地主和農民的財產，同俄國地主和農奴的情形比較起來，還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講，這是講得過去的。但是切實調查起來，用中國現在的情形和俄國從前的情形比較來說，是中國的農民享幸福些呀，還是俄國的農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國的小地主專制些呀，還是俄國的大地主專制些呢·依我看起來，從前俄國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幾百萬方里，甚至于幾千萬方里，那些大地主對于許多農奴，自然不能精神貫注;因為精神貫注不到，待遇農奴自然是很寬大。我們這些小地主，總是孳孳為利②，收起租來，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刻薄。農民所受的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確，還要等到你們再去調查。就我個人的心理比較，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要小，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厲害得多。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地，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對于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作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中，除農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仿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我們此時實行民生主義，如果馬上便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到農民，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現在都是稍為明白事體的人，對于國家大事，都很有覺悟，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沖突，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要免去現在的沖突，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大家此時便要對農民去宣傳，把農民的痛苦講得很清楚，讓一般農民都知道。農民只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覺悟;農民有了覺悟，自然要來向政府求救，解除他們的痛苦。好象近來我們在香山舉行農民運動，要解除農民的痛苦，便有許多農民向政府說：政府既是要解除我們的痛苦，為什么政府反向我們加抽沙田捐③呢·這豈不是加重我們的痛苦嗎·象這個樣子，我們農民的痛苦，究竟要怎么樣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了這種問話，一時便不容易答復。再者，現在這個革命政府，有很多軍隊，我們要維持目前這樣多的軍餉，便不能不多抽稅。這種稅源，都是從窮人來的，富人所受的負擔很少。如果不講明白，農民還不知道，若是現在講明白了，農民都知道很痛苦，他們一定來要求免去這種痛苦。所以你們在宣傳的時候，一定發生許多情形，是自相矛盾的。對于這種矛盾，要用什么方法去解決呢·就是要農民全體都有覺悟，如果全體農民都能夠覺悟，便有方法可以解決。譬如廣州一府的農民，能夠全體覺悟起來，便可以聯絡成一個團體，廣州的農民都可以聯絡起來，便可以解除廣州府農民的痛苦。推到廣東全省農民的情形，也是一樣。所以當宣傳的時候，有了以前所講的矛盾，發生了那種沖突，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法，便是先勸農民結團體。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的手內。如果由一省的農民推到全國的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農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辦法：政府便可以靠農民做基礎，對于地主，要解決農民問題，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租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象這樣的辦法，馬上就拿來實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動力。所以此時大家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只能夠說農民的痛苦，教他們聯絡的方法。先自一鄉一縣聯起，然后再聯到一府一省，以至于全國。當聯絡的時候，還是要農民自己去出力;不過要怎么樣出力的方法，就要你們指導。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不被別人奪去了。現在農民的勞動結果，在農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象這種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從前沒有工夫做發現這種不公平的宣傳，這回的宣傳是第一次。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真是為農民謀幸福。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來，同政府合作，才有辦法。此時農民沒有聯絡之先，便要暫時忍耐，將來才可以享幸福。要農民將來可以享幸福，便要望諸君趕快去宣傳聯絡。農民都聯絡了之后，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成功。

(1924年8月23日)

選自《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注釋〕　①農民運動所：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舉辦，第一屆于1924年7月3日開學，這是孫中山在農講所畢業典禮上的演說。　②孳孳(zī)為利：孳孳，勤勉不懈之意。指勤勉不倦地追求利益。《孟子·盡心上》：“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③沙田捐：行于廣東，沿海地區因漲沙而形成的田，稱為沙田。沙田捐是在正稅之外，每畝加征二錢，由地主和佃農按主八佃二分攤，用途為防務和開墾海灘。〔鑒賞〕　在本文中，孫中山主要圍繞宣傳、教育、組織農民而論，闡述革命徹底成功的基礎是農民，解決農民問題的辦法在于“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的土地主張，是民生主義核心內容之一的“平均地權”。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牢牢地束縛著廣大農民。為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孫中山在“平均地權”的基礎上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作為當時解決土地問題的基本綱領。他認為只有實行“耕者有其田”，才能解決當時嚴重的民生問題，認為“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于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99頁)。國共合作后，更是突出強調這一口號。孫中山在早年的革命生涯中，主要的依靠力量是華僑、留學生、會黨和新軍等，輕視了農民的作用。十月革命后，他對自己早年領導革命失敗的教訓進行總結，逐漸認識到農民的革命作用，認為“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強調“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只有“農民全體都有覺悟”，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我們的革命才能成功”。因此，國民黨的任務就是要用三民主義去宣傳、教育農民，提升其覺悟，而“要一般農民都容易覺悟，便先要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講農民本身的利益，農民才注意”。而農民的根本利益無疑是土地問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孫中山以巨大的震動和啟發。通過對中俄兩國農民狀況的深入比較，認為“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要小，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厲害得多”。借鑒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孫中山認識到“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地，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對于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所以，中國“現在革命，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但是，在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中，對馬克思階級斗爭的思想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其并不能解決民生問題，主張用“和平”的手段去解決民生問題。孫中山并不主張耕者平分地主的土地，只是反對地主占有土地，對農民進行封建剝削。他的這一思想反映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他認為這樣對待地主，才能逐步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因為國家可以通過征收地價稅，以幫助農民得到土地。地主自然反對，那么政府“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租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但是，孫中山認為即便像“這樣的辦法，馬上就拿來實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動力”，更不用說“仿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因此，對于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他認為“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損失，這種辦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孫中山在“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實施上，反對立即將地主的田地分配給農民這種激烈的做法，他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漸進路徑，變革封建土地私有制。主張通過國家調節的方法，即對地主的土地通過國家征稅，有償地變為國家所有，達到限制地主的地租收入，同時讓貧民有田可耕，從而緩和階級矛盾，遏制社會動蕩，使社會和經濟順利發展。但由于孫中山的這一土地綱領，只是間接地對地主抽重稅，最終又沒有明確怎樣讓農民得到土地，也無從滿足農民迫切要求掙脫封建桎梏和獲得土地的要求，這就決定了“耕者有其田”難以真正付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