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明代兵法·讀史方輿紀要》原文鑒賞

[原文] (節選)

總 敘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間。子于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后有起者，考求險要，辯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鏤之細。予也未嘗訴江河，登恒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聵聵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余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 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于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嶁之邱、汛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崍之道、太行之山; 無景之溪、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墻，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暫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鳥足與言地利哉! 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于神明不測之心; 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 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于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 不變之體，而為至變之用; 一定之形，而為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后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為最高。彼豈嘗求之于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于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于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

曰：“何可廢也! 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 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 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司，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為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于臨時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嘗于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于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為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狹，而后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曾瞞之智，猶惕息于陽平;武侯之明，尚遲回于子午。乃謂求地利于臨時，而不求地昨于平日，豈通論哉! 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資于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 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 奇正斷于胸中，死生變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為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于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于仆夫云爾哉! 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

“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干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找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為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 則疆域之盤錯、 山澤之巧匿， 與夫耕桑水泉之利、 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沖，鋤強暴; 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 皆將于吾書有取焉耳。”

“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

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于鄉導，夫然后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異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采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為一十八部，分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鑒賞]

《讀史方輿紀要》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愛國學者和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輯著的一部歷史地理、軍事地理名著。全書130卷，輿地要覽圖36幅、沿革表35份，共280多萬字。現有嘉慶十七年龍氏刻本、中華書局重印商務《萬有文庫》本等版本行世。清人許鴻磐作《方輿考證》100卷，對顧書有所補訂。

顧祖禹 (公元1631年—公元1692年，一說公元1624年-公元1680年)。字瑞五，號景范，自署為常熟人(因從母氏)，實則世居無錫宛溪，故自號宛溪，人亦稱宛溪先生。明亡后，隨父移家常熟，隱居不仕。他憤恨明末官吏腐敗無能，有“關河天險”而不能守，于是在十分貧因的生活條件下，用21年時間(29～50歲)，博覽群書，考證史事，參考“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方志，并實地考察許多地區，將歷史與地理結合起來，寫成了《讀史方輿紀要》。

這部巨著以中國朝代更迭的歷史為縱線，以明代國土疆域和行政區劃為輪廓，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我國周邊地域、各要塞城堡的歷史沿革和地理形勢，歷代郡縣的變遷和各地的山川險要、戰守形勢，是研究我國歷史地理和古代軍事史的重要文獻。該書問世后一直為兵家所重，被譽為“千古絕作”、“古今之龜鑒，治平之藥石”，近代有名的改革者梁啟超稱贊該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學”，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讀史方輿紀要》的主旨是在于使時人與后世看清地理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所謂方輿，就是指地理形勢。該書綜記“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其核心就是在于闡明地理形勢在軍事上的戰略價值。它指出，戰守攻取應以分析地理形勢為基礎，無論“起事”之地，或“立本”之地，都須“審天下之大勢”而后定，否則，不免于敗亡。如“立本”之要在于擇都，拱衛首都乃是軍事建設的重心。以明代北京為例，主張多層設防：近畿三輔;內三關;薊州(今天津薊縣)、宣府(今河北宣化)、保定三點相互為援;九邊(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與三衛(今河北東北部、長城外及遼寧西部一帶)，以及三齊(今山東淄博、平度、泰安一帶)、秦晉之地，皆需駐兵，構成多層藩籬。該書歷代州域形勢部分，綜述了明以前各代州郡位置、形勢，及其與用兵進退之策和成敗的關系。各省方輿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區分述十五省的府、州、縣形勢與沿革、區劃，以及各處歷代所發生的重要戰爭。這兩部分形成歷代地理形勢、沿革、區劃與戰史渾然一體的獨特風格，構成全書的主體。輿圖要覽部分，實為明代最完備的兵要圖籍，由概況說明、圖、表組成。概況說明，總論天下大勢、分論各省形勢、山川險易、物產戶口、邊腹要地設防、兵員糧餉等情況;地圖、除一省一圖外，另有總圖、京師圖、九邊圖說、河海漕運圖等;表、列有府州、縣，山川險要，衛、所、關城的沿革、方位、區劃、財賦、丁差、民情。作者之所以要綜述如此浩繁的內容，正是因為這些內容“皆不可以不知也”。認識地理形勢的重要性，“世亂則由此而佐折沖(即制敵取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可以說是顧祖禹成書的根本目的。《讀史方輿紀要》論述人與地理形勢的關系時，強調重在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它指出，盡管地理形勢十分重要，但它的本身并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同一地形在不同情況下會起不同的作用，因此決定戰爭勝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地形。作者以函關、劍閣這兩處“天下之險”為例，在分析戰國、秦末和三國蜀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教訓后，得出了“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增樓之邱、泛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水朽株，皆可以為敵難”的結論。這就是說，如得其人，到處有可以利用的地形; 如不得其人，哪怕有高山大澤和固若金場的城池作依靠，也是注定要敗亡的。因此，作者強調“設險以得人為本”，不能只憑地利決定勝敗;要求明白“險易無常處”之理，靈活運用地形。

《讀史方輿紀要》還對如何了解和運用地理形勢提出了可取的見解。作者認為，了解地形貴在“先知”，即預先對地理情況有個全面的了解，這是善用兵者的前提。他說：“先知馬陵之險，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狹，而后可以決勝趙之計。”“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只有平日掌握了“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的基本情況，理順了它們相互間的關系，臨時再借助鄉導，這樣才不會上敵人的當。“先知”的具體辦法是書本與鄉導相結合，先從書本上把所有形勝、險易情況基本摸清，對“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灼然知之，而后廣泛借助于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這里作者在肯定孫子“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的同時，也肯定了地理書的重要作用，指出“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在對地理形勢的運用問題上，作者指出用兵貴在隨機應變，而不能受地理的束縛。他說：“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于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他對蒙古人靈活運用地形、不可捉摸的用兵方法極為贊賞，認為“其武略比往古為最高。”主張對千秋不易的城廓山川，要做到“不變之體，而為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為無定之準”。

《讀史方輿紀要》也還存在不足之處： 一是它對于舊籍中的錯誤記載，沒有能夠都給予糾正，亦不免間有失裁之處;二是作者生逢明亡不久，深懷故國之思，因此過于強調地理因素對于朝代興衰存亡的意義和作用，進而深詆“《明一統志》于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于山川條列又復割襲失倫，源流不備”，也未免過當;三是書中錯誤的地方亦自不少。誠然，作為一部規模浩繁的地理巨著，也在所難免。